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的悲剧结局

吴起入楚

楚悼王素闻其贤，至则任之为相。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游说之言从横者。

《资治通鉴》的记载相当简略，说楚悼王早就听说过吴起的本事，所以吴起刚到楚国，楚悼王就让他当上了国家总理。然后，在楚悼王的倾力支持下，吴起大刀阔斧开展变法事业，总目标是富国强兵，具体措施诸如精简机构，申明法令，统一思想，夺取贵族的爵禄分给打仗的士兵……

这场改革成效显著，使楚国向南平定了百越，向北打退了三晋，向西攻伐秦国。

天下诸侯看到了楚国的崛起，都为自家担忧，而最该为自家担忧的人其实正是吴起，因为楚国的贵族元老们被他折腾惨了，全都恨透了他。

《资治通鉴》的上述记载直接采自《史记》，对其他史料一概没用。这相当可惜，因为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是战国历史上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内容，吴起的成与败对后人，尤其对于司马光时代的人，很有借鉴意义。

吴起想要解决的问题，同样是宋朝想要解决的问题。但司马光对变法事业感情复杂，变法这个话题又太敏感，《资治通鉴》吝惜一点笔墨也算情有可原。我们如果用高分辨率来看吴起在楚国的经历，首先就会怀疑的是：吴起再怎么名满天下，但对于楚国来说，毕竟只是一个外来的新人，会不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又会不会南橘北枳，水土不服？一切都很难讲。一下子就让他做国家总理，是不是太唐突了？

就算楚悼王本人想得开，敢冒险，但这样的安排显然太难服众，会平添很多不必要的阻力。

所以最有可能的是，吴起并不是刚到楚国就当总理的。依据《说苑》的记载，吴起先被楚悼王任命为宛（yuān）守。宛守这个职位，和吴起在魏国做过的西河守性质相同。

宛，在今天的河南南阳，原先并不属于楚国，春秋时代被楚文王吞并，废国置县，这才有了宛县，大约到了楚悼王时代，宛县升级为宛郡，下辖若干个县。（《说苑·指武》：“吴起为宛守，行县适息”，息县归宛管辖，所以推测宛在这个时候已经是郡而非县了。）

前边讲过，春秋战国时代，一些诸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于新开拓的领土并不采取传统的分封方式，而是直接设置郡县，派遣官员管理，官职并不世袭。

宛郡位于楚国的北境，北部和韩国接壤。三晋要想南下进攻楚国的话，宛郡首当其冲。所以楚悼王安排吴起镇守宛郡，大约一方面是给他一个考察过渡期，只要业绩好，就能上位当总理，另一方面是试探他的心意，看他能不能对老东家魏国下狠手。

我们当然知道，吴起这样的人一旦和魏国决绝，就不会再留情面。

一年之后，吴起得到了楚悼王的充分信任，从宛守被提升为令尹，这个职位，就是楚国的总理。

今天我们隔着两千多年的时光来看历史，觉得吴起终于登上了人生巅峰，得到了他在魏国苦求而不得的位子，应该心满意足了，但如果仔细推想当时的情境，也许对于吴起来说，在楚国当总理可能多少还是有点不甘。

前边讲过，楚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虽然是个大国，也是强国，但出身太低，文化传统又和华夏不同，一直都被华夏诸侯看不起。

儒家经典《公羊传》对楚国有过一句很恶毒的形容，说它“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所谓“王者”，就是德才兼备、天下归心的最高统治者。

当天下出现王者的时候，别人都紧赶慢赶，聚拢到王者身边，楚国一定是腿脚最慢的，而当天下没有王者的时候，也就是天子失德的时候，那么楚国绝不可能等到天子众叛亲离的时候才跟风造反，而一准是第一个叛变的。（《公羊传·僖公四年》）

楚国和夷狄一样，总爱欺负华夏诸侯。早在春秋时代，楚国灭掉的华夏诸侯就有几十个之多。其他强国虽然也打灭国之战，但谁都比不上楚国这么狠辣。所以华夏诸侯看楚国，怎么看怎么野蛮。

吴起初到楚国的时候，受命镇守的那个宛郡，原本就是一个华夏诸侯，是和周王室很亲近的申国。申国是姜姓诸侯，前边讲过，姜姓经常和姬姓通婚。在古史传说里，黄帝姓姬，炎帝姓姜，所以，所谓炎黄子孙，这个名目映射出来的真实历史就是姬姓和姜姓两大部族的世代联姻。

早在西周时期，姜姓的申国就和姬姓的周王室长期通婚。著名的周宣王就是申国公主生的，在他执政的时候，申国国君，也就是他的舅舅，来首都朝见，周宣王很喜欢这个舅舅，特地给他改封了一片更大更好的地方，还派人帮他筑城。

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为这件事专门写了一首诗，题目叫作《嵩高》，今天我们还能在《诗经》里边看到全文。《嵩高》赞美这位申国国君“南国是式”，意思是说，他是南方诸侯的好榜样。

周宣王给申国改封的地方，就是后来吴起所镇守的楚国宛郡。

吴起在楚国先作宛守，获取了楚悼王的信任，升级为令尹，开始为楚国改革变法。

所谓改革变法，本质上就是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让新的配置方案把全社会的资源指向改革者想要的目标。

资源是固定的，短时间内改变不了——土地还是那些，人口也还是那些，如果想以社会稳定为目标，那就搞宗法制度那一套，任人唯亲，论资排辈；如果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那就必须破除宗法传统，加强中央集权，刺激生产和打仗的积极性。

吴起要走的，就是后一条路。但这条路可不好走。

向世袭制开刀

人是习惯的动物，凡是习惯的总是好的，改变习惯总是难上加难，代价惨痛，所以很少有人自觉自愿就去改变习惯。

对于一个古代国家而言，制度带来的惯性更是积重难返，所以才会有“利不十，不变法”的说法，意思是说，除非变法能够带来 10 倍以上的好处，否则就不要轻举妄动。

其实即便真能看到 10 倍以上的好处，人们还是不愿改变，所以《易经》有一句名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这句话，它意味着真正促成转变的是“穷”，不是“贫穷”的“穷”，而是“穷途末路”的“穷”——实在没办法了，迫于压力，这才不得不做出改变，一切改革变法都是被环境压力逼出来的。

这一时期的楚国，正在承受着环境压力的逼迫，因为北方三晋如日中天，还很喜欢联合行动，让楚国的北境很不安宁。

三晋当中，尤其是魏国，搞变法搞得最早，所以实力最强，隐隐然成为三晋盟主，世界第一强国。其他诸侯也很快领会到变法的意义。既然早晚都要变法，那么迟不如速；既然早晚都要承受改革的阵痛，那么长痛不如短痛。这些道理虽然一讲就透，但改革方案一旦落实下去，落实到具体的每个人的头上，侵犯到具体的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利益，那么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很难为了楚国的长远利益就心甘情愿拿自家的真金白银去承受吴起改革的代价。

既然改革意味着资源的重新配置，那么资源明显就那么多，无论怎么配置，配置本身都属于零和博弈，必然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不损害甲就损害乙。所以，损害谁，不损害谁，先损害谁，后损害谁，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也往往是决定改革成败的首要问题。

通常的策略就是吃柿子的策略：先捡软的捏。但吴起当时可以参照的历史经验实在太少，靠他自己还真没想透这个道理，所以吴起的改革，一出手就直奔要害，不捡软柿子，偏啃硬骨头，直接剥夺贵族阶层的正当权益。

李克在魏国搞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夺淫民”的主张。所谓“淫民”，就是那些享受世袭待遇的人。

这些人仗着父辈的功劳，一辈子都可以不劳而获，于是成天不做正事，只会吃喝玩乐。所以政治要想搞得好，国家要想富强，就必须“夺淫民”，也就是剥夺他们的待遇，拿这些钱招揽天下人才。（《说苑·政理》）

把李克的意见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取消世袭制。

不过，一来李克的改革重点并不在这一处，二来当时的魏国，世袭制的传统已经在明显减弱了。而这一回，李克在魏国没能做的事，吴起在楚国大刀阔斧地做了起来，公然向世袭制开刀。

吴起的方案是：那些享受世袭的封君，不应该子子孙孙世袭下去，必须“三世而收爵禄”，继承权只有 3 代，传到孙辈为止，下一代人不能再坐享其成了，必须出去自食其力。

除此之外，官员必须精简，该撤就撤，国家不养闲人。精简之后，按说剩下来的都应该是精兵强将了，但对这些人，吴起竟然也没手软，还要给他们统一降薪。

这套组合拳一出手，当然会节约下来大量财富，这些财富用来养兵、练兵，一个强大的楚国指日可待。（《韩非子·和氏》）

啃硬骨头也有啃硬骨头的办法：分化瓦解，拉一派打一派，打完一派之后，再把原先拉拢的那一派分化瓦解，重复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然后不断重复这个模式。

自己必须始终保持在既有盟友，又有敌人的状态。拉拢盟友，才能共同对敌；制造敌人，才能把盟友拉向自己。

今天我们以史为鉴，很容易明白这些道理，所以回头再看吴起的方案，就会很惊叹他的勇气，因为他的方案不但打击面实在太大，而且开罪的是全国最有实力和地位的阶层，也只有吴起这样的外来者才能下得去手。

但这还不算完，吴起还有更犯众怒的做法。

损有余而补不足

《老子》有一句名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拿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对比：在自然现象里，一切都会向着均衡状态发展，好比河水，到了雨季，涨水了，水就会溢出来，流向旁边的低洼地带，而人类社会刚好相反，马太效应主导一切，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穷人反而吃苦受累、节衣缩食地供养富人。

城市发展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今天我们都能看到，全国人口都往一线城市挤，结果一线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房价水涨船高，而原本就不发达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少。这种现象并不是进入现代社会才出现的。

吴起的改革精神，就是应用“天之道”来逆转“人之道”，但他并不关心穷人，关心的是国家层面上的“不足”。发现有哪些“不足”，就想办法用“有余”去弥补。通观楚国，土地有余，人口不足，而楚国的一贯做法正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大量人口往少数土地集中，导致各地发展很不均衡。

问题找到了，办法自然就有了：只要反过来做就可以了：“损有余而补不足”，把大量的贵族从一线城市迁到蛮荒之地。（《吕氏春秋·贵卒（cù）》）

这些贵族的特点是家大业大，单是自己宗族的人口就有不少，再加上仆役、奴婢，浩浩荡荡，一大家人就等于一个开荒团。把他们从一线城市分流出去的话，能够一举两得：除了可以加强土地开发，促进农业生产之外，还能狠狠削弱贵族和官僚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

这一招实在太狠了，迁都毕竟只是从旧的国都迁到新的国都，而吴起的做法，是把一大批贵族从一线城市迁到蛮荒之地，充实当地人口，发展当地经济。当然，楚国贵族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没人愿意为了国家利益离开大城市，去穷乡僻壤搞建设。你可能会猜想，吴起的改革方案既然严重损害了贵族和官僚阶层的利益，至少应该能得到劳苦大众的拥护吧？而事实上，劳苦大众也在叫苦，因为吴起大事小事一把抓，小能小到国都城墙的建筑标准，让干活的人很为难。

当时的筑造技术是所谓版筑法，用木版固定夯土，所以“版”可以成为一个长度计量单位。前面第 7 讲谈到智瑶联合韩、魏两家水灌晋阳城，晋阳“城不浸者三版”，这里就是用“三版”来表达水平面到城头的距离。（《07 水攻为什么有开创性？》戳此回顾）

楚国人的传统筑墙方式，是所谓“两版垣”，今天已经考证不清这到底是什么标准了，也不知道吴起到底把这个标准改成了什么样。

总而言之，吴起废除了旧标准，实行了新标准。问题在于，就算新标准真的更好，但强行让大家改变习惯总是很难的，这就搞得参与筑墙工程的劳动者也跟贵族和官僚们一样怨恨吴起。（《吕氏春秋·义赏》）

屈宜臼的批评

出于人之常情，反对派就算仅仅因为私利被侵犯才反对改革，也不会心直口快地说：“虽然我明白搞改革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是为了我们伟大楚国的繁荣富强，但只要侵犯了我的利益，我就要反对到底！”即便有人心里真的这么想，也会搬出冠冕堂皇的帽子，更何况有人真心认为吴起的改革并不会利国利民呢。

屈宜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和楚王同姓，一家人，国家责任感自然会强一些。楚国王族姓芈，由芈姓分化出若干个氏，国君嫡长子这一脉以熊为氏，比如前面咱们讲过的熊绎、熊通，都是你已经熟悉的。

其他芈姓贵族里边，势力最强的有屈氏、景氏、昭氏三大家族，屈原就属于屈氏家族，是这位屈宜臼的晚辈。

有一句不太吉利的成语“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是这位屈宜臼留给我们的。原话是“福不重至，祸必重来”，见《史记·韩世家》《说苑·权谋》）

屈宜臼对吴起那一套改革方案非常不以为然，当着吴起的面，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一番道理。屈宜臼的道理，核心原则只有一句话，原文是“不变故，不易常”，意思是说，擅于治国的人，既不去更改制度，也不去变换常规。这显然是保守主义的经典论调，但说的对不对呢？还真没法一概而论，至少像英国这种老牌保守主义国家，就是靠着让外国人难以置信的保守主义原则一路发展下来的。

而相反的意见会说：屈宜臼没看到时代的变迁，不懂得时移世易的道理。我们熟悉的成语“刻舟求剑”原本就是用来嘲讽楚国政治的（《吕氏春秋·察今》），屈宜臼显然就是那个只晓得刻舟求剑的笨蛋。

接下来，屈宜臼又谈了两个要点：第一，军队是凶器；第二，争斗是坏事。如果以上两点都是正理，那么吴起的改革就是倒行逆施，因为吴起要做的，就是集合全国之力，增强军事实力，然后开疆拓土，称王称霸。

那么问题来了：在吴起到楚国之前，楚国就已经没少开疆拓土，称王称霸了，为什么屈宜臼放过了历代搞霸权主义的国君，唯独责怪吴起呢？

屈宜臼果然还有一番道理，这是一句老话：“非祸人不能成祸。”意思是说，只有出现了招灾惹祸的人，才能真正造成灾祸。

所以屈宜臼总结陈词：“我还一直奇怪呢，为什么我们楚国的国君接连违背天道和人伦，楚国到了今天却还能平安无事，看来是在等着你来啊！”言下之意，吴起就是那个“祸人”。

一番话说得吴起变颜变色，赶紧向屈宜臼请教：“那我改还不行吗？我现在就改，还来得及吗？”屈宜臼说：“已经来不及了，你就踏踏实实，低调做事好了，我们楚国并不看重举贤任能。”所谓“楚国并不看重举贤任能”，这在今天看来相当费解，毕竟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家公司，都应该重视人才，这是今天的常识。但屈宜臼的话，自有他的道理。

早在周朝初年，齐国刚刚得到分封的时候，周公问姜太公会怎样治理齐国，姜太公的回答是：“举贤而上功”，意思是说，重视人才，谁有才干，有功劳，就提拔谁。

这有什么不对呢？但周公不以为然，认为按这样的政策搞下去，齐国将来一定会被外人篡夺。预言应验了，后来姜姓齐国果然被田姓齐国取代。（《汉书·地理志下》）

周公和屈宜臼的观点意味着：国家繁荣富强是一回事，政权稳定是另一回事，重视人才确实会带来繁荣富强，这没错，但风险就是，人才会把政权篡夺了去。所以屈宜臼最后那番话，话里有话，足以让吴起脊背发冷。

在《淮南子》的版本里，故事的最后还援引《老子》的一句名言来作总结：“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这就是成语“和光同尘”的出处。

显然《淮南子》认为，吴起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太高调，太张扬，也太激进了，必须依照《老子》的教诲，把自己的锐气磨掉，让心态纾缓下来，心静自然无事，然后和光同尘，就像一滴水流入大海。

不过，很难相信吴起真能被屈宜臼说服。在《淮南子》的版本里，吴起和屈宜咎的对话更像是法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一场辩论，最后以道家哲学的胜利告终。

这倒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淮南子》这部书就是旗帜鲜明的道家立场，代表着汉武帝之前的政治主旋律。

要想理解《淮南子》，首先就要理解《淮南子》的成书背景，而这段背景对我们理解吴起变法也有帮助。

汉朝建国以后，出现过著名的“文景之治”，而所谓“治”，其实就是不治或者少治：

政府尽量不生事，听任民间经济自由发展，同时减免赋税，这就是所谓休养生息。道家哲学，尤其是道家当中的黄老学派，就持这种立场，所以直到今天，西方经济学里的自由主义一派还很喜欢拿老子和亚当·斯密相提并论。

淮南王刘安和他延揽的那些门客都是亲身经历过文景之治的人，亲眼见证过小政府、大社会带来的经济复兴的奇迹，所以在编写《淮南子》这部大书的时候，有黄老哲学的立场实在再自然不过。

当刘安把这部书献给刚刚即位不久的汉武帝的时候，肯定想不到汉武帝将来要学的会是楚悼王和吴起。

楚国确实变强了，屈宜臼对吴起的抨击应该只是吴起所遇到的无数抨击当中的一种，这是任何一位改革家都必然会面对的舆论压力。那么，改革家该怎么应对呢？吴起真的会在屈宜臼面前诚惶诚恐，自我检讨吗？

历代改革家一致的做法是：一统思想、风俗和言论。吴起也不例外。

既然改革的大政方针已经定下来了，社会上一时的混乱，短暂的阵痛，忍一忍都会过去。

历代改革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因此“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这是商鞅变法的时候对秦孝公说过的话，大意是说普通人见识短浅，如果要做高瞻远瞩型的大事业，千万不能听取庸众的意见，等我们把事情做成功了，他们自然就会安心享受好处，然后拍手支持，歌功颂德。

从这层意义上看，吴起改革的性质就相当于一两个明白人调理成千上万个傻瓜。

难点就在于，傻瓜并不觉得自己傻，反而觉得自己很聪明，稍有不满就喜欢站出来指手画脚。而且，傻瓜们的意见往往高度一致，所以傻瓜之间很容易唤起共鸣。人一多，胆子就大；胆子一大，就敢和聪明人作对。聪明人要想省心的话，就必须堵住傻瓜的嘴。

前面我谈到李克在魏国搞改革，推出一部《法经》。《法经》明文规定禁止聚众，聚众一天以上就要接受审讯，聚众三天以上就是死罪。只要取消了聚众活动，大家根本就没机会交流意见了，更没机会酝酿不满情绪了。

吴起虽然学到了李克的不少精髓，偏偏没学到这一点。假如是李克来指导楚国变法，根本就不会给屈宜臼这种人发言的机会。

于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吴起者。

那么，吴起的改革如果可以立竿见影，让那些承受过改革阵痛的人很快就分享到改革的红利，矛盾倒也不难化解，但问题是，吴起要操纵的是一部国家机器，他只在意国家机器的巨大齿轮发出隆隆巨响，只想让齿轮高速运转，根本就不会在意被齿轮碾碎的细小沙尘。

在吴起的改革下，楚国确实变强了，至少军事力量变强了，接二连三地开疆拓土，南平百越，北进中原，饮马黄河。

这对于楚王来说，当然都是改革的红利，而对于楚国的旧贵族而言，却根本不是好事。

每一次的开疆拓土，都意味着楚国的土地变多了，而根据吴起的改革方案，总要稀释核心地区的人口，把他们分流到边缘地带，又有几个人愿意从大城市迁居到小农村呢？

既然改革带来的每一笔红利对于太多楚国人来说反而成为负担，那么吴起也就离死不远了。

吴起之死及其余波

二十一年 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馀家。

时间再过一年，到了周安王二十一年（前 381 年），终于要交代吴起的人生终局了。

前边讲过，吴起在楚国四面树敌，之所以还能活下来，还能大展拳脚，全靠楚悼王的通力支持。而在这一年里，楚悼王死了。

《资治通鉴》记载，楚悼王刚死，贵族们马上作乱，追杀吴起。吴起无处可逃，就趴在了楚悼王的遗体上。叛乱分子在射死吴起的时候，免不了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等到楚悼王下葬，楚肃王继位，尽数诛灭叛乱分子，有 70 多家贵族被满门抄斩。

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吴起在遭遇袭击的时候，中了箭，明知必死，就向叛乱分子高声喊道：“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兵法！”然后拔出射在身上的箭，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栽赃给叛乱分子。

损伤国君的尸体，这是灭族重罪，所以《吕氏春秋》很欣赏吴起的急中生智，都死到临头了还能布下这个局，给自己报仇雪恨。

楚肃王，这位新任的国君，貌似只是要处理楚悼王遗体受损事件，并不想给吴起报仇，甚至和那些叛乱分子一样对吴起怀有恨意。

《韩非子》《墨子》和《淮南子》透露了一点消息，说吴起遭到车裂的酷刑。但这应该是在吴起被射死之后，尸体得到的待遇。果真如此的话，吴起真该感谢那些叛乱分子，也真该庆幸自己没能活到楚肃王的时代。

吴起一死，人亡政息，短短几年的改革事业轰然破产。

从楚肃王继位之后的情形来看，楚国的军事力量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连败赵国、魏国两大强敌，作为一个南方诸侯，实现了饮马黄河的军事壮举，这里边应该很有吴起的功劳。

而在刺杀吴起的那些叛乱分子里边，有一位阳城君成功脱身，由此也引出了一段传奇。这是《资治通鉴》以外的故事了。

阳城君逃亡，楚国抓不到他，就没收了他的封地。替阳城君管理封地的人名叫孟胜，他可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墨家钜子。

在诸子百家里边，墨家别具一格，既是一个学派，也是一个帮派。墨家组织内部实行着严格的帮派纪律，还形成了一整套的帮派伦理。正因为有着帮派属性，墨家才能够在战国乱世里到处扶危解难，敢于挑战国家权威。

在墨家组织里边，帮派大哥称为钜子，相当于黑手党的教父，天地会的总舵主。根据钱穆的考订，吴起之死距离墨子去世不过 10 年，所以孟胜很可能是墨子亲自指定的钜子。

这位孟胜，对阳城君不仅有情有义，而且守土有责。

阳城君逃亡之后，孟胜眼睁睁看着楚国从自己手里收回阳城君的封地，却无能为力。自己还能怎么办呢？既然没办法，那就去死好了。

道义所在，必须以身殉职。弟子徐弱劝谏说：“如果您的死能对阳城君有益，那我不拦着您，可您要是就这么死了，不但对阳城君无益，还让咱们墨家断了传承，这怎么行呢！”孟胜说道：“我对于阳城君，既是老师，也是朋友，更是臣子，如果我不死，那么以后求访严师、益友和贤臣的人就不会来找咱们墨家的人了。至于墨家的传承，这好办，我要把钜子之位传给宋国的田襄子，他一定会继承墨家的伟大事业和高尚情操的。”徐弱说道：“您的话在理。既然您执意要死，我就先死一步给您开路吧。”徐弱就这么死了。孟胜又派了两个弟子跑去宋国，传钜子之位给田襄子，然后慷慨自杀。

这不是个人事件，还有 180 名弟子追随他一道死了。那两名送信的弟子在完成使命之后，回到楚国向孟胜的亡魂交差，随即也自杀了。

很难说这个群体自杀事件到底有多少夸大成分——也许并没有任何夸大，毕竟墨家组织一直都有重义轻生的传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当然会激发信徒们赴汤蹈火的使命感。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

孟胜为阳城君守城，只对阳城君效忠，并不对楚国效忠，这既是封建伦理的延续，也体现着墨家组织是一个国际主义组织，弟子来自天下各地，对墨家的道义有义务，对自己的国家没义务。当他们心中的正义和某个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会拿出国际主义的情怀，果断选择前者。

再看社会上的其他人，通常只有国君才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贵族们更在意家族利益，吴起这样的职业经理人更在意个人的功成名就，并不介意服务于哪个国家。各种价值观碰撞在一起，催生出各式各样的血雨腥风，这也正是战国时代的一大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