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就算对中国历史很熟悉的人，听到这个年份，也会觉得很茫然吧？这一年有什么特别的？《资治通鉴》怎么会从这么不当不正的一个年份开始？

《资治通鉴》，听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部通史。一部通史该从哪儿开始？搁一般人想，肯定得是个什么元年吧。但这本书编年的开始，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

因为《资治通鉴》不是史官的史书，而是政治家的史书。

全书从哪一年开始，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学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开宗明义之功的古代意识形态问题。

历史从哪里开始

作为一部编年史，《资治通鉴》按照朝代的先后顺序，讲周朝的部分叫《周纪》，讲秦朝的部分叫《秦纪》，然后是《汉纪》、《魏纪》、《晋纪》等等，以《后周纪》结尾，因为后周以后就是宋朝，对于司马光来说就不再是古代史，而是当代史了。

每一个“纪”包含若干卷，比如《周纪》一共 5 卷，第一卷叫《周纪一》，第二卷叫《周纪二》，以此类推。每一卷的开头都会标明本卷内容的起止年份。从朝代选择上看，《资治通鉴》的内容从周朝开始，彻底抛弃了商朝、夏朝和更加久远的三皇五帝，这是为什么呢？

从史料编纂的角度来看，周朝以前的历史渺茫难求，很难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神话，更不可能做出准确编年。

从当时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儒家最为推崇的礼制，孔子想要克己复礼”的那个“礼”，就是被周朝确立下来的，被儒家奉为圣人的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最后的那三位，也就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都是周朝的开国先贤。

理解了这一点之后，你很容易推测，儒家的史书，正常会从周文王开始，或者是从周朝正式开国的那一年开始，但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偏偏选了一个不当不正的年份作为全书的开端，这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这一年，向前距离周朝开国大约 6 个世纪，向后距离周朝亡国 182 年。这位周威烈王也算不上是个多么像样的天子，即便司马光对他有偏爱，至少也应该把《资治通鉴》的开头安排在周威烈王即位的元年才对，而不是即位之后的第二十三年。

非但《史记》那一类的纪传体史书不会这样开头，就连《春秋》和《左传》这种编年体的先驱也不会这样开头。

司马光为什么别出心裁，一定有他的深意。

要想理解这层深意，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资治通鉴》和其他史书的一种区别：并不是编年体和纪传体那种形式上的区别，而是立意上的区别。

《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编写的史书，而不是史官编写的史书，“资治”二字是重点。

所以，《资治通鉴》既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历史哲学专著，如果仅仅把它当成史书来读，就会惹作者伤心了。作为历史哲学专著的《资治通鉴》，才一开篇就要确立一套价值体系，标榜出这套价值体系里的核心诉求。

从《左传》的结尾到《资治通鉴》的开端

无论是一个人规划自己的职业，一家公司安排自己的运营，还是一个国家决定基本国策，都会存在核心诉求和次要诉求。

一个国家的核心诉求可以有很多种选择，比如强大、富裕……虽然这些诉求听上去都很诱人，但核心诉求只能有一个，其余诉求都要为核心诉求让步。道理很简单：资源永远是有限的，任何一种资源调配都意味着有取有舍，对取舍的标准越明晰，运作就越高效。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由政治家操刀，意图在于“资治”的编年史，一开篇就让儒家意识形态成为主角，开宗明义地讲出一个国家最应该有的核心诉求：稳定。

《资治通鉴》之前的一切正史，从《史记》、《汉书》到《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没做到这一点。史官写的历史和政治家写的历史，就是如此不同。

借用莎士比亚的台词：在《资治通鉴》面前，“此前所著，皆为序章”。

从编年史的技术角度来看，《资治通鉴》是接着《春秋》和《左传》来写的。

《春秋》站在鲁国的角度，从鲁隐公元年（前 722 年）开始，结束于鲁哀公十六年（前 479 年），这是孔子去世的时间。

《左传》作为《春秋》的补充读物，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 468 年），交代了鲁哀公的人生结局，还记录了当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中原强国晋国以智襄子为主帅，进攻郑国，郑国向齐国求救，齐国以陈成子为主帅，出兵援救郑国。陈成子对智襄子有一句评价，原话是“多陵人者皆不在”，意思是经常欺负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左传》有一种叙事风格，凡是这种评价性质的，带有预言意味的话，后文都会出现相应的事实，以此证明前边的评价很恰当，预言很准确。

既然记录了陈成子这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后文就要交代这句名言是如何应验的。

所以《左传》虽然编年结束在鲁哀公二十七年（前 468 年），但在全书的最后，宕开一笔，跨越多年，记载智襄子因为贪得无厌和刚愎自用的缘故，被晋国的韩、赵、魏三大家族联手灭掉，这才结束全书。

《资治通鉴》编年的开始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发生的历史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从此才有了战国七雄当中的韩、赵、魏三大强国。

《资治通鉴》虽然详细记载了智襄子身死族灭的前因后果，明显接上了《左传》，但从严格的编年意义上看，《左传》编年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距离《资治通鉴》开始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早了足足 65 年；《左传》记事结束于智襄子身死族灭，这是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距离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也还有整整 50 年。如果《资治通鉴》真想续接《左传》，为什么要留出这么大的一段编年空当呢？

名分和事实，哪一个更重要？

从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来看，智襄子的灭族，有一场春秋战国时代罕见的大规模战役，堪比长平之战，当然值得大书特书，而周威烈王把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封为诸侯，只不过是一纸任命，波澜不惊。

再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两件事明显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前者骇人听闻，后者水到渠成。

韩、赵、魏三大家族联手消灭智襄子，瓜分了智氏家族的土地、财富，“三家分晋”局面已成，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件事作为战国时代的开端，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然而在司马光看来，“三家分晋”的意义远不如周威烈王的分封来得重要，前者只配作为后者的补充说明，不配作为一部历史哲学著作的开篇。

这样的斟酌和取舍，显示出政治家的历史观和史学家的历史观截然不同。在政治家看来，一件表面上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事情，其实涵义重大，影响深远，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以儒家的标准来看，“三家分晋”属于礼崩乐坏的典型事件，韩、赵、魏和智氏家族这四大家族都是晋国的贵族，却完全无视晋国国君的存在，自作主张掀起内斗。

而在司马光看来，所谓“三家分晋”只是三大家族“事实上”瓜分了晋国，形成了三个独立政权，而若干年后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意味着三家作为三个新兴的独立政权，从此拥有了合法的名分，在“名义上”可以和晋国国君分庭抗礼。

也就是说，原本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竟然获得了官方认可，把自己洗白了。

在儒家的价值体系里，名义问题是底线问题，哪怕既成事实无法推翻，名义上也不能做一丝一毫的让步。

孔子有一个著名的主张，认为治国的第一要务就是“正名”。

学生子路认为老师的观点太迂腐，这就引出了孔子的那段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

正是因为儒家把名分问题摆在了政治学的制高点，所以儒家才有一个别称，叫作名教，那些扰乱名分规则的人因此被称为“名教罪人”。

这种价值观确实很有迂腐的一面，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比虚无缥缈的名分重要得多，后者完全应该为前者让路。

实干家往往会有这种态度，最著名的就是曹操，他在位高权重的时候饱受猜忌，有舆论要他交出兵权，回到封国养老，曹操为此写了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说自己绝不交权，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没有实力来抵挡政敌的迫害了，家族和国家都会遭殃。

说到这里的时候，曹操留给我们一句名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名是虚的，祸是实的，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下一讲，我会说到，《资治通鉴》是以“稳定”作为核心政治诉求的，在儒家体系里边，必须正名才有稳定。所以，司马光才会以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这么一个“名不正”的小事件作为开端，将这个表面上的小事件解读为全部历史当中最大的教训。

历史学的意义

古代社会是经验型的社会，经验越丰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

一个人的亲身经验总是很有限的，所以在亲身经验之外，更需要依靠历史经验。

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任何一种新的难题，似乎总可以在历史上找到解决方案；任何一种新的尝试，似乎也总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大到治国安邦，小到勾心斗角，历史经验越多，胜算也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也是政治学、管理学和成功学。

司马光显然是一个早早就意识到了历史学价值的人。而且，他也对治史很有兴趣。

但以儒家的传统来论，史学的地位从来都排在经学之下。

经书，也就是被朝廷奉为意识形态圭臬的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才是第一流的著作。史学只是经学的附庸，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

所以，对于任何一名有上进心的读书人来说，钻研经学才是人生首选。更加现实的是，经学之路是一条升官发财之路，搞史学最多只能锦上添花。

在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北宋时代，史学特别不受重视。

这是政策导向的结果：读书人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进入国家管理层，科举的录取率又远远高于唐代，这很能燃烧读书人的希望。但科举不考史学，史学知识只能在策论里边发挥一些辅助功效，自然也就很少有人愿意为它耗时耗力。

不过，即便真想为史学耗时耗力，也没那么容易，因为系统性地掌握史学，要读的书不仅太多，而且太乱。

单是官方正史，当时从《史记》《汉书》到《新唐书》《新五代史》，已经有了足足 19 部大书，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从体裁上看，这些史书通通属于纪传体，给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一立传，优点是容易理解人物生平，缺点是很难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

所以，要想让历史经验真能为人所用，就有必要让历史书变得清晰易读，而要让历史书变得清晰易读，就有必要把现有的材料重新编排考订、去伪存真、删繁就简、提纲挈领。

这种繁琐而枯燥的工作，必须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完成。

完成这样一桩事业，可想而知，需要惊人的时间和精力。时间和精力从何而来？主要从失败中来。

古人写书，通常叫作“退而著书”。

所谓“退”，意思是说，在社会上处处碰壁，碰得头破血流，不得不离开社会，躲进自己的一片小天地里。所以，古代那些著书立说，传授各种成功方法的，往往都是些失败和失意的人，期待自己的价值能在将来的社会被人发现。

失意者的机缘

司马光虽然早就有心编写一部简明版的古代编年史，并且早早就动了手，还很受皇帝的鼓励，但真正让他得以完成《资治通鉴》这部鸿篇巨制的机缘，恰恰是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彻底失势。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 年），司马光写成了一部极简版的编年史，名叫《历年图》，献给刚刚即位的皇帝。

接下来，他又花了两年时间，拓展了《历年图》的内容，把战国到秦朝的这段历史按照编年丰富起来，再次献给英宗皇帝。

这个时候，这部未完成的书稿叫作《通志》。《通志》顾名思义，是对历史所做的贯通性的记录，当然不该仅仅截止在秦朝，后面的历史也要依照这个模式继续编写下去。但司马光已经发现，这决不是只靠一己之力就可以办到的。

于是，经过宋英宗的批准，他不但可以自己选聘助手，成立书局，还有权调用皇家秘府的藏书和档案。

治平四年（1067 年），宋英宗病逝，宋神宗继位，改元熙宁。年仅 20 岁的宋神宗请司马光为自己讲读《通志》，才听了开头“三家分晋”的事件就很受触动，觉得历史经验太重要了，实在是治国的法宝。

于是，宋神宗给《通志》重新命名，叫作《资治通鉴》，书名意思是：一部对治理国家特别有帮助的中国通史。

宋神宗还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又把自己做皇子时候的私人藏书送给司马光做参考资料。

从同一个历史事件当中到底能够得出怎样的经验，这显然因人而异，差异甚至可以大到黑白分明、势不两立的程度。

高度赞赏《资治通鉴》的宋神宗认为，只有大刀阔斧、力排众议地推进改革，才能富国强兵，创造伟大盛世。而司马光作为《资治通鉴》的核心作者，却坚定地反对宋神宗的改革理想。

两个人的见解，在历史上都能找到足够的依据，谁也说服不了谁。没办法，这就是文科的悲哀。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有人直上天堂，有人直下地狱……

无论如何，那都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宋神宗为着富国强兵的美好愿景，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王安石。从此君臣遇合，风云际会。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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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让所有的知识分子面临站队的选择，人群于是一分为二，支持变法的称为新党，反对变法的称为旧党。新党迅速占据了重要岗位，旧党纷纷被排挤出朝廷。

司马光作为旧党大佬，屡经波折之后，终于在熙宁五年（1072 年）落脚洛阳，做了一名无所事事的闲官，闭门著书，绝口不谈朝政。这一年，司马光 54 岁，从此还要在洛阳寂寞生活 15 年。司马光的洛阳生活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给自家花园取名独乐园，表明自己甘于寂寞，不凑新党的热闹；二是把书局迁了过来，从此全力以赴，以职业作家的姿态编修《资治通鉴》。

两种治史风格

在一首司马光写给他的邻居邵雍的诗里，司马光说：“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

意思是：我把写作当成职业，这种职业是需要枯坐书斋、足不出户的，但我因为很欣赏你，所以为了陪你，我才忙里偷闲，和你一起上楼看看风景。

这位邵雍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北宋五子”之一，他也很欣赏司马光，说司马光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的这句评价，给我们创造了“脚踏实地”这个成语。司马光从性格到做事，一以贯之的特点确实就是脚踏实地，每一步都要走得稳，走得准，并且持之以恒。所以相较于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大步流星和高瞻远瞩，司马光难免显得迂腐，既没有美感，也缺乏豪情。

更有意思的是，夸赞司马光脚踏实地的这位邵雍，至少在学术上，偏偏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邵雍也在搞一部编年史，名叫《皇极经世》，篇幅虽然不大，但构架和规模远远大于《资治通鉴》，不但给历史编年，还给未来编年，一直预言到世界末日，展现出人类社会从始到终盛衰兴亡的宏大规律。

邵雍给宇宙所做的编年，并不是从历史细节当中小心考证出来的，而是根据汉代的易学算出来的，是一套非常规整的数学模型，虽然很有数学之美，更有高深莫测的神秘感，但和真实的天文历法往往合不上拍。

所以邵雍虽然位列“北宋五子”之一，但他的学术贡献对儒学的影响并不太大，反而是民间的算命先生常常打着他的易学旗号招摇撞骗。

司马光给历史做编年，才真正做到了脚踏实地，邀请专家助阵，采用了当时最前沿的天文历算成果，从史料的细节当中仔细考订历史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这是一件很繁琐，也很无趣的工作，读者通常也不会特别较真，但司马光非要精益求精，不敢出半点纰漏。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资治通鉴》终于完稿，总共 294 卷，还有配套的《通鉴目录》30 卷和《通鉴考异》30 卷。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 年），《资治通鉴》刻版完成，开始印刷发行。而这个时候，司马光已经过世 7 年了。当然，修订一部千年通史，纰漏总是免不了的，但无论如何，在政治失势的岁月里，司马光脚踏实地写出的《资治通鉴》，直到今天仍然是一部不失典范意义的严谨史书，邵雍的“宇宙简史”却不再有几位读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