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和他的《法经》1

战国时代搞变法的名人，魏国的李悝是第一个，商鞅是最后一个。

这么重要的人，怎么可能到现在还没提到呢？

当然没有缺席，因为李悝和李克是同一个人。

对这个问题，《史记》没搞清楚，《汉书》也没搞清楚，这是因为秦朝以前的社会，读音和写字都很不规范，所以先秦古文里边才有那么多的通假字。所谓通假字，本质上就是错别字，这就尤其会让人名、地名容易搞混。

李克搞变法，搞得相当全面，也相当成功。后来商鞅跑到秦国，随身带的一部书就是李克写的《法经》。商鞅变了秦国的法，汉朝又沿用了秦朝的法，可见李克开了一个多大的先河。

当你知道李克就是变法的祖师爷，就能理解司马光为什么会在《资治通鉴》里边狠狠删掉他的戏份。假如《资治通鉴》是王安石写的，李克的头顶一定会被戴上光环，然后事无巨细，一概大书特书。

李克的《法经》虽然早已失传，但我们至少知道，它是给魏国制定的一部刑法。

刑法并不稀奇，但稀奇的是，李克写的刑法竟然叫《法经》。

这是一处很值得留意的细节，因为根据文献命名的传统，《法经》应该叫《刑经》才对。

现代意义的“刑法”以前叫“刑”，“刑”是立刀旁，本义是“杀”或者“切割”。

触犯刑法的人，都要挨刀子的。比如《尚书》里边有一篇《吕刑》，是西周年间吕侯的一部刑法专著。

什么又是“法”呢？“法”的偏旁是三点水，东汉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对“法”的解释是这样的：“法，刑也，平之如水。”意思是说，“法”就是“刑”，但之所以用“法”来取代“刑”，是因为“法”强调的是公平，像水平面一样，“法”要做到的就是把一碗水端平。

注意，这样两个字虽然都是指刑法，但内涵的侧重点不一样了，“刑”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惩罚，谁不听我的话，我就弄死谁，“法”强调的是公平，在法的面前，除了君主之外，人人平等。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只要违反了同一条法，就一定会受到同样的惩罚。

所以，“法”这个字本身，就已经昭示了法家色彩。儒家最反感的就是人人平等，因为这是反人性的，谁会把亲爹和陌生人平等相待呢？

儒家理论来自宗法社会，血缘亲情是一切的出发点，法家理论是在相对较大的，人口流动性也更强的社会里诞生的，所以在法家眼里，所有人都是陌生人，既然都是陌生人，当然应该一视同仁。

如果用今天的概念来理解的话，你可以想像成儒家来自小农村，法家来自大都会。

儒家当然也不是无法无天，就算都是一家人也要讲规矩，这个规矩就是“礼”。“非礼”在儒家看来就等于违法犯罪。“礼”是讲区别的，对不同身份的人区别对待。“法”是一视同仁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为了让大家懂法，立法者还会以成文法的形式把法律条文向全社会公开，告诉大家哪些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一旦违反，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在今天看来，这难道不是很应该吗？但在宗法传统里，这非常不应该。孔子就严厉批判过成文法和成文法的公开，道理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大千世界太复杂，有限的法律条文没法囊括人类行为的复杂性。

举个例子，《荀子》有一个观点，原话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意思是说，对杀人犯要判死刑，对伤了人的人要判肉刑，这是一切君王都会执行的规则。这话乍一听很在理，而一旦付诸实行的话，就会发现很难办。

如果“杀人者死”，那么正当防卫杀了人，该不该死呢？见义勇为杀了人，该不该死呢？过失杀人该不该死呢？有无数种情况都必须考虑进去。但这还不算完，就说正当防卫吧，到底怎样界定它的限度呢？又会有无数种情况。所以成文法就会有这种先天不足，一旦向社会公布，还要依照条文严格执行的话，注定没法把一碗水端平。

孔子反对的这种成文法还有第二个先天不足，那就是语言文字总有模糊性，解读空间可以很大，所以公布成文法，就给聪明人舞文弄法留了机会，谁能把法律条文玩得转，谁就能把官司打赢。

如果孔子必须要支持一种法律制度的话，我相信他会首选海洋法系，而且会是英国的法律。

要知道英国连成文的宪法都没有。在纯正的儒家看来，审判应该按照惯例，由长老们商量着来，这样才能有充分的灵活性来应对任何复杂状况。

李克难道不明白这些道理吗？那倒未必。重要的是，他追求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

如果要让魏国走上高速发展的富国强兵之路，就必须采取国家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个人在一起案件里是不是受到了公平处理，这一点都不重要，公布成文法的意义只在于给社会制定一个简单明确的行为标准，给官员制定一个简单明确的执行标准，把国家迅速带上立法者想要的轨道。

前面谈过，李克遇到疑难案件，以射箭决定官司的输赢，结果当地群众踊跃练习箭术，迅速提高了战斗力。这样的法律，属于目标导向型，对公平与否和程序的正当性都不关心。

我们假设这么一个场景，某人在路边看到一袋土豆，不知道是谁掉的，他看看四下无人，迅速把袋子拎起来，带回家炒土豆丝去了。这种拣袋土豆据为己有事情，在今天我们看，顶多有点道德压力，肯定够不上犯法。

但如果放在李克的时代，用《法经》来定罪，捡了土豆的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旦被发现，会受刖（yuè）刑，什么意思呢？一只脚要被砍断。只是拣了一袋土豆而已，这个刑罚会不会太重了呢？毕竟没偷没抢嘛。

《法经》给出的理由是：“为盗心焉。”意思是，虽然没偷没抢，但做了这种事，就说明心里动了偷抢的念头。“盗心”，只是偷抢的念头而已，为什么要这样重判呢？

因为在李克看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也就是说，要想把政治搞好，把国家治理好，最迫切的事情就是消灭盗贼。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小题大做了，不过在春秋战国时代，“盗贼”的涵义比今天宽泛很多：小到小偷小摸，中到杀人放火，大到聚众造反，都算盗贼。

魏文侯本人其实也算盗贼，他是窃国大盗。不过把盗贼事业做到这种高度，就不会受到惩罚了，反而还有权力颁布法律，惩罚别人。

站在魏文侯的角度，一定最怕别人窃了自己的国。所以，对盗贼越是严防死守，政权就越稳固。严防死守必须是全方位的，最好能让所有人在最小的事情上也不敢动一动越界的小心思。

《法经》一共 6 篇，题目的名称在《晋书·刑法志》里就有记载，依次是《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次序很合理，既然盗贼问题是当务之急，那么《盗法》和《贼法》摆在开头。要解决盗贼问题，就需要抓捕、审讯和关押盗贼，所以接下来是《囚法》和《捕法》。

首先，杀人是死罪，并没有界分谋杀、过失杀人、正当防卫反杀，反正只要杀人就是死罪，除此之外，还要没收家产，把罪犯的妻子收进官府，充当奴婢。如果杀了两个人，连罪犯的母亲也要被收进官府，充当奴婢。

这还比较容易理解，但你也许想不到，《法经》规定议论国家法令和杀人的罪过一样大，也是死刑加上抄家，再加上妻子入官为奴。

这一条后来被商鞅学得出神入化：不但说风凉话要治罪，说好话也一样治罪。总之，国家不管颁布什么法令，所有人只有闭嘴服从的义务。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为什么李克变法能顺手，商鞅变法也能顺手，但王安石变法时时处处都不顺手。

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对合法权威的服从性很强，从众心理同样很强，所以，《法经》这个条款的意义，就在于让挑头的人承担他们根本无法承担的代价。

但是，群居动物总有社交需求，几个人聚在一起，难免就会议论一点时事。

聚集一多，就越容易酝酿不满情绪。所以，保险起见，《法经》还有一条“徒禁”，意思是禁止聚众，聚众一天以上就要被审讯，聚众三天以上就是死罪。你也许想到一句话：古人不是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吗？这个道理李克跟商鞅他们不懂吗？

这话出自《国语》，说的是周厉王时代的事。

周厉王暴虐无道，首都人民很不满。周厉王于是安排巫师充当特务的角色，只要发现有说怪话的人，就抓来杀掉。从此没人敢说话，“道路以目”，大家在路上遇到，全靠打眼色来交流。

元老召（shào）公劝谏周厉王，讲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名言，意思是堵住民众的嘴，比堵住大河还危险，决堤的时候受不了。周厉王不听劝，结果 3 年之后，首都人民联合起来，把他赶下了王位，史称“国人暴动”。周厉王的结局似乎说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一句正确的道理，但我们必须想到，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 842 年，比魏文侯的时代要早 4 个世纪。

那时候甚至还没有礼崩乐坏，更没有中央集权，更重要的是，那些“国人”，也就是首都人民，或多或少都和周厉王沾亲带故，算得上周朝的小股东，有一定的政治权利。而那些大股东，比如召公，政治权利更大。他们联合起来，确实可以让天子下台，也的确有这么大能量。

但到了魏文侯的时代，社会格局早就变了，各大诸侯和各大家族都在搞集权，宗法关系要么被打破，要么被严重削弱。在魏文侯的治下，不要说普通民众，就连高管也都只是高级雇员，只有魏成一个例外。

在这样一种新局面里，管理性质基本上可以说是陌生人管理陌生人，要做到“防民之口”，技术上已经完全可行了。也只有“防民之口”，才能以雷厉风行的姿态推行变法。

这时候如果再提什么“甚于防川”，对于魏文侯来说，就和刻舟求剑一样了。

不是说《法经》失传了吗，那以上内容是从哪里知道的呢？这就要从明末清初的藏书家董说（yuè）说起。

董说，这个“说”字写出来就是“说话”的“说”，但为什么不读董说（shuō）呢？理由是，董说名字里的这个“说”（yuè）跟商朝最著名的宰相傅说（yuè）有关。

我怎么知道是和傅说有关呢？因为董说字雨若，古人的名和字通常是有联系的。雨若这个词，出处是《古文尚书》当中的《说命》。

《说命》一共 3 篇，讲商王武丁如何任命傅说为相，其中有段话，武丁把傅说对于自己的意义比作雨水对于干旱的意义，这就是“雨若”。古人名字里有“说”字的，出处往往都来自《说命》，所以都要读 yuè。

这位董说，是明末复社领袖张溥的弟子，参加过抗清斗争，最后出家做了和尚。

董说是个藏书家，平生的最大乐趣就是藏书、读书、写书。董说写的书，最出名的是《西游补》，相当于《西游记》的一部番外篇。他也搞学术研究，写过一部《七国考》，给“战国七雄”的典章制度分门别类做了考据整理。在魏国的刑法内容里，董说谈到了《法经》，材料是从汉朝学者桓谭的《新论》摘录出来的。

桓谭，字君山，一生跨越了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新论》是他的代表作，曾经被王充拿来和《春秋》相提并论，让桓谭和孔子肩并肩。其实桓谭倒是可以和王充自己肩并肩，因为这两位都是当时很少见的无神论者。

遗憾的是，桓谭这部《新论》大约在宋朝就失传了，后人只能从其他著作对它的引述里看到它的零星片段。

那么我们最合理的推测就应该是这样的：董说作为藏书家，手里有着很丰富的图书资源，曾经从哪本书里看到过对桓谭《新论》的摘引，摘引的内容又恰好是对李克《法经》内容的概述和摘引，于是董说把这段内容抄录下来，编进了自己的《七国考》。

那么，董说到底是从哪本书里摘抄的呢？他竟然没提！

董说这个人，虽然又爱书，又爱读书，但确实不是做学问的材料。一部《七国考》完全没有学术严谨性，仅仅在《法经》的段落里就把桓谭的书名搞错了，《新论》写成了《新书》。

所以也难怪有人怀疑这段《法经》相关内容的真实性，甚至怀疑这是董说伪造的。怀疑到这种程度倒也有点过分了，我们还是疑罪从无好了。

你可能有一种印象，古人只要养得起，三妻四妾很正常。

的确，一夫一妻多妾从来都是古代社会的常态，家庭里的尊卑关系很清晰：妻子服从丈夫，所有的妾服从妻子，妻子生的儿子是嫡子，嫡子当中的老大是嫡长子，拥有合法继承权，妾生的儿子都叫庶子，没地位。多数时候，哪怕一夫一妻几十个妾也是正常的。

但是《法经》很另类，它却明确规定，这可不行。

如果男人有两个妻子？这不行，是死罪。妻子如果在外边还有男人，要处宫刑，损害生殖器官，剥夺生育能力。

严厉处罚一夫二妻或者妻子有情人，这还好理解，因为它们会引发继承权纠纷，在任何时代都会被禁止。但更特别的是，《法经》居然规定，只容许一个男人最多有一妻一妾，如果有一妻二妾，就是违法的，是要被割掉耳朵的。为什么《法经》会管这么多呢？

一夫多妻制的盛衰是中国古代经济的晴雨表

《法经》给出的道理是：这叫“淫禁”。“淫”的意思是“过度”。推测李克立法的初衷，是想让女性资源在男人当中尽可能地平均分配，这对社会稳定会有好处。

但问题是，在古代社会，普通人可能养活一个老婆都很困难，真能够养得起三妻四妾的，多半是公子王孙和达官显贵，这种法律规定，他们能遵守吗？如果他们犯法，法律会不会一视同仁呢？

不过，《七国考》的《法经》摘录对这一点完全没提，但是，提到了几条针对大人物的法律，让我可以触类旁通。

受贿罪，这个罪名当然只针对大人物。犀首是一个高级职位，《法经》规定，自犀首以下，受贿是死罪。但如果受贿额度太低，不超过某个限度的话，只要交罚款就可以了。

要论官阶的话，丞相最高。如果丞相收了贿赂，要不要杀呢？法律无情，当然要杀，但是，不杀丞相本人，杀丞相的助手。

那么，太子犯法会不会与庶民同罪呢？当然不会，但是，情形和丞相相反，太子反而受罚更重。

《法经》严禁赌博，违法的人要交罚款，而如果太子赌博被抓到了，要打，具体的打法就是“鞭笞”的那个“笞”，意思是用鞭子或者竹条抽。如果太子又去赌博，被抓到了，处罚就升级为“特笞”，狠狠地抽。第三次被抓到，就要废了他的太子身份，另立一位太子了。

那么，再追问一下，如果国君违法，会不会与庶民同罪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明确：绝对不会。

《法经》最后有一句总结，说以上法律规定，自武侯以下，都要遵守。

这话有点奇怪的地方，《法经》应该是魏文侯时代，而不是魏武侯时代的作品，退一步说，即便是魏武侯时代的作品，“武”是谥号，魏武侯要等死后才能被称为魏武侯。

而从文意上看，这句话显然说的是当时在位的国君，而不会是已经过世的国君。所以，这句话里的“武侯”很可能是抄写错误，原文应该是“魏侯”。

魏侯以下，都要守法，魏侯本人是处在法律之上的。这是法家最基本的立法精神，无论把法律搞得多么一视同仁，但最高统治者一定要在法律之上，不但不受法律限制，还有权干涉法律。这个法律精神一直贯彻了古代社会始终。

比如苏轼乌台诗案的司法流程，北宋的法律建设高度发达，权力制衡的设计非常巧妙，但皇帝只要想干涉，很简单就可以一锤定音。

理解这一点，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大关键。

法律的意义，在于最高统治者可以“以法治国”，重点是那个“以”字，不是依照的依，是所以的以，它的意思是，最高统治者“运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法律是一件管理工具，法律的属性是工具属性。

如果对照西方历史，我们会发现西方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契约属性的。今天我们常常说起“契约精神”这个词，但“契约精神”既不是从商业行为发展来的，也不是从政治关系发展来的，而是从更加古老的人神关系发展来的。

我们知道《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记载的是耶稣以前的以色列古代史，《新约》记载的是耶稣和使徒们的事迹。犹太教只认《旧约》，不认《新约》，基督教立足于《新约》来理解《旧约》。但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相同点是：它们都有“契约”的涵义。

所谓旧约，是上帝和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订立的契约，所谓新约，是上帝借着耶稣和信徒重新订立的契约。上帝和人类之间就这样构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只要人类不违约，上帝就有义务守约，而人类一旦违约，上帝就会按照约定，让人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我们会想，订立契约，应该基于互利互惠的目的，人类当然有求于上帝，但上帝难道也有求于人吗？是的，上帝还真的有求于人，那就是让人尊奉自己为唯一的神，绝不可以崇拜别的神。

《旧约》里边的上帝并不是全人类的神，而是以色列人的保护神，或者说是以色列人的战神，而其他民族也有各自崇拜的神。以色列的先民们意志很不坚定，很容易违约去崇拜别的神，所以常常受到上帝的惩罚。

实际上，犹太教的《圣经》，也就是通常称为《希伯来圣经》的《圣经》，和基督教《圣经》当中的《旧约》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但我在这里就不究细节了，只谈框架。

为什么契约要分出新旧呢？这首先是一个立场问题：只有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契约才有所谓新旧之分。

在基督徒看来，上帝和犹太人虽然早早就订立了契约，但犹太人不断违约，上帝这才废除了与犹太人的契约，不再把犹太人当作自己的选民了，转而与所有相信耶稣的人订立新的契约，这就是《新约》。

当基督教树大根深之后，《旧约》的地位自然就会减弱，人们不再需要借着《旧约》来理解《新约》了。

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当上帝和人类立下新的契约之后，原先的契约当然也就没那么重要了；但是，站在犹太教的立场，契约只有一部，世世代代都该遵守，这部契约既然不旧，自然不该叫《旧约》，而既然无所谓旧，自然也就无所谓新，所谓《新约》并不成立，耶稣也不是神子，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先知。

事实上，所谓《旧约》，或者《希伯来圣经》，里边的人神契约就已经不止一份了。当我们把《旧约》通读下来，会发现上帝竟然不断和人类订约，或者说，不断废掉旧的契约，订立新的契约。

比如在著名的大洪水事件里，上帝不满意人类的堕落，降下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毁灭众生，只有好人挪亚一家事先得到警告，造出一艘方舟，载着各种成双成对的飞禽走兽逃过一劫。洪水结束之后，上帝和所有幸存者立约，承诺说再也不会有洪水来毁灭生命了。这项契约永久生效，并且，上帝还特别为它做了一个记号，那就是彩虹。上帝只要看见彩虹，就会想起这项契约。这项契约，通常称为挪亚之约，它只是《旧约》里边若干人神契约当中的一部。彩虹的登场告诉我们：契约是需要标记物的，就像图章或者亲笔签名。整部《旧约》，或者说整部犹太教的《圣经》，最重要的标记物只有一个，那就是割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