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前是一家

疑似老子的太史儋

《史记》记载，周烈王继位的第二年，周太史儋来到秦国，对秦献公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说，周和秦以前是一家，后来分家了，分家 500 年之后又合并在一起，等到合并之后的第 17 年，将会有霸王出现。俗话说的“五百年前是一家”，最原始的出处就在这里。

我们先看一下这位太史儋的身份：所谓周太史儋，“周”表示他是周天子直辖区的人，“太史”是他的官职，主要职责是管理档案。凡是做这种工作的人，看过的文字材料远比普通人多，对典章制度、历史源流等等都很在行，是当之无愧的知识精英。“儋”是他的名字，严格来说是他的“名”，不知道他姓什么。

以上就是这位太史儋的全部身份信息，你有没有想起另一个人：也是周王室的史官，名字的读音也是 dān，也很有学问，也去过秦国，还写了一本 5000 字左右的书，然后就不知所踪了。没错，他就是著名的老聃，尊称老子。那么，周烈王二年来到秦国的这位太史儋，会不会就是老子本人呢？

早在司马迁的时代里，就流行着这种说法。但司马迁看不清真相，我们今天同样看不清真相。繁琐的考据就省去好了，你只要把太史儋想像成一位像老子一样的智者就好。

下一个问题是：太史儋为什么要去秦国？

根据周朝的传统，到诸侯国进行实地考察，记载诸侯国新近颁布的法令，这是中央史官的职责。当然，这时候的周王室已经惹不起任何一个诸侯国了，就算还保留着这样的传统，也仅仅是例行公事，走个过场而已。

而在秦国那边，秦献公，也就是当年那个从魏国回来夺权，逼死秦出公母子的公子连，一直在搞改革。毕竟改革是战国时代的主旋律，秦献公也不甘人后，所以还真有不少新的规章制度值得让史官记下来。

秦献公的改革，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很有进步色彩，最典型的就是“止从死”，废除活人殉葬制度。在此之前，秦国一直都有活人殉葬的传统，“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去世的时候，殉葬人数有明确记载，多达 177 人，这些人并不都是奴婢。

《诗经》有一首《黄鸟》，讲的就是秦穆公死后，秦国 3 位栋梁之才为他殉葬，这让秦国人非常惋惜：“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一句句沉痛的嘶吼，埋怨老天爷不睁眼。

殉葬不但特别浪费国家财富，还特别浪费人力资源，而且从《黄鸟》这首诗来看，秦国人已经对殉葬传统很有意见了，不觉得这是很崇高，很应该的事情。既然民意已经形成，那么废除活人殉葬的改革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秦献公的改革风格：不和大家拧着干，不像楚悼王和吴起那样。

秦献公的改革，还有加强县制，推行所谓“户籍相伍”，简单讲就是对老百姓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再有就是迁都栎 (yuè) 。（《史记集解·秦本纪》）“栎”这个字，通常读 lì，只有在用作栎阳这个地名的时候才读 yuè。

秦国的栎阳在今天陕西临潼的栎阳镇和武屯镇附近，当地还看得到秦国故城遗址，城址附近有大片墓葬，从战国时代历任秦国国君的陵墓，到汉朝的皇陵浩浩荡荡地排布着，其中就有秦献公的墓葬。

你也许已经注意到当时国际社会的一个共性了：大家好像都在迁都。

首都这样变来变去，真的好吗？对比一下今天的世界，各个国家的首都基本上都是稳稳当当的，北京还是北京，伦敦还是伦敦，巴黎还是巴黎。这方面最大的事件也无非就是汉城改名首尔，只是改个名字而已。

而在战国时代，诸侯们的频繁迁都，一方面看得出国际局势的高度紧张，另一方面，迁都其实也是搞改革的一种辅助手段。

试想一下，一个大型机构，政府也好，公司也好，时间久了，人事关系就会盘根错节，牵一发也许就会动全局。要想重新整顿班底，只要用上迁都或者类似的什么办法，就会不着痕迹地把想弄掉的人弄掉，把想扶植的人扶植起来。

无论如何，秦献公的一系列改革，值得被周王室的太史官走访一下，记录一下，至少多和秦国联络，增进一点感情也是好的。

血统传说

太史儋对秦献公讲出的预言，到底应该怎么解读，历代学者各执一词，到今天也没有定论。大体可以确定的是，周和秦原本是一家人，理应血浓于水。这好像很难理解。前边讲过，周朝是姬姓，秦国是嬴姓，姓都不一样，怎么会是一家人呢？

按照《史记》和《国语》的说法，姬姓和嬴姓都可以追溯到黄帝身上。黄帝生了 25 个儿子，其中 14 个儿子得到了姓，一共有 12 个姓。你可以把一个姓当成一个部族的名号，上面那段话的意思就是：黄帝的 14 个儿子分别统治 12 个部族。姬姓就是这 12 姓之一。

黄帝有这么多儿子，显然不是同一个女人生的。黄帝的正妃，大老婆，只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玄嚣，老二叫昌邑。

昌邑的儿子高阳很有出息，所以在黄帝驾崩以后，高阳继位，成为五帝系统里的颛顼 (zhuānxū)。等到颛顼驾崩，继位的是伯父玄嚣的孙子高辛，这就是五帝系统里的帝喾 (kù)。帝喾驾崩以后，儿子挚继位。挚的能力不足，禅让给同父异母的兄弟放勋。这位放勋，就是帝尧，“尧舜禹”里边打头的那位尧圣人。

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那么挚和放勋其实都没有继承权，因为他们的母亲都不是帝喾的大老婆。帝喾的大老婆名叫姜原，这个原字，史书上有的写成平原的原，有的写成姜嫄，都是指这个女人。

姜原的儿子之所以没能继承帝位，是因为这孩子的父亲并不是帝喾。这倒不是因为姜原出轨，而是有一次在野外，姜原很偶然地踩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没想到就这样怀孕了。等孩子降生，姜原不敢要，把他扔了。

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不管把孩子扔在哪儿，鸟兽都会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姜原明白这孩子不同凡响，那就不扔了，好好养活吧。因为原本要扔掉他，所以给他取名为弃，也就是“弃婴”的意思。

弃，长大以后成为种田的一把好手，大家都来找他学习耕种技巧，家家户户的粮食产量因此都提高了很多。于是，尧圣人把弃提拔为农业最高长官。在弃的指导下，毫无悬念，全天下粮食增产。

到了舜执政的时代，弃被尊称为后稷，翻译过来就是“粮食之神”，而且“别姓姬氏”，这就等于没人再追究他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了，直接把他的血统认定为黄帝的直系。

这位后稷，后来被周族人奉为始祖。周王室之所以姓姬，就是这么来的。如果我们相信《史记》对于古史的这些记载，并且严格根据 DNA 追溯血脉的话，那么周族人显然并不真的是黄帝的后人，换句话说，他们不是炎黄子孙，而是留下了大脚印的那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的子孙。

再看秦国的先祖，貌似也是黄帝的血脉。当帝位从黄帝传到颛顼之后，颛顼有个孙女，名叫女修。女修有一天正在织布，天上飞过一只玄鸟，下了一个蛋，鸟蛋掉下来，被女修吞掉了。

女修就这样怀了孕，生的儿子取名大业，大业又生儿子，取名大费。大费追随大禹去治水，功勋卓著，后来又帮着舜驯化鸟兽，把野生动物驯化成家禽、家畜。因为这些功劳，大费被称为伯益，大概是称赞他能让家禽、家畜多生多育的意思。舜还赐给他一个姓：姓嬴。这就是秦国嬴姓的来历。

如果追溯父系血缘的话，嬴姓的始祖应该是玄鸟，一只黑色的、神秘的燕子。但从母系的血缘追溯，确实可以追溯到黄帝身上，比姬姓来得还要根正苗红。氏族谱系向来都很繁琐，所以我这里先简单做一个小结：

周族奉后稷为始祖，后稷无论从父系还是从母系上看，都和黄帝无关，只是因为提高粮食产量有功，被舜赐给了黄帝族裔 12 姓当中的姬姓，这才变成了黄帝名义上的后裔。

秦族从母系追溯，身上确实流着黄帝的蓝血，但在古人的观念里，父系才是最要紧的，母系无关紧要。

简单讲，相对于黄帝的血统，秦族相当于外孙，虽然血脉相承，但毕竟是外姓；周族相当于过继来的孩子，虽然血脉不搭界，但毕竟进了父系的家谱，也就不算外姓人了。

另一方面，后稷因为农业上的功劳，被舜赐姓姬；伯益因为驯养家禽、家畜的功劳，被舜赐姓嬴。这意味着在舜的时代，周族始祖和秦族始祖各展所长，造福天下，都是舜的好帮手，这就是太史儋所谓的周和秦以前是一家。

五帝的传说与历史的捏造

司马迁亲口交代过，他自己所在的时代里有很多人讨论五帝的事迹，但各说各话，也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在可靠的材料里边，《尚书》没讲过尧以前的事，孔子传下来的《五帝德》和《帝系姓》倒是讲到了黄帝，但有些儒生竟然并不学习这两本书，是不是不以为然呢？最后，司马迁综合了五花八门的说法，尽可能地去伪存真，这才写成了《史记》的第一篇《五帝本纪》。

其实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司马迁的去伪存真有点简单粗暴。

在《五帝本纪》里边，五帝的前 3 位——黄帝、颛顼、帝喾——的历史，全部根据《五帝德》和《帝系姓》；五帝的后 2 位——尧和舜——的历史，主要从《尚书·尧典》照抄过来。

显然司马迁很相信《尚书》和孔子的权威性，但他失察的是，《尧典》是晚到战国时代才成文，而《五帝德》和《帝系姓》也很可能只是假托孔子的名义，并没有经过孔子的整理。

《五帝德》和《帝系姓》在汉朝被编进了《大戴礼记》。顾名思义，所谓“大戴礼记”，是一个被称为大戴的人对儒家礼仪的材料所做的整理汇编，内容小到穿衣戴帽，大到国家大典，这是儒家最繁琐的学问。因为太繁琐，所以文献材料特别多。

这些文献虽然先被秦始皇禁了一次，又被项羽烧了一次，连年战火肯定又造成了不小的损毁和流失，但剩下来的还是不少，只是在历经劫难之后残缺不全，需要认真整理。

西汉时期的礼学名家有戴德和戴胜两位，论血缘是叔侄，论师承是同门，人们称戴德为大戴，戴胜为小戴。大戴和小戴各自整理出一批礼学文献，由大戴整理出来的称为《大戴礼记》，由小戴整理出来的称为《小戴礼记》。

儒家十三经里的《礼记》就是《小戴礼记》，地位崇高，“四书”里的《大学》和《中庸》也是从《小戴礼记》里边抽出来的。而《大戴礼记》一直没人重视，被儒家的经典系统排除在外，坐了两千年的冷板凳。

这份冷遇是有原因的：《大戴礼记》的不少内容让人越看越不敢信，甚至有人怀疑这部书根本就不是戴德编的。

今天我们有了更多的出土文献来做佐证，可以断定《大戴礼记》收录的篇章确实是流传在战国到西汉年间的儒家文献。但这就足以导致我们怀疑《五帝德》和《帝系姓》的可靠性，因为它们的内容太有战国人典型的捏造风格了。战国时代的人为什么喜欢捏造历史？因为战国时代的历史总要为现实服务。如果服务水准不达标，就得认真改正。所以，现实的需求越强，战国人捏造历史的动力也就越大。

战国时代的主旋律，一是冲突，二是融合。

就冲突而言，证明我爸爸比你爸爸厉害就显得尤其必要，其次重要的，是证明你爸爸亏待过我爸爸；就融合而言，证明我爸爸和你爸爸曾经是一家，所以你现在虽然归我管，但我不是你的敌人，你应该把我当成家人来看，或者反过来，我现在虽然归你管，但不证明我屈服了你，而仅仅是因为你爸爸和我爸爸本是一家人，我爱你，不跟你计较。

战国历史就自然变成了不自觉的心理策略，既能帮赢家赢得轻松，也能帮输家输得心安理得。

无论冲突一途还是融合一途，都会导致历史被打扮得越来越古老。在冲突一途上，如果爸爸没能比得过，那就比爷爷，这边刚搬出厉害的爷爷，那边又搬出来更厉害的祖爷爷。在融合一途上，如果你我 300 年前不是一家，那就 400 年前是一家，还不行的话，那就 500 年前是一家。

同样的模式在很多领域都会出现，最典型的比如宗教界：古代中国的儒、释、道 3 家，一面要抢夺信仰的地盘，一面要想方设法把对方收归己有，结果教派祖师爷越变越古老，真正的祖师爷反而辈分越来越低。

战国时代历史服务现实需求，还有一种表现，就是人际关系网被越拉越大，原本不相干的人物逐渐被好事者们牵线搭桥。

这就像今天我们看漫威的英雄故事，最先看到的是钢铁侠、蜘蛛侠、绿巨人……

每个角色独立成章，各有各的人生，各有各的传奇，不知道从哪天起，钢铁侠和蜘蛛侠变成了师生关系，后来又出现了复仇者联盟。

尧、舜、禹传承谱系的确立就很有漫威风格。

禹的传说故事最先出现，这位大禹被上天指派，来人间治水，造福世界。这样一位光荣天使，并没有和尧、舜存在任何瓜葛，当然也就不曾在后者的朝廷里作过臣子，这 3 位圣人的关系网显然是被后人附会出来的。至于尧以前的那些更加复杂的关系网，可想而知，可信度就更低了。

战国人对远古历史的打造还很有系统工程的感觉：先有一整套抽象的理论框架，再拿所谓历史事实去填充这个框架。

战国流行的五德理论，用金、木、水、火、土对应五种德行。

五德理论的盛行，导致了凡事非五则不成套。所以远古的天子必须有 5 个，合称五帝，而讲论五帝的人，你有你的五帝，我有我的五帝，所以才让司马迁很头疼。

《史记》最后采纳了《五帝德》和《帝系姓》的版本，这样一来，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的说法才算最终成型，然后随着《史记》地位的上升，《史记》的五帝版本才成为最后的赢家。

那么，我们用《史记》的五帝版本来理解太史儋对秦献公的预言，到底合不合适呢？

当然不一定合适，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太史儋对周、秦两族的缘起到底是怎么理解，或者说是怎么捏造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历代学者对于太史儋预言的解读照例陷入了各说各话、莫衷一是的境地，谁也说不服谁。但没办法，现在除了《史记》，我们也没有更合适的材料了。

周族和秦族由合变分

《史记·秦本纪》记载，伯益被舜赐予嬴姓之后，生儿育女，开枝散叶。后来进入夏朝，到了夏朝末叶，也就是暴君夏桀统治的时代，有一支嬴姓子孙背叛了夏朝，投靠了商族，帮助商汤王灭掉了夏朝。从此以后，嬴氏家族作为商朝的开国元勋，地位尊崇，成为商朝的重要诸侯。

而周族人在夏朝灭亡之后，和商朝若即若离，后来虽然臣服于商朝，但地位和忠诚度都远不如嬴姓诸侯。

到了商朝末叶，也就是暴君纣王统治的时代，嬴氏家族出了两个能人：蜚廉和他的儿子恶 (è) 来。（“恶”，据于省吾考证，当为“亚”的讹误，是官职的名字，可备一说。）这对父子各有各的特长：蜚廉是飞毛腿，恶来是大力士，全靠一身本领为纣王效力，这真是字面意义上的“助纣为虐”啊。

然后周族兴起，武王伐纣，顺手也把恶来杀了。蜚廉当时正在外地出差，听到噩耗，大约准备找周武王去报国仇家恨，却被制止了。蜚廉一直没能回家，死后被葬在霍泰山。

你也许还记得这个地方，在三家分晋的前史里，霍泰山的山神很为赵无恤出过力。这座霍泰山，就是今天的霍山，主峰在山西霍州一带。东北偏北大约 200 公里就是晋阳，今天的太原。

从商朝开国到蜚廉之死，这段时期，大约就是太史儋所谓的周族和秦族由合变分的时期。

蜚廉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儿子孟增不在意祖上的血仇，甘心为周朝效力，很得周成王的宠信，还得到了宅皋狼这个地方作为采邑，所以孟增也被称为宅皋狼。

前边讲三家分晋的前史，讲到智瑶狮子大开口，分别向韩、赵、魏三家索要土地。如果采信《战国策》的记载，智瑶向赵无恤要的，就是这个宅皋狼，大约在今天山西吕梁市的离石区附近。（《战国策·赵策一》“宅皋狼”作“蔡皋狼”）

住在宅皋狼的孟增有一个很厉害的孙子，名叫造父，他会成为赵国人的先祖。也就是说，在这张越织越大的人际关系网里，赵国也被加进来了。

秦国的建立

前两讲我们谈到不少英雄豪杰，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周族的先祖后稷擅长农业生产，秦族的先祖伯益擅长驯化鸟兽，伯益的后人蜚廉和恶来一个是飞毛腿，一个是大力士。现在要讲的这位造父也有特殊的本领：驾车。

驾车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以 4 匹马规格的车子来看，每一匹马由两根缰绳控制，车手总共需要同时控制 8 根缰绳。当时的天子周穆王很喜欢周游世界，当然，周游世界由周穆王本人负责，喂马劈柴交给手下人去办，造父就是专门给周穆王驾车的。

周穆王越玩越远，没想到国内发生了叛乱，必须马上回国平叛。

在这个紧要关头，造父拿出了全副本领，上演速度与激情，驾车带着周穆王在一天之内疾驰千里，及时赶回国都。

造父因为这份功劳，得到赵城作为采邑。

赵城，位置就在今天的山西洪洞县赵城镇。造父就在赵城生儿育女，这一支嬴姓子孙以赵为氏，而恶来的后人来赵城投奔富裕亲戚，也随着造父的后人以赵为氏。这两支嬴姓子孙合二为一，一路发展为晋国的赵氏家族，然后建立赵国。从这一段家谱来看，赵国和秦国原本也是一家人。

在恶来子孙里边，有一位非子，离开赵城，到犬丘定居。今天我们很难确指这个犬丘到底是什么地方，推测是甘肃天水附近，那里水草丰茂，很适合发展畜牧业。

非子身上毕竟有着祖先伯益的基因，养马养得尤其好。当时在位的天子是周孝王，听说了非子的名声，就委任他给周王室养马。后来非子正是因为养马有功，被周孝王赐给秦地作为采邑，还让他继承了嬴氏家族的祭祀权，所以非子被称为秦嬴，意思可以理解成“秦地的嬴姓大宗”。

前边讲过，宗法结构是周朝社会的基本结构，宗法要区分大宗和小宗，小宗要服大宗管。周孝王让非子，也就是秦嬴继承嬴姓家族的祭祀权，这就等于认可了他在嬴氏家族里的大宗身份。秦嬴因此就是嬴姓大宗的宗子，是天下嬴姓人的族长。

这个身份，是可以由嫡长子一脉相传下去的。所以从秦嬴开始，可以看作太史儋所谓的周与秦的分而复合。

但这时候的秦嬴，虽然有采邑，但还不是诸侯，只是“附庸”。所谓附庸，够不上诸侯的级别，没资格单独朝见周天子，只能做某个诸侯的小跟班。秦正式成为诸侯，还要再等上大约 200 年。

大约 200 年后，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自取灭亡。没什么人愿意帮一下周幽王，而秦国的当家人秦襄公挺身而出，作战很卖力。但周幽王还是被杀了，继任的周平王迁都雒邑。

在周平王迁都的时候，秦襄公派兵一路护送，继续为周王室效力。所以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秦国至此才算正式建国。

前边讲过，周朝的诸侯国几乎都是周朝初年分封下来的，所以秦国显得格外特殊，资历比谁都浅。

秦襄公得到的封地也很烫手，因为岐山以西的地方是周王室的故土，在申国和犬戎联军攻杀周幽王的时候，犬戎毕竟是蛮族，一路烧杀抢掠，把岐山附近的地盘要么毁了，要么占了，所以周平王是因为回不了家，没办法才要迁都。

被犬戎毁掉和抢走的地方，周平王没信心夺回来，所以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把那片地方分封给秦襄公了。

秦襄公要想拿到封地，必须靠抢。秦襄公就这样回去抢地盘了，到了儿子秦文公这一代才算把犬戎赶走。但无论如何，从名义上讲，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这是正式册命，所以，太史儋所谓周与秦的分而复合也许不是指秦嬴受封为附庸，而是指秦襄公受封为诸侯。

至于太史儋所谓的周与秦在分家 500 年之后又合并在一起，这 500 年到底怎么算，其实根本算不清楚。

反正五德理论流行的时候，什么事情都爱扯上“5”这个数字，只要沾上“5”就有某种神秘力量。所以孟子才有那句名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然后自己算算日子，觉得“王者”早就应该出现了，推行仁政的机会就在眼前，为此自信爆棚。（《孟子·公孙丑下》）

霸王和霸主

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太史儋的预言：“周和秦以前是一家，后来分家了，分家 500 年之后又合并在一起，等到合并之后的第 17 年，将会有霸王出现。”预言虽然很含混，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两个要点：第一，太史儋在和秦献公努力拉近关系，强调彼此同根同源；第二，周、秦分而复合之后，将会出现一位天命所归的英雄领袖。

这位领袖的身份，太史儋的原话用词就是“霸王”，但这很可能是把“霸主”误写成了“霸王”，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把“霸”和“王”连起来用——那时候“霸”就是“霸”，“王”就是“王”，周天子是永远的“王”，而只有被其他诸侯服气的，被当成老大哥看待的诸侯才是“霸”。“霸”这个字并没有负面涵义。

如果我们把周朝想像成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周天子作为“王”，相当于父亲的角色，称“霸”的那位诸侯就是父亲的大儿子，所有兄弟们的大哥。后来秦朝灭亡，项羽分封了 18 个诸侯王，那时候的诸侯已经正式称“王”了，项羽本人是所有诸侯王的大哥，所以头衔不是“王”，而是“霸王”。“霸王”是所有诸侯王的大哥，虽然身份高，威望也高，但毕竟和大家还算平辈，而所有诸侯王，包括霸王，头上还有一个“义帝”扮演着父亲的角色。所以，太史儋所谓的霸王，很可能就是霸主，是诸侯们的老大哥，就像“春秋五霸”那样。“春秋五霸”当中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称霸江湖的时候打的是“尊王攘夷”的旗号，带着兄弟们一起尊崇周天子，就像家里的大哥带着兄弟们一起孝顺老父亲一样，这就给后来的霸主们设置了一个政治基调。

从这里推想太史儋的意思，大约是暗示秦献公就是那个天命所归的霸主，可不能去学三晋和齐国那种只想篡权谋私利，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的坏榜样，而应该负起老大哥的责任，带领天下诸侯一起尊奉周天子。

这样的话，对周王室也好，对秦国也好。反正大家五百年前是一家，历史已经证明了我们分则两害，合则两利，为什么不能重续旧好，争取双赢呢？如果事情当真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刚刚继位的周烈王很有忧患意识，通过太史儋向秦献公抛出橄榄枝，想要拉拢秦国作为自己的忠实盟友。至于周、秦在远古时代到底是不是一家人，反正无从查证，太史儋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可以仗着自己的权威地位尽情忽悠。

但是，事情还有一个疑点，那就是在太史儋的预言里，“17 年”这个说法过于具体了，在史料里边，凡是具体到这种程度的预言，基本可以断定是出于后人的附会。

如果我们相信所谓太史儋的预言只是出自后人附会的话，那么就可以循着“17 年”这个线索来找蛛丝马迹。

然后就会发现，在秦献公的接班人秦孝公的时代里，商鞅变法轰轰烈烈，秦国国力蒸蒸日上，于是在秦孝公十九年（前 343 年），天子周显王承认了秦孝公的霸主地位，第二年（前 342 年），诸侯纷纷来向秦国贺喜，秦孝公派人带着军队和诸侯在逢 (páng) 会盟，然后一同朝见周显王。

这些事情，《资治通鉴》后文都有讲到。

那么，以秦孝公成为霸主的时间往前推 17 年，秦孝公二年（前 360 年），周显王派人把胙 (zuò)，也就是祭祀大典上用过的肉，赐给秦孝公，这是很隆重的礼遇。

在秦国人的解读里，这应该足以标志着周与秦的复合。那么所谓太史儋预言的意义，大约一是为秦孝公摇旗呐喊，神化他的身份，二是暗示着如果秦国取代周朝，完全合情合理，毕竟这只是一家人的分分合合嘛。

政局越复杂，国际关系越紧张，所谓历史就会变得越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