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刀为何都向宗亲砍去？

历代改革事业当中一个最经典，也最有共性的难题：亲戚。吴起和公孙鞅都死在这一关，王安石和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竟然罕见地达成一致，只是王安石想要快刀斩乱麻，司马光想要悠着来。当然，急有急的道理，慢有慢的道理，真的很难说孰是孰非。但我们必须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改革家都要对最高统治者的亲戚下狠手呢，难道真要把人家当成孤家寡人来打造吗？

亲情的成本

凡是改革，总会伤害某些人的利益，利益受到伤害的人必然会有各种不满，想要把社会的轨道拽回美好的旧时光去。也许你会想：难道就没有皆大欢喜的方案吗？如果改革的着眼点是增量而不是存量，在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的前提下使全社会的财富增加，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好，这样不是更好吗？

很现实的是，即便真的不改变对存量的分配方式的前提下做出了很大的增量，反对的声浪也不会低下来的，因为很多人的财富虽然没有被损害，社会排名却被推后了，这种伤害绝不亚于财富的损失给人带来的伤害。有一句无论在古今中外都特别容易引发共鸣的灵魂的呐喊：“凭什么某某过得比我好！”人的心理特别厌恶损失，所以心理学总会教育我们，强调损失比强调利益更容易打动别人。现在你已经看到了，在战国的历史上，从李克、吴起，到公孙鞅、子顺，所有人的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剥夺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引发对方的凶猛反扑。这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顶得住就能活，顶不住就得死。同样的局面也发生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所有的改革家都要开罪同一个群体，那就是国君的三亲六戚。

这就能让我们知道：国君就算自己有能力，也有魄力搞改革，但都有必要假手于人。开罪亲戚的事，最好让外人去做。这样的话，就算做过了火，或者闹出了什么大事，自己还能出来装装样子协调一下。就算搞失败了，那就把替罪羊搞掉，说自己被坏人蒙蔽了。这番论调就算亲戚不信，但只要他们还不想造反，就可以接受这个理由，双方都有台阶可下。

你也许感到很难理解：亲戚问题明明都已经被李克、公孙鞅他们解决过无数遍了，为什么历史还会不断重演呢？没办法，这确实是政治学和管理学上的经典难题。

公孙鞅开始变法的时候，对秦孝公的亲戚相当严厉，给出的新政策是：如果没有军功，管你是什么亲戚，不让你上族谱。上不了族谱的意思，就是不再把你当亲戚了。

这招确实太狠了，势必引来激烈的反抗。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狠手呢？《资治通鉴》在这一处虽然没讲，但在其他的改革案例里边已经多次讲过，宗室，也就是国君的大家族，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形成很严峻的财政负担。

国君该不该养亲戚

事情要从婚姻制度说起。今天被我们当成天经地义的一夫一妻制，只是相当晚近才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古代中国并没有这种限制。那时候的婚姻，从人类学概念上说，叫一夫多妻制，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叫一夫一妻多妾制。

男人只要有条件，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占有女性，这当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一方面富人三妻四妾，人丁兴旺，穷人倾尽所能也只能讨一个老婆，甚至孤独终老。

穷人家虽然也想多生多养，毕竟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劳动力，孩子几岁大的时候就可以下地帮工，大娃还能带小娃，很能给父母省心，但一夫一妻的生育能力毕竟太有限，远不能和一夫多妻相比。最有条件多娶多生的人，当然就是一个国家里最有权势的那些人，从国君到高级贵族。更何况古代社会早婚早育，我在前边引过《韩非子》的看法，说一个人生 5 个孩子并不算多，这 5 个孩子每人再生 5 个孩子，这样一来，祖父还没死，孙子就有 25 个了。《韩非子·五蠹》）这还只是普通人家的生育率，富贵人家还不知道要翻几倍。

人口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如果是一变十，十变百的增长，只要三四代的工夫，宗室的人口规模就会变得相当惊人。往后每增加一代人，财政负担就要翻好几番。如此庞大的一支队伍，说起来全是国君的亲戚，享受着各种特权，过着极尽优渥的日子，消耗很大，贡献很少。

站在国君的角度，真会对这些亲戚有感情吗？这种可能性不但很低，还会越来越低，毕竟人的天性严重限制着情感羁绊的范围，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博爱。国君看着成百上千的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亲戚，一个个吃不完、要不完的，心里应该有太多脏话想骂。

这么多亲戚里，肯定也有人很想建功立业，并不都愿意混吃等死，但国君又不敢真让他们建功立业，因为功业一定伴随着权势，而有功业，有权势，又有血统，这就离篡位不远了。所以国君也很为难，既不想亲戚们吃白食，又不想他们立大功。这就是为什么公孙鞅的改革方案里边，鼓励秦国宗室立军功的政策后来并没有被执行到底，也没有被后来的改革家照方抓药。但至少公孙鞅的初衷特别能够切中时弊，也特别能够引起后来的改革家的共鸣，那就是宗室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越滚越大的财政负担，政府必须给自己减负。这当然不符合儒家的价值观，毕竟儒家推崇的周礼特别重视亲戚关系，而且儒家偶像周武王和周公旦都把分封制作为政治基础，接受分封的诸侯们好多都是周天子的亲戚。那时候一来地广人稀，反正土地也分不完，二来管理水平低，中央政府反正也管理不了那么大的地盘，不如交给亲戚打理。

当然，让亲戚们多给国家做贡献，这是应当的。在这一点上，儒家的态度倒是能够和公孙鞅的方案取得一致，而偏偏是这个难得的一致，在周朝以后被百般压制，以至于历朝历代里边，只有唐朝把政府职位向宗室开放，宗室子弟甚至可以做到宰相。

北宋欧阳修和宋祁重写唐史，编成《新唐书》，书中专设一篇“宗室宰相列传”，在结尾的评语里边狠狠赞美了唐朝的这种胸襟，说唐朝“任人不疑，得亲亲用贤之道”，深得周朝的治国精髓，所以享国长久，而反例就是秦朝和隋朝，他们抛弃亲戚，压制贤才，结果这对难兄难弟都只传了两代就亡国了。

那么，唐朝怎么解决宗室带来的财政负担问题呢？办法不但很简单，也很有儒家的传统，无非是给亲戚们根据血缘和亲疏关系排序，五等以内算是宗室，超出五等就不算宗室了。这就像儒家礼仪当中的五服制度，关系一旦出了五服，就不再是亲戚了，至少不用再承担亲戚之间应该承担的义务了。这套方案，可以算是公孙鞅激进方案的温和版，和儒家有折中。当然，武则天对李唐宗室挥舞的屠刀也要居一份功。

日本处处学习唐朝，把这套办法也学了去，天皇把五等以外的亲戚全部降级，给他们赐姓源氏，不拿他们当亲戚了。《源氏物语》的“源氏”就是这么来的。但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天皇没有姓，当然，天皇号称“万世一系”，确实也不需要姓。天皇子孙一旦有了姓，就不属于皇族了。这些被推出门的天潢贵胄当然心有不甘，《源氏物语》的故事暗含的历史线索就是：源氏不甘心被皇室抛弃，又把自己折腾回来了。

在源氏出现以后，天皇家族里还分出了一个平氏。以平氏为主题的也有一部著名物语，叫《平家物语》，站在平氏的立场描写平氏和源氏的权力斗争。用中国古典文学类比的话，《源氏物语》相当于《红楼梦》，《平家物语》相当于《三国演义》。这两部日本文学经典的历史起点，就是天皇养不起那么多的亲戚，所以学习唐朝的手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