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可道

盗杀楚子当，国人立其子疑。

以楚国的强大，以国君的尊贵，为什么堂堂楚王能被盗贼杀死呢？

楚声王在历史上只是一个过场角色，没留下什么记载，所以，他到底是怎么被杀的，又为什么被杀的，只能成谜了。所以要想弄明白“盗杀”这个词，我们只能借助当时其它的历史事件了。

盗杀蔡侯申

幸好，盗贼杀死国君或者其他大人物的事情，在楚声王以前就已经不新奇了。

我们先看一下公元前 491 年，楚声王之死 89 年前，发生在蔡国的一起杀人案件。

《春秋》有一句很简短的记载，原文只有 5 个字：“盗杀蔡侯申。”如果用谥号称呼，这位蔡侯申就是蔡昭侯（一说蔡文侯，据《左传正义》），和周天子同姓，姓姬名申，受封侯爵。但《春秋》这里叫他“蔡侯申”，并不是贬义，只是因为这位蔡侯申刚刚过世，谥号还没有商量好。

蔡国是中原南部的一个小国，存在感不强，它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事情就是和陈国一起困住了孔子，让孔子和随行的弟子们险些饿死，给后人留下了“陈蔡绝粮”的典故和“君子固穷”的成语。

陈蔡绝粮的事件就发生在“盗杀蔡侯申”的两年之前，也就是说，孔子挨饿的时候，蔡国在任的国君就是这位蔡昭侯。当时孔子途经陈国和蔡国之间，楚昭王派人请他，陈国和蔡国的大夫们怕楚国得到孔子这位人才，会对自己不利，这才联手把孔子困住。

这件事可以告诉我们的是：蔡国和楚国的关系很糟糕，这正是“盗杀蔡侯申”事件的缘起。

本来以蔡国的国力，在楚国面前只是小弟当中的小弟，根本没资格和楚国搞坏关系，但是，蔡昭侯曾经被楚国扣留，“受够了楚国无情的打击和虐待，为了向楚国发泄他的怨恨，他什么事都愿意干”。（套用《麦克白》刺客乙的台词）

这就像我前边讲到智国劝谏智瑶的时候说过的那个道理：“蜹（ruì）、蚁、蜂、虿（chài）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连小小的蚊虫都能伤人，何况一国的国君和总理呢？

蔡国自己当然没有报仇的实力，必须找到强大的盟友才行。于是，蔡昭侯联合了吴国，共同伐楚。

这时候的吴国，国君是著名的吴王阖闾，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手下的能臣既有传奇的伍子胥，又有兵圣孙武。吴国一出手，真把楚国打惨了，连国都都打下来了。楚昭王一路逃跑，巧合的是，路上竟然也遇到了盗贼的攻击，幸好有惊无险。

吴国并没有吞下楚国的实力，所以打完胜仗就撤兵了。楚昭王复了国，好好休整了一番，于是，楚国还是当初那个强国，正如蔡国还是当初那个弱国一样。蔡昭侯这回可不好办了，面对楚国的报复，赶紧向吴国求救。这个时间，就是孔子绝粮的时间。

吴国对蔡国的回复意见是：我们两国相隔实在太远了，我就算救你一次两次，没法救你三次四次，不如你们搬搬家，把国都搬到靠近我们吴国的地方好了。蔡昭侯也不和大夫们商量，直接就同意了。

就这样，吴国如约派来了援军，顺道帮着蔡国把国都迁了。

蔡国贵族们肯定都不愿意，毕竟国都一迁，伤筋动骨。眼看着蔡昭侯又要去吴国，蔡国大夫们生怕他又和吴国达成什么私下交易，把国都迁得离吴国更近。大家一商量，索性把蔡昭侯做掉算了。

春秋时代文武不分家，贵族们从小都要练武，尤其要会驾车、会射箭。所以这些蔡国大夫，蔡国的高级贵族们，都是能上战场，能拉弓射箭的狠角色。蔡昭侯扛不住这些狠人的攻击，中箭受伤，逃进一所民宅。

大夫们有勇有谋，精诚协作，杀掉了蔡昭侯的卫士，进而成功完成了弑君壮举，这就是“盗杀蔡侯申”的全部经过。那么问题来了：“盗”究竟在哪儿呢？

所有的凶手明明都是蔡国的高级贵族，这就像一家现代公司的董事会里，董事们不满意董事长的一意孤行，于是联手，并且亲手，把董事长杀了。

这明明就是一场政变，凶手都是亲戚、重臣、元老、贵族，真正的盗贼连一个都没有。那么，《春秋》为什么要说成“盗杀蔡侯申”呢？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春秋大义”当真存在，杀害国君的人不配称为大夫，所以《春秋》用“盗”来定义他们，表达十足的蔑视；第二，蔡国大夫们其实并没有亲自出手，而是买通了盗贼，杀掉了自己的国君。

《史记》的记载确实支持第二种说法，说蔡国大夫们安排了一个叫作利的盗贼，杀掉了蔡昭侯，然后又把所有脏水泼到了利的身上，诛杀了他。（《史记·管蔡世家》）历来替大人物做脏事的人，往往会落到这种结局。

反正不管根据哪种说法，“盗杀蔡侯申”都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政变。

春秋大义

古人相信孔子作《春秋》为万世立法，《春秋》的一字一句莫不饱含着极其深刻的用意，这就是所谓“微言大义”。

最会解读微言大义的有两部经典：《公羊传》和《穀梁传》，它们和《左传》一起合称《春秋》三传”，我在《熊逸书院》都有讲过。

《公羊传》有一个总结，说《春秋》对于弑君的大夫一律指名道姓，如果凶手身份卑贱，那就一律称“人”。

比如这个身份卑贱的凶手是蔡国人，《春秋》就会写成“蔡人”。如果是大夫杀了大夫，那么对行凶的这位大夫也称“人”。如果是身份卑贱的人杀了大夫，那么凶手就被称为“盗”。（《公羊传·文公十六年》）

显然，当这个规律遇到前边说到的“盗杀蔡侯申”，就不适用了，这该怎么处理呢？

《公羊传》很会变通，说孔子的意思是，这些弑君的大夫们比卑贱的人更卑贱。在礼制的序列里边，士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士以下就是平民百姓了，都属于身份卑贱的人。还有什么人比平民百姓更卑贱呢？《公羊传》说：“当然还有啊，那就是罪人嘛。”（《公羊传·哀公四年》）

所以按照《公羊传》的解释，“盗杀蔡侯申”的真实涵义是“罪人杀蔡侯申”，那些弑君凶手连贱人的称呼都配不上，只配称为罪人。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公羊传》的这些解读，当然不以为然。但如果你生活在汉朝，掌握《公羊传》的这套逻辑特别能帮你升官发财。

盗与非盗

不过，春秋大义这套逻辑并不容易掌握，就拿眼下这个“盗”的问题来说，当真的有某个身份卑贱的罪人杀了国君的时候，《春秋》也有偏偏没用这个“盗”字的情况。

事情发生在吴国，看门的人杀了国君，《春秋》的记载是：“阍杀吴子余祭。”（《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阍”指的是看门人，当时的看门人通常都是受过刖刑的罪人——脚被砍掉了，行动不便，正好适合看门。“吴子”指的是吴国国君，子爵，“余祭”是这位国君的名字。根据《左传》的记载，这里的“阍”是吴国捕获的楚国俘虏，被派去看船，趁吴王余祭接近的时候突然行凶。

一个身份卑贱的、受过肉刑的、货真价实的罪人杀了国君，如果依据《公羊传》的上述标准，这无论如何都该表述成“盗杀吴子余祭”，但《春秋》偏偏写成“阍杀吴子余祭”，这真让公羊学家们大伤脑筋。到底谁是盗，谁不是盗，这还有没有一个标准了？！

《穀梁传》总结《春秋》的行文特点，说《春秋》所谓“盗”总共有 3 种类型：第一，身份卑贱的人杀害大夫，称为盗；第二，不是自己应得的却据为己有，称为盗；第三，违背中原诸侯的礼制规范而获取利益的，称为盗。（《穀梁传·哀公四年》）

所以，盗不能跟盗贼简单划等号。应用这个标准来做判定的话，上一讲说到的蔡国贵族“盗杀蔡侯申”，应该属于第三种类型。

郑国盗杀事件

同样类型的“盗杀”，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春秋·襄公十年》，公元前 563 年，《资治通鉴》起始年的 160 年前，有这样一条记载：“盗杀郑公子騑（fēi）、公子发、公孙辄。”这是《春秋》全书对“盗”的第一次记载，被“盗”杀死的三个人是郑国掌握着最高权力的三大贵族。

如果按照字来称呼的话，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就是子驷、子国、子耳。其中子驷的地位最高，相当于郑国的国家总理。

这三巨头到底是怎么被杀的，《左传》有着很详细的记载。

简单讲，公子騑做事不大地道，得罪了郑国的 5 家贵族，这 5 家贵族联合了仇恨子驷的其他贵族，发动了一场武装政变，直接杀进了朝廷，杀掉了三巨头，还劫持了国君。政变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暴徒们死走逃亡，都没有好下场。

发动政变的明明都是贵族，《春秋》却称他们为“盗”，这是什么道理呢？《左传》给出的解释是：那 5 家贵族的领头人都只是低级贵族，不值一提，用“盗”字统称一下也就够了。（《左传·襄公十年》：“书曰盗，言无大夫焉。”）清朝学者毛奇龄，人称西河先生，写过一部《春秋传》，后来被称为《春秋毛氏传》，书里把《春秋》的内容分门别类，一共 22 门，“盗杀”就是其中之一。

但只要我们不把《春秋》当成孔子为万世立法的著作，不相信《春秋》的行文有什么微言大义的话，那么对于“盗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的事件也可以采信一种朴素的解释：

郑国平定了这场暴动之后，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通报其他诸侯，在外交文件里把暴徒的身份定义为“盗”，免得张扬家丑，鲁国的史官接到这份文件，直接抄录下来而已。

卫国盗杀事件

《春秋》还有一个更出名的例子，发生在公元前 522 年，郑国“盗杀”事件的 41 年之后。卫国，盗贼杀死了卫灵公的哥哥公孟挚。《左传》交代了事情的详细经过，所谓盗贼，其实还是一批贵族，为首的是大贵族齐豹。

齐豹一直被公孟挚欺负，不服气，纠集了一批盟友要搞暗杀。动手之前，齐豹想到公孟挚的警卫员宗鲁是自己当初推荐过去的，有感情，就去提醒宗鲁，劝他提前躲开。

宗鲁很为难，回答说：“你为我宣扬名声，对我好，我很清楚。公孟挚是个坏蛋，我也很清楚。我明知道他是个坏蛋还给他当差，怪我贪图那点收入，是我的错。如果我现在听说会有危险而提前躲避，那就辜负了你为我宣扬的名声。所以，我既不躲，也不泄密，你该动手就动手，我陪着公孟挚去死就好了。”宗鲁说到做到，果然和公孟挚一同被杀。卫国一片大乱，连卫灵公都仓皇逃出了国都。

消息传到了鲁国，有宗鲁的朋友想去吊唁宗鲁，孔子劝他说：“齐豹做了盗贼，公孟挚被杀，宗鲁都有错，你不该去吊唁他。”（《左传·昭公二十年》）

《左传》后来对《春秋》描写坏人坏事的笔法做过一番总结，说有的坏人只想闷声发大财，但《春秋》偏偏把他们的名字记载下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还有的坏人，比如齐豹，觉得自己不畏强权，敢于反抗，应该青史留名，但《春秋》就是不写他的名字，只用一个“盗”字来称呼他。

这些坏人“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这就是成语“欲盖弥彰”的出处。

《左传》的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多少有点牵强附会，但从孔子的发言来看，齐豹的行为确实被定义为“盗”了。但这更有可能是一种蔑称，并非实事求是。齐豹这样的“盗”并不是真正的“盗”。

职业的盗

那么，真正的“盗”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实是一些占山为王的土匪，要么是盘踞一方的黑社会，是独立于任何政府之外的江湖势力。《国语》里有一段记载给出过很明确的线索。

事情的起因是楚国贵族申公子牟犯罪逃亡，他的女婿伍举无端遭受牵连，无奈之下逃到郑国，准备下一步投奔晋国。这位伍举，就是伍子胥的祖父。蔡声子正好路过郑国，和伍举很投缘，很愿意帮他想办法回到楚国。

蔡声子办完了自己的事情，就到楚国拜访令尹子木，给他谈了很多楚材晋用的往事，最后把话题落到伍举身上，说伍举被逼出了楚国，一旦投奔晋国，一定会得到重用，这对楚国绝对不利。

子木越听越焦灼，请蔡声子想办法。蔡声子故意把话反着说：“当然有办法，您可以花一点钱，请东阳之盗刺杀伍举，永绝后患。”蔡声子提到的“东阳”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地方，但那里的盗贼应该很出名，所以子木一听就懂，断然回答说：“我堂堂令尹，楚国的国家总理，如果买通大盗到晋国去搞谋杀活动，那也太没体统了。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要不还是拜托您，帮我请他回来，我会加倍恢复他的家产。”（《国语·楚语上》）

顺便说一句，我们今天还比较常用的一个成语“楚材晋用”，它代指人才外流，出处就是这段故事，楚国的人才转而为晋国效力，并且反过来伤害楚国。

你看，当时的贵族如果想做脏事，自己不方便的话，难免会借助这些江洋大盗。春秋年间，卫宣公、郑文公谋杀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是假手于盗来完成的。（《左传·桓公十六年》、《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我们熟悉的魏文侯也和盗贼有过一场瓜葛。那时候周威烈王还没有册封三晋为诸侯，但韩、赵、魏三家已经实质上瓜分了晋国，国君晋幽公手里就只剩下两座城邑了。

实力弱成这样，以至于以国君之尊，反而要朝拜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国君做到这个份上，当然很窝囊，找不到半点成就感，于是晋幽公不再操心权力，转而向往爱情去了。

他会背着老婆，趁着夜色，甩开随从，偷偷出城和女人幽会，却没想到在爱情的道路上遇到了盗贼，遇刺身亡。

按照《史记》的记载，这是晋幽公在位的第 18 个年头，也是魏文侯接班成为魏氏家族族长的第 3 个年头。

年轻的魏文侯迅速带兵安定了晋国政局，把晋幽公的儿子姬止扶上了国君的宝座。这位姬止，就是第 16 讲提到的晋烈公（《史记·晋世家》）。再过 19 年，就是周威烈王册封三晋为诸侯的日子了。

杀死晋幽公的盗贼到底是什么人呢？这场凶案到底只是一场意外，还是暗藏着什么阴谋呢？很遗憾，《史记》完全没讲，而耐人寻味的是，《竹书纪年》对于晋幽公之死竟然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说他是被妻子秦嬴杀的。

秦嬴，不姓秦，姓嬴。看到姓嬴，就能知道她是秦国的公主。秦国和晋国世代通婚，所以才有“秦晋之好”这个成语，成为婚姻的美称。只是，秦嬴和晋幽公的婚姻对于后者来说，不仅是爱情的坟墓，还是真正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