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定都史

迁都

迁都本来不算什么新奇的事，战国诸侯经常迁都，必须不断调整政治重心来应对局势的变化。从《史记·秦本纪》来看，秦国早年建都西垂，位置大约在今天的甘肃省陇南市礼县附近，礼县的大堡子山发现了秦人墓葬、祭祀坑和大型建筑基址，已经被开发成一个遗址公园了。西垂严格来说并不是秦国的都城，而是早期秦人的定居点。到了非子时代，秦人从西垂出发，向着东北方向迁徙大约 170 公里，迁到秦邑，位置大约是今天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自治县瓦泉村一带，当地也有大量的秦人墓葬。后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西周时代结束，平王东迁，历史从此进入东周时代。

前边讲过，在周平王迁都的时候，秦襄公派兵一路护送，继续为周王室效力。所以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秦国至此才算正式建国。秦襄公带领族人越过陇山，挺进关中，先在汧 (qiān) 水沿岸建都，位置大约在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陇县边家庄村，当地有秦人的墓葬和城市遗址。秦襄公在汧地建都，短短 11 年后就开始迁都，沿着汧水向东南走，建都汧渭之会，也就是汧水和渭水交汇的地方。没过多久，秦人继续迁都，迁到平阳。这可不是韩国都城平阳——韩国平阳在今天的山西临汾一带，秦国平阳在今天的陕西宝鸡一带。到了秦德公的时代，迁都雍城，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城南。雍城遗址已经被充分发掘出来了，城建规模很大，城墙东西长 3200 米，南北长 3300 米，基本是个正方形，面积足有 11 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 15 个故宫。

秦人营建雍城可谓下足了本钱，传达出来的意思是：这里太好了，再也不想搬家了。

雍城的地理位置确实很好，处在关中平原西部，东边不远就是周王朝的发祥地岐山。雍城地势较高，空间开阔，北邻汧山，南临雍水，这是背山面水的经典格局。建好雍城之后，秦人 200 多年没再迁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雍城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了。

所谓劣势，倒不是雍城本身的劣势，而是因为秦国的势力不断向东推进，相形之下，雍城的位置就显得越来越偏西了，不方便。我们看秦人从西垂一路迁到雍城，大方向永远都在向东。雍城虽好，但跟不上时代的脚步，秦人只有继续迁都，先后迁到泾阳和栎阳。栎阳的情况前边讲过，公孙鞅主持秦国的第一轮变法，地点就在栎阳。

公孙鞅开展第二轮变法，首先就把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当时的咸阳，位置大约在今天的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的滩毛村和窑店一带，这里发现有咸阳故城遗址。

从栎阳迁都咸阳，不是东迁，而是西迁，向西方偏南大约迁移了 70 公里。

咸阳退回了泾阳所在的经度，位置就在泾阳的正南。秦人迁都这一回为什么走了回头路，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定都咸阳之后，秦国从此安定下来，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再到秦朝灭亡，140 年间再也没有迁都。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公孙鞅当时迁都咸阳的理由，但从事情的结果来看，不管迁都的理由到底是什么，这些理由一定非常站得住脚。

咸阳：山之阳，水之阳

咸阳为什么叫咸阳，胡三省援引《三辅黄图》和《三秦记》给出一个解释，说在空间方位上，山南水北为阳，咸阳地处九嵕 (zōng) 山南，占了一个阳，同时也在渭水之北，又占了一个阳，所以叫作咸阳。“咸”是“全部”的意思。

《三秦记》前边讲过，它是古代的一部陕西地方志。《三辅黄图》也叫《西京黄图》，搞不清作者是谁，成书时代也很模糊，很可能是东汉末年的作品，唐朝人还做过增补。《三辅黄图》专门记载秦汉年间的都城建设，所谓三辅，指的是汉朝长安一带的 3 个行政区划，分别是京兆尹、左冯翊 (píngyì）、右扶风。所以，凡是研究咸阳、长安一带的地理，《三辅黄图》被引用的频次非常之高。

《三辅黄图》和《三秦记》一道解释了咸阳的得名，既有权威性，又很合理，但问题是，刚刚讲过的雍城北邻汧山，南临雍水，不也是既在山之南，又在水之北吗，为什么就不叫咸阳呢？

《管子》有一段内容，说凡是建立国都，选址要么在大山之下，要么在大河之上。如果地势高，就要保障水源充足；如果地势低，就不要离河太近。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根据山河形势来安排建设，所以城郭和道路都不必追求横平竖直。（《管子·乘马》）

古人建城很喜欢选择山南水北的位置，依山傍水最宜居，风水先生还把这种格局神秘化，专门取了个术语，叫藏风聚气，还变化出各种细节。今天哪怕是筒子楼的住宅，户型和室内布局里的所谓藏风聚气的迷信门道，源头都在简单朴素的依山傍水、山南水北的聚落选址传统里边。问题是，如果山南水北就该叫咸阳的话，好多城市就都该叫咸阳了。

战国时代的咸阳周边并没有半点黄土高坡的感觉，那里土壤肥沃，河道纵横。但无论这里的条件再好，我们也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秦国定都咸阳也就罢了，可为什么自从定都咸阳以后，无论秦国怎么向东方扩张，乃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大秦帝国，国都怎么一直都在咸阳呢，位置会不会太偏了呢？而且，秦国历代迁都，都在配合着东进的步伐，为什么当东进的步子都跨到渤海了，国都却还是不跟着东迁呢？

对照一下周朝，虽然发祥地就在今天的陕西，一开始定都也距离咸阳不远，但随着周王朝的版图拓展，周公很快就意识到位置太偏的问题，为此不惜亲自东行，营建东都雒邑。周公的考虑非常实际：雒邑位于天下的几何中心，四方诸侯要来朝贡的话，路程差不太多。

秦人和周人的做法，哪一种更合理呢？

作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

在刘邦平定天下，考虑定都问题的时候，文臣武将几乎都是“山东”人，所以都说洛阳最好。当时所谓山东，并不是今天的山东省，而是指殽 (xiáo) 山以东。

殽山属于秦岭东段支脉，和函谷关一起合称“殽函”。战国年间，大体上殽函以西是秦国，以东是其他诸侯。所以，以殽山为坐标原点来分东方和西方的话，殽山以东就叫山东。战国七雄当中，只有秦国地处殽山以西，所以另外六国合称山东六国。如果以函谷关为坐标原点的话，秦国以外的六国就叫关东六国。当时山东和关东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今天的山东，是以太行山为坐标原点，东边是山东，西边是山西。顺便交代一句，从清朝到民国的“闯关东”，指的是山东灾民为了生计，突破山海关，进入东三省。这里的“关东”，指的是山海关以东。

回到战国时代，既然殽函以东叫作山东或者关东，殽函以西是不是叫山西或者关西呢？并不是——这片地方，也就是以咸阳为中心的秦国核心地带，叫作关中。

所谓关中，是站在秦国角度，相对于关外而言的，指的是函谷关以内，所以关中有时候也被称为关内，汉朝以后才有了关西的叫法。《水浒传》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故事发生在渭州，今天的甘肃省平凉市，在咸阳西北大约 300 公里，“镇关西”镇的是好大一片关西，可见这个名号把牛皮吹得有多大。

我们读历史，经常会遇到关东、关西、关内、关外、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这些名词，现在你应该都不陌生了，以后还会遇到江左、江右之类的概念。

话说回来，在刘邦斟酌国都选址的时候，文臣武将们因为都是“山东”人，所以力荐洛阳，只有刘敬和张良推荐关中。

张良那番话，原文特别漂亮，我来带你领略一下：

“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列传》）

张良讲的左和右，和我们看地图的左和右刚好相反。所谓“左殽函，右陇蜀”，在地图上是右殽函，左陇蜀，也就是东边有殽山和函谷关，西边有陇山和蜀地的岷山，在这东西之间，是一片“沃野千里”。

战国秦汉年间，知识分子描述地理，经常会有很漂亮的排比句，尽情夸张，让听众心潮澎湃，但张良这番话不仅漂亮，还很务实，说沃野千里就真是沃野千里。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可以看看《尚书·禹贡》。

《尚书》的篇章当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两篇，一是“洪范”，二是“禹贡”。“洪范”务虚，“禹贡”务实。“禹贡”是中国最早的地理专著，几乎所有搞地理研究的人都在围着它打转。即便测绘技术很发达了，不但能画出精确的地图，连等高线都能画出来了，但至少在名义上还要谨守“禹贡”。“禹贡”描写大禹治水，划分天下为九州，还记载了每一州的山川、地理、土壤、物产如何如何。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是不是很熟悉呢？没错，这些地名不但秦汉以后还在沿用，直到今天还能看到它们的痕迹：河北省简称“冀”，河南省简称“豫”，源头就在“禹贡”。

在“禹贡”设计的九州系统里边，关中属于雍州。这里的土壤，用“禹贡”原文来说是：“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意思是，土是黄土，田是好田。也就是说，这一带的土地是全天下最肥沃的土地，非常适合种粮食。“禹贡”的成文大约在春秋战国年间，再看《战国策》，苏秦游说秦惠王，夸赞秦国“沃野千里”，资源太充沛了，所以这样的好地方，简直称得上“天府”。（《战国策·秦策一》）

苏秦所谓的天府，到了张良那里增加了两个字，变成了我们熟悉的“天府之国”。今天提起“天府之国”，我们想到的是成都平原，但这个名号原先是给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的。在关中平原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时候，成都平原的存在意义仅仅是对关中平原的辅助，也就是张良说的“南有巴蜀之饶”。而“北有胡苑之利”指的是关中平原的北部和胡人相接，可以得到很多良种战马。更重要的是，关中平原北、西、南 3 面都有天然险阻，易守难攻，只有东面和山东六国相接。而且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所以张良的意思是，在天下太平的时候，东方的物资可以通过黄河和渭水逆流而上，费点力气供给关中，而一旦天下有变，中央军东进平乱的话，军需物资顺流东下，最方便不过。张良最后的两句归纳，“金城千里”形容关中不但易守难攻，而且打别人很轻松，“天府之国”形容关中物产丰富，不但粮食产量天下第一，还可以就近向一南一北借力。

用武之地

相比之下，洛阳怎么样呢？劝刘邦定都洛阳的人倒也讲得出一番道理，说洛阳也有山河险阻啊，东边有成皋，西边有殽山和渑池，背靠黄河，面前有伊水和洛水。但张良分析说：“这些都没错，但问题是，被这山河险阻围起来的地盘实在太小了，只有区区数百里而已，而且土壤贫瘠。更要命的是，山河险阻虽然说起来东西南北都有，但敌人真要打过来的话，从东西南北都不难打进来，所以‘此非用武之国也’，这片地方根本就不扛打。”张良所谓的不扛打，当然只是和关中对比。后来五胡乱华的时候，很得人心也很能打仗的姚襄进攻洛阳，一个多月没有打得下来。姚襄有一句名言，原话是这样的：“洛阳虽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所以姚襄的战略是：洛阳必须先拿下来，然后以洛阳为根据地开创帝王事业。

但洛阳终于没打下来，帝王事业也终于没能成功。（《晋书》卷 116·姚襄载记）

这至少可以看出来，洛阳其实不差，只不过关中更好。所以张良一番话让刘邦马上就拿定了主意，首都就定在关中了。具体地点，就是咸阳向南，渭水南岸的长安。

汉朝的长安城，北边几乎紧挨着秦朝的咸阳，西边一水之隔就是秦朝著名的阿房宫。后来的唐长安城又从汉长安城的位置向南移动了一点点。今天我们去西安，看到的那个规模宏大的完整的古代城墙，是明朝的西安城墙。从位置来看，明西安城全都在唐长安城的范围里边，规模比唐长安城小了很多。秦人自从公孙鞅迁都咸阳以后，不断经营咸阳城。原本公孙鞅时代的咸阳位于渭水北岸，后来到了秦昭襄王时代，在渭水南岸修建了章台和兴乐宫。南北两大建筑群需要沟通，所以一座横桥应运而生。等到秦朝建立，咸阳城的规模继续扩大，咸阳不再是传统上依山傍水的格局了，而是横跨了一条河。

《三辅黄图》讲出一个玄妙的建筑哲学，原话是：“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渭水对应着银河，横桥对应着牵牛星，这背后是汉朝人的神秘宇宙模型，所以《三辅黄图》很有可能解读过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