吴起的刹那芳华

吴起的带兵风格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吴起的带兵风格，看上去和司马穰苴很像，和士兵同甘共苦，一切吃穿用度都比照着最低一级的士兵标准。行军的时候，吴起既不骑马，也不乘车，还和普通士兵一样背着粮食。

这里需要做一点补充交代：魏国的精锐部队，称为“武卒”，很可能就是由吴起创建的。《荀子》有一篇“议兵”，讲过武卒的装备和军事素养：身上的盔甲是三件套，已经不轻了，随身携带一张强弩，箭袋里边装满 50 支箭，箭袋上面放着长戈，武卒还要戴头盔，佩短剑，背着三天的粮食，半天时间内可以急行军一百里。

也许武卒刚刚创制的时候，标准还没有这么高，但至少行军的时候，负重不仅仅是那一点粮食，还有很重的武器装备。我们可以由此推想吴起的运动量，士兵有多辛苦他就有多辛苦。

回到《资治通鉴》，吴起还有更加惊人的表现：士兵当中有人生了疮，吴起会亲自为他吮吸伤口的脓血。这名士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忍不住哭。有人问她：“你儿子只是普通一兵，将军大人能亲自给他吮吸伤口的脓血，这是何等的关照，你为什么反倒哭起来了？”这位母亲回答说：“往年吴将军也给孩子他爹吸过脓血，他爹打起仗来特别能拼命，结果战死了。吴将军如今又在这样对待我儿子，我儿子恐怕也要死在战场上了。”这位母亲形容孩子他爹作战拼命，原文是“战不旋踵”，直译的话就是打起仗来不转脚后跟，也就是只知道往前冲，不知道往后逃。

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又很了解吴起的为人，会觉得吴起这不过是在邀买人心，忽悠别人为自己卖命，来成就自己所渴望的功名。吴起打的这些仗也都不是什么正义战争，无非是帮主君抢地盘而已。所以，吴起给士兵吮吸脓血，本质上和吮痈舐痔没多大区别。

庄子狠狠讽刺过这种为了功名富贵不嫌恶心的人，说秦王有病求医，给吮吸脓血的赏赐一辆车，给舔痔疮的人赏赐五辆车，谁干的事更恶心，谁得到的赏赐就更多。（《庄子·列御寇》）

但如果站在士兵的角度，和主帅一起在枪林弹雨下冒险，天天看着主帅如何跟自己同甘共苦，甚至给自己吮吸脓血，要是还不被感动的话，就太不近人情了。吴起就算是装出来的，就算心里一直骂娘，但能装到底，装的也就和真的一样了。更重要的是，其他将军没人这么做。

从兵法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稳定军心，调动士气的技术问题。用《武经总要》的概念，叫作“抚士”，意思是抚慰军心。

北宋在整理“武经七书”之前，还由丁度和曾公亮两位重臣主持编撰过一部军事巨著，叫作《武经总要》，“抚士”是书里一个单独的主题，列举了历代名君名将都是怎么抚慰军心，激发士气，让军队在打仗的时候敢去拼命的。

吴起吸吮脓血的事例最突出，在他之前从没有人能做到过这个份上。而在吴起以后，不乏有人学习他的榜样，最突出的就是唐太宗。当然唐太宗受的苦远没有吴起多，但一来他的身份太高贵，只要稍微降低一点姿态就很能激荡人心，二来他的表演能力很强，比吴起更会做样子。

拿破仑与霍去病

历史上，貌似有人做得比吴起更感人，更极致，比如横扫欧洲的拿破仑。今天我们在巴黎的卢浮宫，能够很直观地看到这个更感人，更极致的场面，那是一幅超大尺度的油画。画的是拿破仑亲自去雅法城的隔离点探望一批感染了瘟疫的士兵（Napoleon Visiting the Plague Victims of Jaffa, Antoine-Jean Gros, 1804）。

从画面上看，这些士兵的样子被瘟疫折磨得很吓人，有的人趴在地上，好像已经死了。拿破仑的副官躲在主帅背后，小心地用一块布捂住口鼻，神态又是畏缩，又是嫌弃。只有伟大的拿破仑若无其事，甚至摘下来手套，用赤裸的手直接接触病人的身体。

这场面太惊人了，毕竟当时的瘟疫不但传染性强，而且死亡率高，无药可治。在画家的妙笔之下，拿破仑就是这样直接站在死神面前，以战神的姿态挑战死神，所以这幅画在当时给人带来了无限的勇气和安慰，也大大提升了拿破仑的声望。

谁不愿意给这样的统帅卖命呢？

这幅画唯一的缺点是：内容纯属虚构。

事实上，拿破仑非但没有去亲自探望那些士兵，反而下令毒死他们。大约有 50 人左右被强制服下了毒药。而真正神奇的是，其中有 7 个人不但挺过了瘟疫，也挺过了毒药，幸存了下来。

拿破仑下毒的事情在社会上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于是，为了打击这些所谓的谣言，挽回自己的光辉形象，拿破仑这才找画家定制了这幅巨型宣传画（Insects, Disease, and Military History: The Napoleonic Campaigns and Historical Perception, Robert K. D. Peterson, 1995）。

拿破仑并不是孤例，说回中国历史，汉武帝的名将霍去病，从小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从不懂得体恤下级士兵。霍去病在行军打仗的时候，自己不但要吃好喝好，还要玩好，完全不管士兵的死活。汉武帝很疼他，会在他出征之前专门给他准备很多好米好肉，装满几十辆大车。如果换作司马穰苴和吴起，一定把好东西都拿出来分给士兵。

但霍去病根本想不到这些——反正都是皇帝给我一个人的，就算我吃不完，也轮不到别人吃。所以等他打完仗，回到京城的时候，那些好米好肉会浪费很多，士兵们却还在饿着肚子。（《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但没办法，论起打匈奴的战功，霍去病可以排在所有名将之上。

不是我要故意抬杠，至少这些历史可以让我们知道，吴起的治军风格并不是唯一的一条通往成功之路，冷酷而虚伪的统帅其实也可以赢得军心和民意，百战百胜，走上功名利禄的顶峰。

成功之路显然没有一定之规。只不过拿破仑、霍去病的成功无法复制，成功经验也没人学得来，而吴起是特别可以被拿来效仿的。就像写诗，李白没法学，但杜甫可以学。

怎么激励士气

吴起的兵书《吴子》有一篇“励士”，顾名思义，谈的是怎么激励士气，和《武经总要》的“抚士”是一个意思。这一篇讲到激励士气的意义，有几句很精彩的话，原文是：“发布号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成语“兴师动众”就是从这里来的。

吴起的兵法纲领，如果一言以蔽之，精华就在“励士”两个字上。一切制度设计也好，赏罚严明也好，同生共死也好，亲力亲为给士兵吮吸脓血也好，都是为了提振士气。只要士气够强，人人都敢拼命，那么一切阴谋诡计、天时地利都是多余。

吴起打过一个比方，说好比上千人围捕一个死刑犯，把他堵住了，但谁也不敢轻易下手去抓，就怕这个人亡命反扑，伤到自己。吴起的原话是：“一人投命，足惧千夫。”而兵法的意义就在于，把一支军队变成一个听从指挥的亡命之徒。如果我们相信《吴子》里边的内容没有夸大其词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魏武侯给了吴起 5 万人，吴起带着这 5 万人，把他们变成亡命之徒，大破秦军 50 万。

这样的战绩也许会让你觉得吃惊，但这还不算什么，《吴子》一书概述吴起为魏国立下的战功，说他和诸侯打过 76 场大型战役，全胜 64 场，平手 12 场，从没有败过一仗，给魏国拓地千里。可惜当时留下的史料太少，我们很难断定这些内容的真伪。不过，魏国确实是战国初年崛起最快的一个国家，一度成为天下第一强国，吴起当然功不可没。

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

魏国国家总理的岗位出现空缺，这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当初魏文侯手下所有的能臣干将，诸如魏成、翟璜、李克、吴起、西门豹，你都已经很熟悉了，但这一次上位的是一个前所未见的人物：田文。

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

这位田文，并不是著名的孟尝君田文。我们对这位田文的履历一无所知，自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能有上位的资格。但吴起显然清楚得很，所以直接去找田文，当面和他比业绩，比能力，各种不服气。

吴起问道：“统帅三军，让士兵敢打敢拼，让外国不敢打我们魏国的主意，这方面到底是您更厉害呢，还是我更厉害呢？”田文坦率回答：“我比不上您。”吴起又问：“统领各级干部，安定魏国百姓，充实国家储备，这方面到底是您更厉害呢，还是我更厉害呢？”田文依旧坦率回答：“我比不上您。”吴起又问：“镇守河西，让秦国不敢东进，让韩国和赵国拿我们魏国当大哥，这方面到底是您更厉害呢，还是我更厉害呢？”田文还是那句话：“我比不上您。”吴起的 3 个问题，涵盖了军政、民政、财政、外交。所谓国家大事，也不外如此了。所以吴起很不服气，继续问田文说：“您既然样样都不如我，凭什么是您做了总理，而不是我呢？”问题问得很直接，很在理，也很尖锐。

在我们的常规认识里，田文应该被这一连串问题问得哑口无言、恼羞成怒才对，但恰恰相反，田文竟然好整以暇，反问吴起说：“现在主少国疑，大臣们心思活络，老百姓对新政府缺乏信任。这种特殊时期，您觉得，国家总理的位子，是给您更合适呢，还是给我更合适呢？”这层道理是吴起完全没有想到的，所以吴起沉默了好半天，终于接受了现实。前边讲过，魏国一向用人唯贤，谁有能力谁上，不搞论资排辈和裙带关系，所以吴起原先的不服气在魏国的传统里完全合情合理。田文并不否认这一点，只是提醒吴起一个道理：特殊阶段需要变通。

这个特殊阶段，就是所谓“主少国疑”。

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上，主少国疑是一个特别常见的政治困境，年纪太小的接班人镇不住场面，这种时候很容易发生政变和叛乱，稍有疏忽就会改朝换代。其实不要说一个王朝发生新旧权力交替，就算是今天的一家小公司里，某个部门更换领导，也会引发出类似于“主少国疑”的局面，人心不稳，每个人都不确定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喜欢确定性，厌恶不确定性，这是亿万年的进化史写进我们基因里的心理定势，很难改变，所以熟悉的永远都是好的，陌生的永远都是坏的，所以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所以故土难离，所以安土重迁，所以人很难跳出舒适区……

举凡这种时刻，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把陌生迅速转换为熟悉，制造平稳过渡。

先求稳定，再求发展。这种时候，如果在人事安排上搞成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话，就很容易引发崩盘。

过渡期的重点，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以吴起这种上进心爆棚的人，一旦上位，肯定要大刀阔斧搞改革，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大的业绩。这就必然导致人心惶惶，把原本就已经不稳定的局面变得越发不稳定了。人们对吴起还会有一种担忧，生怕他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狠角色，一有机会就会篡位。

所以在这种敏感的过渡时期，稳定，而非发展，会成为政治的第一要务，必须有老成持重、德高望重的人来镇住场面，资历因此绝对比能力重要。吴起只是过于急功近利了，其实他只要多有一点耐心，熬过这段过渡期，就不难凭能力说话，把田文取代掉。

针对吴起的一场阴谋

久之，魏相公叔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起为人刚劲自喜，子先言于君曰：‘吴起，贤人也，而君之国小，臣恐起之无留心也，君盍试延以女？起无留心，则必辞矣。’子因与起归而使公主辱子，起见公主之贱子也，必辞，则子之计中矣。”

如果我们从现有的材料来判断公叔和吴起的能力，那么毋庸置疑，公叔实在乏善可陈，不明白他是怎么能够上位的。而吴起是当时第一流的人才，一旦没了吴起，魏国的实力一定会严重减损。

那么，国家利益和个人权位孰轻孰重呢？公叔像那个时代里的多数人一样，果断选择了个人权位。

和吴起公开翻脸显然并不明智，所以公叔要做的，是不着痕迹地离间吴起和魏武侯的关系，让吴起主动离开魏国。这个目标听上去很难实现，但公叔身边有一个富于心计的仆人，帮主人想出了一条妙计。

人类的一切阴谋诡计，基本都要满足以下 3 个条件：第一，针对特定的局面；第二，针对特定的性格；第三，利用特定的资源。

当下的特定局面，又可以分成 3 点：

第一，人才流动性极高，不但外国的人才会来魏国效力，魏国的人才也不难跳槽到外国去；

第二，吴起虽然是魏文侯时代的能臣干将，但魏文侯从一开始对他就不太放心，现在政权交接，吴起和魏武侯之间更不存在多少信任基础；

第三，当初吴起去找田文比功劳，这件事应该没法保密，所以吴起对自己的待遇有相当多的不满，魏武侯不会不知道。

再看吴起的性格，公叔的仆人有一句概括，原话是：“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大意是说，吴起廉洁自律，珍惜名声。这两点明明都是优点，但优点也可以转化为劣势。怎么转化，那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利用特定资源了。

这个资源，就是公叔的妻子。

公叔的妻子是魏国公主。既然公叔可以娶魏国公主，吴起为什么不可以呢？貌似不但可以，而且很应该，很必要。

于是公叔这样去跟魏武侯讲：“吴起是个能人，但我们魏国太小，我担心吴起不会死心塌地为我们魏国效力。我看，主君不妨提议和吴起结亲，把公主嫁给他，试探他的反应。如果他的心思不在魏国，不想留下来的话，一定会推辞这门婚事的。”接下来还要再设一个圈套：公叔和妻子商量好，在吴起面前做一场戏，让妻子当着吴起的面狠狠羞辱自己。

公叔从之，吴起果辞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惧诛，遂奔楚。

于是吴起看到，公主骄横跋扈，当着外人的面都可以不管不顾地羞辱丈夫。这种婚姻生活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嘛，你公叔受得了，我吴起受不了。所以，等吴起听到魏武侯提亲的建议，说要把公主嫁给自己的时候，果然心里发憷，推辞不干。

就这样，魏武侯认为吴起心思活络想跳槽，对他的态度自然变了。吴起感受到魏武侯的态度变化，生怕再呆下去会遭遇不测，就真的离开魏国，投奔楚国去了。

《资治通鉴》没有记载的是，吴起在离开西河郡的时候，忍不住边哭边说：“这片土地不久之后就要被秦国夺去了啊。”（《吕氏春秋·长见》）后来果然如他所言。

前边讲过，魏文侯和秦国争夺河西之地，夺过来之后就设置了西河郡，派吴起在西河郡兼管军政和民政，职务叫西河守。对于吴起来说，西河郡是他建功立业的地方，难免割舍不下。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在这件事上，最失策的人不是吴起，而是魏武侯。魏武侯就算中了公叔的计，怀疑吴起的忠诚度，至少也应该在联姻不成之后另想办法留住吴起。办法总是有的，既然吴起渴望功名，那就给他足够的尊荣好了。

后世的君主想通了这层道理，所以才会在实权职位之外设置荣衔——其实魏文侯对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的礼遇，就相当于给了他们荣衔，他们虽然在政府里边没有任何职位，更没有任何实权，却是魏文侯的老师和朋友，谁也不敢小看他们。

吴起作为前朝老臣，完全可以被魏武侯尊为师长，给予至尊无上的礼遇，既可以安了吴起的心，又可以避免让吴起和田文、公叔争夺实权，何乐而不为呢。

吴起想要满足的，不过是自己的虚荣心而已。这样的话，即便魏武侯始终猜忌吴起，始终怀疑吴起的忠诚，至少也能保证吴起这样的顶级人才可以一直被困在魏国，不会被其他国家所用。

道理分析到这一步，肯定有人想问：既然不能重用吴起，杀掉他岂不是一了百了？这就像后来商鞅在魏国，魏国总理在国君面前举荐他，还郑重叮嘱说：“如果不能重用他，一定要杀掉他，以免这样的人才为外国所用。”

但吴起跟商鞅可不一样，当时的商鞅既没有名声，也没有业绩，杀就杀了，没人会在意，而这个时候的吴起已经名满天下，一旦被杀，哪还有人才会投奔魏国呢？

不过，在苛责魏武侯之前，我们也必须想到的是：人类的每一点知识、经验和智慧的积累，往往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魏武侯所能够掌握的政治经验里边，联姻几乎就是笼络外姓人的唯一办法。整个周朝就是这样，同姓都是一家人，可以不说两家话，但对于异姓的功臣和有实力的人，想都不想就要联姻。

一个王朝也好，一个诸侯国也好，本质上就是一个家族企业，大家相信，只有成为一家人，才不会说两家话。

今天的管理学其实依然延续着这个思路，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通过股份制让两家人变成一家人。企业的所有者甘愿出让一部分股权，以此换来外人的尽心尽力。而所谓尽心尽力，换到古代社会的话，当然就是效忠。

外臣的生存之道

吴起的困境还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作为外臣，必要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就是勾结内臣。这样一种行为模式，在秦汉以后的政治生态里比比皆是。

何谓外臣，何谓内臣？这就有必要介绍曹魏年间的一部经典著作：桓范的《世要论》。

三国历史的爱好者应该对桓范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曹丕篡位以后，传到魏明帝，安排司马懿和曹爽作为托孤重臣，辅佐下一任的小皇帝曹芳，桓范就是曹爽那一派的核心人物。后来司马懿灭了曹爽，桓范也遭了池鱼之殃，被灭了门。

《世要论》是桓范流传下来的名著，书名如果直译的话，可以翻译成“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些事”，如果意译的话，可以翻译成“政治学纲要”。

在这部书里，把臣子分为几类，分别是大臣、小臣、内臣、外臣，每一种类型都有特定的行为规范。

内臣就是中央官，侍奉在皇帝身边；外臣就是地方官，尤其是那些镇守边境，带兵打仗的武官。桓范认为，外臣的最大风险，就是被皇帝身边的人挑拨离间。

那么，外臣怎么才能防范这种风险呢——桓范竟然没提。这也难怪，因为一旦明确提出来，就显得太有权谋色彩了，会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倒不如留个悬念，让读者自己去悟。

办法当然并不难悟。事实上，随着历史经验越来越丰富，外臣也就越来越会保护自己。

经典的做法，就是利用自己天高皇帝远的优势，盘剥百姓，聚敛财货，拿这些财货去贿赂高官和皇帝身边的近臣，就算不请他们在皇帝耳边为自己美言，至少也能做足人情，让他们不至于难为自己。

吴起的身份就是外臣，假如他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就该知道单靠业绩并不足以自我保全，必须打通朝中的人脉才行。

今天的大型企业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分区经理就算做出很好的业绩，但总裁看到的只是冷冰冰的数字，看不到具体的人是如何顶住高压，浴血奋战的，所以就算数字足够让他满意，也很难让他在情感上产生认同，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引发猜忌。

没办法，亿万年的进化史已经把我们打造成了不可救药的情感动物，就算有意识地强化理性，也很难抵消那强悍而不自觉的情感力量。

吴起就这样走了，到楚国去开展另一段人生，另一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