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成名前传

吴起最早是卫国人，后来到鲁国做官，立了战功，再后来，才到了魏国。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在鲁国立了赫赫战功的人，怎么会投奔魏国呢？咱们先从吴起在鲁国的经历讲起。

鲁国的北境紧挨着齐国的南境，两国经常打仗。这一次，齐国军队又杀过来。鲁国人知道吴起能打，想让他带兵和齐国作战，但又对他不太放心，因为他的妻子是个齐国女人。

吴起明白鲁国人的疑虑，果断做下了一件青史留名的大事：杀妻求将。杀了妻子，向鲁国表忠心。

从此以后，“吴起杀妻”和“乐羊食子”成为一对可以配套的典故。

吴起终于如愿地做了鲁国将军，把齐国军队打得大败，但他遇到了和乐羊一样的困境：功劳虽然有了，但人品不被信任。有人到国君那里进谗言，给吴起编排的第一条罪名是：吴起以前在曾子门下学习，母亲去世了却不回家服丧，这还是人吗？所以，曾子跟他断绝了关系。

这件事有个疑点，那就是，当时鲁国的情况和晋国差不多，有三大家族，合称“三桓”，早就把国君架空了，所以不管是谁，到国君那里去进谗言都没意义。所以最有可能的是，谗言是说给“三桓”听的，“三桓”也真的听进去了。

鲁国虽然也算礼崩乐坏，但毕竟是孔子的故乡，在所有诸侯当中对礼制传统最重视，算是矬子里的将军，所以才会对不给母亲服丧这种事看得格外重。不过，进谗言的人把吴起的师承关系搞错了。吴起是曾子他儿子的学生。曾子的儿子叫曾申，申是申请的申。这一点，从《史记》到《资治通鉴》都搞错了。

你读过论语的话，肯定对曾子不陌生，他是孔子最著名的学生之一。

关于曾子名字的读音，我要多说两句，他的名字叫曾参，我们今天通行读作 shēn，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却说，它跟森林的“森”同音。唐朝人写诗如果拿“曾参”押韵的话，也都会和“森”、“心”、“深”这些字押韵。

但是我根据曾子的名和字的关系推断，他的名字原本应该读 cān。为什么呢？曾参，字子舆。“舆”就是车。春秋时代一辆车该有几匹马拉，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规矩，大夫一级的车有三匹马拉，就叫作参舆。把“参舆”这个词拆开，就成了名参，字子舆。

而曾子的儿子，名申字子西。十二地支当中的“申”在方位上对应着“西”，所以“申”和“西”是取名字的一套经典搭配，《左传》里边有好几个名申字子西的人物。

今天的普通话里，曾参和他儿子名字读音相同，为了方便你区分，接下来我就把曾氏父子按照字来称呼，父亲是曾子舆，儿子是曾子西。

那么问题来了：曾子西分明是一位儒家学者，吴起怎么后来成了武将呢？还有，既然是儒门弟子，吴起为什么拼着断送学业的风险，顶着那么大的舆论压力，就是不回去给母亲送葬呢？

很遗憾，《资治通鉴》对这些事情只字未提，我们有必要求助一下《史记》。在《史记》的版本里，吴起的身世是由讨厌吴起的人讲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添油加醋。大体来说，吴起出身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但他为了求取功名，周游列国，把偌大的家业败得精光。街坊邻居笑话他，他就把人家杀了，杀了 30 多人，所以必须出国避难。

和母亲诀别的时候，吴起咬破手臂发誓，说做不成高官就绝不回国。出国之后，吴起先在曾子西门下进修，没多久就因为不回去给母亲服丧，被老师逐出师门。吴起这才流窜到了鲁国，开始学习兵法，后来就有了杀妻求将的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从这段记载来看，吴起的出身虽然富，却不贵，不然单凭血统就能论资排辈做上高官了。他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为此不惜牺牲一切。不回家给母亲服丧倒也合理，因为一来这时候的他还没有混出名堂，不衣锦，不还乡，二来在老家全是仇家，回家就等于送死。

吴起被逐出师门，就等于在儒家圈子里坏了名声，混不下去了。但是为什么他偏偏又去了儒家大本营鲁国？更可疑的是在鲁国学兵法，鲁国哪有什么兵法可学呢？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吴起的兵法是跟曾子西学的，只不过这些兵法通常并不被人当成兵法，甚至连曾子西也不认为这是兵法。这套不是兵法的兵法，就是儒家经典《左传》。

说起兵法，我们通常只会把《孙子兵法》这种书当成兵法，但如果手边只有一部《孙子兵法》，就算倒背如流，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打仗。真正带兵打仗，不是只懂谋略就够的，还要懂很多技术性的，具体而微的东西。所以，反而是一些表面上和兵法毫无瓜葛的作品更有实战指导意义。

我们看古代西方，没有像《孙子兵法》一样的兵书，但有几部书常被当成兵法来参考。有凯撒写给罗马元老院的年度工作汇报，凯撒叫它《手记》，后人给它改名叫《高卢战记》，里边有非常丰富的作战细节，甚至包括怎么传递信息，怎么给士兵发放口粮，敌人的武器装备有什么特点。

这些技术细节都来自亲身的实战经验——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面对强敌，凯撒先把自己的战马放走，再命令全军都把战马放走，让每个人都没有逃生的希望，必须死战到底，然后再做战前动员，投入战斗。再看对面，高卢人手持盾牌，结成密集的方阵。罗马军队怎么才能把方阵打散呢？办法是投掷标枪。

如果我们单凭想像，会觉得由盾牌严密防护起来的步兵方阵完全不是标枪能突破的，标枪反而会被对方捡起来反投。而事实是，高卢人的盾牌很容易就被标枪穿透，但穿透之后，铁质的枪头会弯，没法伤人。这种情况，如果不经过实战，谁也料想不到。

还有更想不到的，那就是枪头弯掉之后虽然伤不到人，但也拔不下来，整个标枪会嵌在盾牌上。对于单手持盾的高卢人来说，这真是个好大的累赘，最后索性扔掉盾牌，全身毫无防护。这样一来，方阵就毫无意义了，很容易就被打散。

和凯撒时代相近的人如果需要带兵打仗，多读这些内容显然要比读那些抽象的谋略来得实用。

等凯撒从高卢回来，又和庞培打内战，把战争经过写成一部《内战记》。后人编书，把以上两部书和另外三部作者不详的小战记合编，统称《凯撒战记》，里边既有讲谋略怎么用，又有讲阵型怎么排布，军心怎么稳定，行军速度怎么保障，简直就是一部军事百科全书。

还有一部《长征记》值得一提，作者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学生，生活时代和吴起很相近。他这部书记载的是自己跟随希腊雇佣军远征，又被推举为指挥官带领全军长途撤退的经历，充满战术细节，所以经常被军人当成兵书来读。

《凯撒战记》和《长征记》，书的性质属于工作汇报、见闻笔记、回忆录，今天被归入历史类，很有历史研究价值，但在有心人的眼里，它们都是兵书。

《左传》也一样，名义上是帮助读者理解《春秋》的辅导书，在分类上既可以归入经，也可以归入史，不同的时代会给它不同的地位，而在有心人看来，这部书里有太多详详细细、面面俱到的作战描写，对军人来说很有参考价值，所以历代名将有不少都是《左传》爱好者。

按照《史记》里边讨厌吴起的人的说法，吴起在曾子西的门下并没有学习多久，但是，在刘向记载的《左传》师承系统里，吴起是曾子西的正统传人，所以也是《左传》学的第三代学术掌门人。推想起来，吴起大约没有把《左传》当成儒家经典来学，而是当成兵书来学的。后来吴起把《左传》往下传，传给的是自己的儿子，这应该看得出他对这部书有多在意了。

清朝学者姚鼐研究《左传》，怀疑吴起为魏文侯、魏武侯两父子做事，不惜篡改《左传》，给魏氏家族大说好话。（《左传补注序》）

你对姚鼐应该都不陌生，桐城派古文大师，中学语文课本有他的散文游记《登泰山记》，还讲过他的“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的写作观。但是，姚鼐对吴起和《左传》的判断虽然有义理，有辞章，但考据功夫并不充足，只能说是一个推测。这个推测到底可不可信，我们姑且不论，但它至少可以作为一个环境证据，说明直到清朝，像姚鼐这样的学者依然并不怀疑吴起就是《左传》之学的正统传人。

既然吴起不但学过兵法很能打，而且为了表示效忠，连妻子都杀了，在战国群雄争霸的年代，这样的人应该很吃香才对，为什么他后来会离开鲁国投奔魏国呢？其实也是出于无奈。

说吴起坏话的人除了说他人品不好之外，那人还说出了一个政治理由：“吴起打仗确实打赢了，但是，鲁国是个弱国，以我们区区鲁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这种事在国际社会上传扬出去，恐怕其他国家会对我们不利。”这话乍听起来很不讲理。按说弱国打败强国，难道不该扬眉吐气、大书特书才对吗？从此腰杆可以挺直了，说话可以硬气了，再也不会被人小看了。但是，如果说这话有什么合理成分的话，那么它背后的道理是：强者和弱者各有各的生存法则，弱者的生存法则就是保持低调。如果弱者非要逞强，那就离死不远了。

就鲁国的现状来说，虽然打败了齐国，但那是吴起厉害，不是鲁国的国力真的比齐国强了。仗如果继续打下去，胜负就很难说了。其他国家如果把鲁国的这次胜利当成鲁国崛起的苗头，肯定都想赶紧把这个苗头扼杀在摇篮里。

到那时候，就算吴起再能打，胳膊毕竟也扭不过大腿。

这种担心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历史上确实不乏先例。比如春秋初年，宋国明明是一个弱国，宋襄公偏偏想要称霸，姿态摆得很高，结果被真有实力的楚国狠狠收拾了一顿。

如果吴起有机会为自己辩白的话，应该会这么问：“我打了胜仗，难道还打错了吗？如果打胜仗是错，难道打败仗才应该吗？”打败仗当然不应该，但弱国苟活的策略是，就算打胜仗，也不能胜得太过分了，只要把敌人挡住或者赶走就可以了。推想一下的话，吴起大概太渴望建功立业，难得有一次指挥作战的机会，一定出了死力，下了死手，赢得太漂亮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不是齐国招惹鲁国，而是吴起为了立功，主动去招惹齐国。

《淮南子》有一段记载，说的是吴起飞黄腾达之后，被流亡人士屈宜臼批评了一顿。屈宜咎历数吴起的各种不是，其中一条就是太好战，一心只想立战功，当初就是为了立功才去招惹齐国的。一番话吴起听得变颜变色。（《淮南子·道应训》）

吴起在鲁国坐立不安，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恰好，一心富国强兵的魏文侯很需要厉害的武将，而李克推行的改革里边，包括人力资源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削弱贵族世袭。

刘向的《说苑》记载了魏文侯和李克的一段对话，魏文侯泛泛地请教治国方略，李克泛泛地回答说只要赏罚得当就好。魏文侯说：“我的赏罚很得当啊，但老百姓还是不够认同，这是什么情况呢？”这个问题引出了关键性的回答：“淫民”太多了。

所谓“淫民”，字面上的意思是放纵的、奢侈的、浮华的人。

那么，哪些人才是放纵的、奢侈的、浮华的人呢？李克明确回答：就是那些享受世袭待遇的人，他们仗着父辈的功劳，成天不做正事，只会吃喝玩乐。

政治要想搞得好，就必须“夺淫民”，也就是剥夺他们的待遇，拿这些钱招揽天下人才。（《说苑·政理》）

把李克的意见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取消世袭制。这在当时绝对算是革命性的见解，要把贵族传统连根铲除。

在李克的推动下，魏国开始努力甩开世袭制的传统，而他们实行的雇佣制岗位灵活性大，经常可以出现岗位空缺。吴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吸引来了。当然了，话说回来，你可别一棍子把世袭制打死。事实上，所谓世袭制，存在着无数变体，一直绵延到现代社会。所以李克的问题如果放在今天，就会变成版权该不该有年限，遗产税该温和地收还是狠起来收……

比如曹雪芹如果有后人的话，是不是子子孙孙都可以拥有《红楼梦》的版权，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年年收取巨额版税呢？

这种问题即便在自由主义阵营也会引发严重分歧，但从欧洲的历史上看，正是所谓李克的“淫民”，才可以彻底摆脱求生的压力，治无用之学，做无用之事，这才有了很多伟大的创造，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退一步说，就算他们都去花天酒地，那也可以带动很多就业。如果让“淫民”把财富都锁在自家地窖里，自己出去打工，挣多少花多少，这虽然精神感人，但对社会的贡献未必会比花天酒地更大。

另一方面，从激励作用来讲，如果一个人知道无论自己做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子女也得不到多少好处的话，那么他的积极性会不会受挫呢，尤其是对于那些年纪已经很大的人来说。

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传说中的姜太公，都快入土的年纪了，忽然得到重用，从事造反事业——这已经不是杀头的买卖，而是灭门的买卖了——如果不是有机会给子孙挣下一个可以世袭的封国，他还会有动力去折腾吗？

所以，对于李克和魏文侯来说，这种改革方案的最大隐患是：当魏国取消了世袭制，而其他诸侯还愿意慷慨给出可以世袭的封赏的时候，人才流向就成问题了。

在竞争的高压下，员工的待遇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能力和业绩决定的，而是由业内的竞争压力决定的：一分功劳可以给十分回报。等事业做稳了，老板再慢慢收拾那些功臣，把给出去的好处再拿回来。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一心富国强兵的魏文侯很需要厉害的武将，他费尽心思给自己打造出来的明君形象也很能给他吸引人才。但当吴起跳槽过来的时候，魏文侯却又有顾虑了。他不确定这个人能不能用，又去问李克了。

李克给出的意见里，说吴起这个人“贪而好色”。你会不会觉得诧异？如果只说吴起好色，这有可能，但这样一个志向高远，为达目标不惜割舍一切，又一直都在绝地求生的人，怎么可能会贪？

你可能误会了“贪”这个词的意思。“贪”和“好色”的组合，很容易让人把“贪”当成“贪财”，其实李克这里指的是欲望高，不满足。“贪”不是贪财，而是贪婪。吴起所谓的贪婪，表现在野心太大，往好处说就是事业心强。假如能从宋朝请一位街头大仙，用紫微斗数给吴起算命的话，那么演算的结果刚好会是我们从香港电影里熟悉的“杀破狼”命格：天上的七杀、破军、贪狼三颗星在吴起的命宫内外构成某种排列组合，说明这样的人会从事武职，一生颠沛流离，坎坷蹉跎，六亲疏远。

紫微斗数格局讲解-杀破狼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