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实质

“必也使无讼乎”

孔子有一个追求：与其断案断得好，不如没有案子可断。孔子的原话是：“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没人来打官司、当原告，这才是好社会该有的样子。

所以后世的儒家政治，在法律方面一直都有这种努力。你也许想不到，公孙鞅作为法家名人，竟然也和孔子一样，把“无讼”——没人来打官司——当成国家法律该有的目标。

当然，毕竟是水火不容的两大学派，目标就算一致，出发点和手段绝对不同。儒家的出发点，是让全天下变成一个既尊卑有序，又相亲相爱的大家庭。法家的出发点是：帮助君主管理家产，让家产迅速增值，在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儒家要照顾到所有人，法家只服务于一个人。

再看手段上的差别。儒家的手段是，领导人以身作则，不停地散发道德感召力，先影响到身边的人，身边的人在道德境界得到升华之后，再去感召自己身边的人，就这样，道德像病毒一样飞速传播，总有一天，全天下人都会被感染到。

这个时候，就算发生了什么纠纷，肯定你让一步，我也让一步，你宽恕我的无心，我体谅你的难处，一笑泯恩仇，最后很可能还交上了朋友。这样的社会，何其美好啊。

但是，法家根本就不信这一套，即便退一步，相信这样的道德生态是可以达到的，但问题是，就算能达到，也并不值得为此付出努力，因为成本太高，见效太慢。法家格外重视效率，受不了儒家这种动辄就搞百年大计的慢性子。法家并不因为标签叫法家就喜欢打官司。恰恰相反，法家很敏锐地注意到，打官司是一件太耗时耗力的事情，成本超高，怎么算都不划算。

这种思路，在今天的一些公司里边依然存在。这些公司会有规定，严禁员工起纠纷，一旦有了纠纷，领导不会去调查谁对谁错，而是直接把纠纷的双方一起开除。

这就是成本意识在起作用：调查纠纷期间，当事双方肯定没法工作，领导的时间精力也要搭进去不少，还会打乱其他很多员工的正常工作流程。所以呢，要么忍，要么滚，“必也无讼乎”，反正就是不能打官司。

在晚清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当中，严复留学英国，到法庭旁边听庭审，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那种控辩双方你来我往的法庭大戏是清朝人不敢想像的。

后来严复对郭嵩焘讲起了这段经历，说英国之所以富强，从法庭上就能看得出端倪：公理每天都在伸张，长此以往的话，国家想不富强都难。（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卷 11 按语）

但严复只看到了正面，没看到反面。英国法庭上的“公理日伸”到底意味着多高的代价，英国人自己实在吃够了苦头。

英国小说经常会有这类描写，最著名的应该就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 (Bleak House, 1852)，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把几代人的青春、健康和金钱都耗尽了，最后好容易出了结果，而官司的标的——原本账面上的巨额财富——竟然已经被官司磨没了。

狄更斯的故事是有生活原型的，原型之一就是特鲁森诉伍德福德案 (Thellusson v Woodford），从 1797 年打到 1859 年。《荒凉山庄》都写完了，这案子还没有结呢。

严复所谓的“公理日伸”倒也没错，因为特鲁森诉伍德福德案让英国人意识到了相关法律必须修订，所以早在 1800 年就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通常被称为特鲁森法案 (Thellusson Act），而狄更斯的《荒凉山庄》的影响力还促成了 1870 年代的司法改革。

我在莎剧课里讲过英国社会的一个核心特点：慢。英国路线虽然也能富国强兵，这正是严复看到的，但可想而知的是，公孙鞅和秦孝公一定是等不及的。

公孙鞅和秦孝公如果读到《荒凉山庄》，应该会把狄更斯引为知己：看，仅仅是打一场官司都能这么熬人，这种官司如果多打几场的话，别说那几个当事人了，就连国家都熬不住啊。

人的一大半精力如果都拿去磨官司了，还怎么搞生产呢？不搞生产的话，社会财富从何而来呢？国家要想富强，全国人民就都不能闲着，不能被无谓的事情消耗时间和精力。打官司，当然就是无谓的事情。

那该怎么办呢？官府直接拒绝受理案件吗？国家在这一点上还真不如公司灵活，不方便开除人。就算把原告和被告一起剥夺秦国国民的身份，总不好杀了他们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境吧。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纠纷在民间自行消化，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统一秦国的价值观，禁止多元化。

“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

只要秦国人的价值观高度统一，那么不管遇到什么事，任何人都可以马上辨明对错，而且所有人的判断高度一致。

比如张三在大街上杀了自己的杀父仇人，这事到底是对是错呢？儒家认为这没有问题，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杀得好，要表彰；可是法家呢？法家认为私人执法不可以，执法权必须全部让渡给国家。你说我三观不正，我还说你三观不正呢。

看嘛，思想不统一，是非就没有标准。这就需要有“律”的意识，绝对音高就是绝对的标准，每个人都好比一件乐器，必须根据绝对音高做校准。只要校准工作做到位，那么国家就能上正轨了。

这里需要参考《商君书》的一句话：“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意思是说，是非能在老百姓家里自行解决的，这样的国家可以一统天下；纠纷需要官吏来决断的，这样的国家有机会变强大；纠纷必须由国君决断的，这样的国家肯定是弱国。（《商君书·说民》）

今天的管理学也有这种讲究，如果连保洁阿姨的调班问题都要由总经理拍板，那么这家公司就离破产不远了。

当全国人民的价值观高度统一了，很多问题直接就能在基层解决。比如发现有人想闹事，邻居们一致判断：这是坏事，不应当。

有了判断，该怎么行动呢？人的正常反应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别给自己找麻烦。所以法律必须扭转这种心态，让大家有检举揭发的欲望才行，于是，什伍制度应运而生。

顾名思义，什是 10 户人家，伍是 5 户人家。具体几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把军队里的组织形式用到了民政上。你可以把一个伍当成一个班，把一个什当成一个排。

这倒不算多大的创举，毕竟李克已经在魏国开过先河，管仲更是早在春秋时代就在齐国搞过，只是公孙鞅做得更狠，更加整齐划一。

现在，价值观统一了，组织结构也成型了，每个秦国人应该承担的义务和对应的赏罚也就可以有明确的标准了。

如果发现坏人坏事，当地的伍或者什必须检举揭发，揭发了就有赏，赏额和上交一颗敌人的头颅是相同的，如果没有揭发，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个伍或者是什里的所有人全部都要重罚。

重罚能有多重呢？

非常重：腰斩，拦腰把人砍成两截。

所以，作为一个有着正常生存欲望的秦国百姓，不但要做好自己，还要盯紧邻居。

你可以对照一下周厉王为了防民之口，安排巫师充当特务的那段历史，结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人暴动，把他赶下了台。

毕竟周厉王安排再多的特务也监视不住所有人，但只要让大家互相监督，而且让他们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时时刻刻都被邻居们盯着，那么麻烦和潜在的麻烦就能被解决掉一多半，秦孝公真是太省心了。

但是，这会不会败坏社会风气呢？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如果所有的近邻同时也是被自己监视的对象，那么平日里再想找邻居借一碟醋，恐怕就不好张口了。久而久之，人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奸猾，这真的好吗？

公孙鞅说：“这真的好。”道理是这样的：邻里关系融洽了，就容易互相包庇。

你看啊，隔壁二婶帮你看过娃，喂过奶，堪称是模范邻居，大大的良民，你总不好意思转脸就举报她偷电吧？

所以，公孙鞅说，表彰良民会对国家不利，只有奸民才能利国。邻里关系越是疏远、冷漠，监督和检举的时候就越是没有心理障碍。奸民治国，才是富国强兵之路。

公孙鞅的这套连坐的办法虽然不中听，但确实管用，而且见效超快，以至于后来就连儒家学者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也会先把儒家教条放在一边，拿着公孙鞅的药方抓药。

王阳明就做过这种事，一方面告诫老百姓要温良恭俭让，和睦相处，别打官司，一方面执行著名的十家牌法：一家犯错，十家同罪。（《王阳明全集·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

但王阳明的十家牌法，好歹可以说是战时紧急办法，而公孙鞅的什伍制度却要成为秦国人民的日常。这就意味着，公孙鞅不但要把民政完全向军政统一，还把全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纳入了战时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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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战

公孙鞅的变法思路，很像是今天的即时策略类游戏。玩家要做的，首先是在有限的资源里搞平衡——哪些资源用来生产，哪些资源用来作战。

电脑游戏的特点是，你只要安排了农民去种地，这些农民就会昼夜不停地一直劳作下去，你的粮食储备就会不断增长。打仗也简单，不管是骑士还是坦克，你只要拿鼠标画一个圈，就能指挥他们向前冲。他们会打得不死不休，无论局势有多么惨烈，也没有一个人退后一步。

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打仗当然不可能这样，但是，假如公孙鞅能玩到即时策略类游戏的话，一定深受感动，觉得这就是他理想中的政治蓝图。

确实可以这样类比，因为在公孙鞅的国家规划里，偌大一个国家，千头万绪的事情要被化约为两件事：耕战，也就是种田和打仗。

如果要问为什么非要化约成这两个项目，就需要先搞清楚国家财富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如果丢给经济学家，答案就会五花八门。

但公孙鞅看得很简单：所谓国家财富，来源无非两个渠道，要么是生产出来的，要么是掠夺过来的。生产主要靠种田，掠夺主要靠打仗。

所以，耕战就是富国之本。耕战以外的事情只可以保留很小的一部分，其他的部分必须大刀阔斧删除干净。

当国家大计化约为耕战两项之后，治国就和玩即时策略游戏很像了。统治者该操心的，就是怎么协调资源，比如在某个时间段里，政策是往农民方向倾斜，还是往战士方向倾斜。

和游戏不同的，也更重要的，就是充分调动生产和作战的积极性，种田就该不眠不休，打仗就该一往无前。难点就在这儿，毕竟真人不是 AI，人性充满着弱点，干活的人会好吃懒做，打仗的人也会贪生怕死。

就像运营一家企业，如果站在管理层的高度往下看，那就恨不得员工们无时无刻都在干活，甚至为了节约上厕所的时间把水戒掉，一旦看见有人抽烟、喝茶、看报、聊天，马上连杀人的心都有。更可恨的是，员工们的追求和偏好千差万别，有忙着谈恋爱的，也有下班就凑一桌麻将的。

按照公孙鞅的思路，任他千差万别，我只是删繁就简。在不断删繁就简之后，员工们的共性就浮出水面了：几乎所有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倾向。在烈日当头的时候，如果只能在下地种田和乘凉聊天之间二选一，我相信没有人愿意下地。

当然，在秦国人能够看到的现实里，受苦受累的人永远都有很多，他们当然不是喜欢受苦受累，只是没得更好的选择。

看看别人，有的倒买倒卖，没几年就赚了大钱，还有人读了几本书，耍耍嘴皮子就能做官受赏。自己能怎么样呢？也去投机倒把吗？既没那个头脑，也没有那个本钱，更没有那个心态。也去游说诸侯，靠口才和知识换钱吗？认字不容易，不想念书。

周围看过一圈之后，发现自己就是种地的命。

但即便是这样，只要身边总有那些经商赚钱和读书发达的例子，种地的人就没法安心种地。

认命归认命，但怨气和嫉妒心永远消除不掉，更何况还有人真的放下了锄头，去找那些更轻松，更体面，也更加赚钱的工作去做呢。

在公孙鞅看来，这就是秦国的政策导向性出了问题。无论朝廷怎么宣传耕战的重要性，但只要种地和打仗比不得其他行业来得有钱，有荣誉，宣传就没法落地。

要想驱使全国人民把干劲全都自觉自愿地用在耕战上边，首先就要给耕战设置足够吸引人的奖励机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这还远远不够，因为耕战涉及的人口实在太多，边际收益递减的曲线也太陡，一个人再怎么努力种地，奋勇杀敌，收益也不可能比得上商人和明星，一辈子赚的钱还不如一个直播带货一天赚的。

怎么办呢？公孙鞅的办法特别简单直接：耕战之外，所有那些赚钱的营生，要么严令禁止，要么征收重税。你眼红那些主播吗？想开直播间吗？不行！

违法！弄死你！你眼红那些商人，想去经商吗？这倒不违法，不过税额 10 倍地翻，让你赚的钱还不够交税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各行各业要么违法，要么赔钱，种地和打仗竟然变成了最好的职业。

提高农民和军人的地位，办法竟然是如此简单。

但是，每解决一个旧问题，难免会有新问题如影随形。

正在你已经安心务农的时候，村口的王木匠从齐国打工回来了，和你聊了一路上的见闻，说齐国搞了一个稷下学宫，天下人只要会耍几下嘴皮子，都可以到那里当客座教授，吃香喝辣，使奴唤婢，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一番话直说得你心猿意马，再也没法安心扛锄头了。

法家的“愚民”

没办法，人的流动性越强，信息的获得就越便捷。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越是欧洲那种小国，逛个街就能跨境的地方，价值观就越是多元化，国家向心力就越弱。

公孙鞅面临的问题是，就算耕战能在秦国本地通杀一切，但外来的信息还是很容易蛊惑人心。

要想安定人心，就必须缩窄人的眼界。

你可以想一想上一讲我提到的严复，如果他不曾去英国留学，没机会到英国法庭上旁听庭审，很可能就在大清国踏踏实实地留着辫子，做一介温顺良民，茶余饭后和父老乡亲们一起痛骂洋鬼子和所谓“睁眼看世界”的假洋鬼子。

如果严复生活在公孙鞅时代的秦国，也就不会有“睁眼看世界”的机会了。公孙鞅敏锐地意识到，隔绝六国的信息至关重要。

王木匠之所以了解稷下学宫的事情，还不是因为去过齐国嘛。只要不给他出门的机会，他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巴佬，只会闷头干活，不可能有什么见识。

那么，哪些人最容易四处乱窜呢？

《商君书》列出了 5 种人：游士，只要带着一张嘴，就能满世界混饭吃；隐士，他们心志高洁，有了这份境界，就无所谓在哪里安身；勇士，胆色随身带，到处都可以逞英雄；手艺人，有一技傍身，走遍天下都不怕；商人，流动资金随身带着，哪里有腥味就扑到哪里赚钱。

最可恨的是，这些人很容易投靠国外势力，或者投靠到贵族的门下。这种人多了的话，就算请尧、舜来治国，人家也无能为力。（《商君书·算地》）该怎么办呢？很简单，严令禁止。

人口只要不流动了，眼界就变窄了，眼界变窄了，见识就变浅了，无知无识，和国家的唯一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除了耕战之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工作。

这样的百姓，才是秦国最需要的。

他们足够愚蠢，以至于对各种蛊惑人心的说辞彻底免疫，而当绝大多数人都生出了这种免疫力之后，那些耍嘴皮子的人就算再怎么巧舌如簧，也达不到任何效果。

这样一来，即便是那些靠嘴皮子吃饭的游士也不得不闭上嘴，扛起锄头，老老实实地种地去了。

这就意味着，一个人要想在秦国生存下来，要么努力种地，要么拼命打仗，否则就几乎找不到活路。

今天我们总要说，人要有一技傍身，技能，是一切轻资产里最轻的。

公孙鞅的思路刚好相反，严禁轻资产，要搞重资产，所谓“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重资产没法随身带走，只会把人拴牢。

什么资产最重呢？当然是土地。越是能耕善战的，就奖励他们越多的土地。土地不要说带到外国，就连移动半分都不可能。人被土地拴得越牢，也就越淳朴，不容易做非分之想。（《商君书·算地》）

公孙鞅应该很想把人变成机器，农民是生产机器，战士是打仗机器，这两者最好可以互通：同一架机器，农忙季节去种地，农闲季节去打仗。每个机器都清楚，只有种地和打仗才有计件提成，才能拿积分换奖品。

这是秦国唯一正确的，也是唯一可行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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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本身并不稀奇，前边讲过周朝传统的五等爵，那都是高级贵族才有的。公孙鞅做了一件礼崩乐坏的大事：把爵位下放，让全国人民都可以有爵位。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因为它和计件提成的改革思路是配套的。

从此以后，平民也可以有爵位了。

卖官鬻爵：这是两码事

平民有爵位，在当时并不算首创，只是大规模、系统性地实施应该就是从公孙鞅开始的。

拉通历史来看，这种办法也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比如英国，传统贵族有五个爵位等级，因为刚好和中国的五等爵数目相同，所以中文就用了五等爵的名称来翻译英国的五级爵位。

其实两者的涵义完全不一样，英国在五等爵以下，还有两个平民爵位：准男爵 (Baronet) 骑士 (Knight），骑士又能分出九个等级。人们对准男爵和骑士的尊称只能是 Sir，而不能像称呼真正的贵族那样说 Your Grace 或者 Your Lordship。

为什么会出现平民爵位呢？“平民”和“爵位”这两个词难道不是本身就有冲突吗？

参照一下英国历史：国王詹姆士一世缺钱了，怎么才能让有钱人给自己主动送钱呢？

他的办法是，搞出了一个“准男爵”的爵位，身家清白的人可以花钱申请。只要钱到位了，国王的特许状 (letters patent) 能签署。于是，1611 年，200 名身家清白的绅士成为了英国第一批准男爵。

有个成语叫“卖官鬻爵”，我们在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对“卖官”和“鬻爵”通常是不加区分的，其实这是两回事。“卖官”的危害比“鬻爵”大得多。

因为官职对应着公权力，权力越大就越能呼风唤雨，而爵位仅仅对应特权和义务。而特权要么意味着财产权，比如有一块采邑，采邑上的收入可以归自己所有；要么意味着可以免于某些义务，比如说不用服徭役或者是兵役。所以，如果一个人只有爵位而没有官位，通常是没有实权的，一个九品芝麻官也能轻易地把他拿捏住。

所以，如果统治者实在有什么燃眉之急需要解决，只能硬上非常手段的话，那么但凡能“鬻爵”就不要“卖官”。

詹姆士一世做的就是“鬻爵”，收效相当不错，他的老前辈公孙鞅所做的，本质上也是“鬻爵”。

公孙鞅希望全国人民不读书，不娱乐，不经商，一门心思种地、打仗，这种反人性的操作，必须前有足够甜的胡萝卜，后有足够粗的大棒才行。

新的爵位体系，就是一筐超甜的胡萝卜。

职称的意义

如何鼓励多劳多得？这是管理学上的又一个难题。常规的做法是，谁干得多，干得好，就让谁升迁。小兵可以一路升迁到将军，由此诞生了那个著名的励志口号：“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但问题是，优秀的士兵和优秀的将军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素质，士兵当得好，未必将军也能当得好。不要说将军，可能连班长都当不好。如果军队里的激励机制就是谁表现好就给谁升迁的话，那就很容易造成大范围的不称职的局面。

今天很多公司也是这样，技术出色的基层员工被提拔到管理岗，结果发现他完全搞不来管理。但偏偏他又如此优秀，难道一直让他在基层当普通员工吗？这不但对他本人不公平，也让全公司的人失去了拼搏意志。左右为难，该怎么办呢？

现代管理学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建立了职称体系，把职称和职位分开。

一名基层员工，可能一辈子都只在基层工作，干到退休也只是普通一兵，但职称可以不断地提高，从中级职称评到高级职称，从副高评到正高，实际到手的工资和福利可能比总经理还高。

公孙鞅搞的爵位制度，本质上就是秦国的职称体系。咱们试想一下，秦国的全国人民都去努力耕战，业绩出色的人当然不会是少数，而官职当然也没有那么多——即便真有那么多，这些人也未必都适合做官，很有可能还会有人因为不想做官，所以故意不去争表现呢，那就和改革的初衷相悖了。

二十等爵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职称的级别应该怎么设置？

如果套用传统贵族的五等爵，好像级别太少了。设想一下，上交 1 颗人头换来爵位升 1 级的话，5 颗人头就顶格了，显然不合适。

但如果每上交 5 颗人头换来 1 级爵位的话，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升级太难，冒的风险又太高，索性就人浮于事了呢？

如果等级设置得过多，让人一眼望不到头，也很容易让人丧失斗志。所以，设计出一个合适的梯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公孙鞅设计出了怎样的梯度呢？

古代学者研究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就是三国年间曹魏学者刘劭的《爵制》。顾名思义，研究对象是爵位制度。

作者刘劭，对这个名字你也许并不陌生，因为刘劭写过一部特别出名的书：《人物志》。《人物志》研究的是怎么看人，怎么从“知人知面”达到“知心”。

《爵制》相对而言冷门得多，而在这个冷门小领域里，它是绝对的权威。胡三省给《资治通鉴》这部分内容做注的时候，就是大段抄录刘劭的《爵制》，只是有抄错的地方。

胡三省当然看不到今天才出土不久的各种秦国简牍，不过，这些海量的新材料倒是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刘劭在《爵制》里边的说法。

《爵制》统计，公孙鞅设计的爵位梯度一共有 18 个级别，如果加上关内侯和列侯，一共就是 20 级。

刘劭没讲为什么要把关内侯和列侯单算，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这两个等级称为“侯”，借用了五等爵里的侯爵的名义，而在公孙鞅的时代，秦国国君还没有称王，名义上还是周天子下面的诸侯，根本没有资格给别人封侯。要等到再后来，礼崩乐坏得再彻底一些了，秦国才在原有的 18 级爵位系统上增设了关内侯和列侯。

列侯的原名应该叫彻侯，后来为了避汉武帝刘彻的讳，这才改称列侯。（《汉书·百官公卿表》）但各种古代文献里边已经习惯称列侯了，我就沿用好了，不再改回去了。

秦国的 20 级爵位，数字越小，级别越低。如果你对这些爵位的名称和级别能有一个大体印象的话，读历史能轻松不少。

附录：秦国爵位：第 1 级公士，第 2 级上造，第 3 级簪褭 (niǎo），第 4 级不更，第 5 级大夫，第 6 级官大夫，第 7 级公大夫，第 8 级公乘 (shèng)，第 9 级五大夫，第 10 级左庶长，第 11 级右庶长，第 12 级左更，第 13 级中更，第 14 级右更，第 15 级少上造，第 16 级大上造，第 17 级驷车庶长，第 18 级大庶长，第 19 级关内侯，第 20 级列侯。

这个爵位系统在秦朝以后依然沿用了很久，刘劭自己就有关内侯的爵位，那已经是三国曹魏年间了。

20 级是个相当合理的阶梯设计，我们可以比照一下今天的公务员职称系统，从办事员到国家级正职，一共 27 级，只不过排序相反，数字越小级别越高。

秦国 20 级爵该怎么挣，很像是今天游戏里的打怪升级，级别越高难度越大。

具体怎样计件提成搞升级，史料给出的线索并不明确。大概的情况是：在常规作战当中，普通士兵斩获一颗敌军的头颅就可以得到一级的爵位，但爵位有上限，不可能拿 20 颗人头就升级到列侯；军官有另外的考核标准，不看个人绩效，看的是整个部门的绩效。

不同战况有不同的考核标准，比如攻城，难度远大于野战，一支 18 人的敢死队只要拿到 5 颗人头，就可以每人授爵一级。

人头交上来之后，必须经受严格的检验，检验无误之后就可以授爵，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没能完成检验工作，以至于耽搁了功臣授爵，相关责任人一概要被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