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缘何频繁？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迁都”是一件非常复杂、非常耗费财力的事情。可在古代，王朝迁都，常常发生，盘庚迁都、周平王迁都，隋炀帝、武则天，赵构、朱元璋等等，而且还不全是因为战争、自然等因素，这在古人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吗？

所谓迁都，可以拆解成两项内容：一是把一群人从甲地迁到乙地，二是在一个新的地点复制一套可以安置中央政府的城市建设。迁都的阻力也可以拆解成两类：一是技术阻力，二是舆论阻力。

做好了拆解工作，我们就方便逐个来分析了。

先看最简单的一项：城市建设。找一片地方，盖房子，修路，或者在一座现成的城镇基础上升级改造，这并不难，或者说成本并不很高。中国古代搞城建，基本都是土木工程，相对来说轻松简单，除非皇帝有什么特殊要求，建筑材料非要从几千里之外运输。

可以比照一下古罗马，城建都用石材，好处是经久耐用，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当年的建筑屹立不倒，成为旅游名胜，但坏处是施工难度太高，相应地，施工周期也会很长，所以罗马人轻易不会迁都，否则真是伤筋动骨。

和罗马人刚好相反的是，日本人可能是全世界最爱迁都的。在日本的古代史上，基本上每换一个天皇就要迁一次都，甚至就在同一个天皇的任期之内也要迁好几次都。

古代日本和古代中国相似的是，建筑以木结构为主，而不同的是，日本经常地震。在以木结构为主的聚居区域发生地震的时候，很容易引发火灾。既然房子盖起来容易，烧起来也容易，那么频繁的迁都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把日本的迁都传统斩断的，就是由社会的进步带来的都城规模的扩张。

以前船小好掉头，渐渐地船太大了，不好掉头了。所以我们会看到，日本明历三年（1657 年），江户城，也就是今天的东京，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火灾，连续两天时间里烧掉了全城 2/3 的区域，但即便是这样级别的灾害，竟然都没能导致迁都，只是促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城市更新运动。

但如果说到迁都问题上最大的阻力，那还不是船大船小的问题，而是舆论问题。

舆论阻力才是最难克服的。在人的天性里，熟悉总是等于安全，陌生总是等于危险，所以人一旦熟悉了一个环境，就不愿意换到别处生活，除非能获得超常的好处。那么不难想见，当最高统治者想要迁都的时候，要跟着举家搬迁的那些贵族和官员们多半都会不情不愿。

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今天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甘肃玉门的相关视频，看看一座资源枯竭型的城市是如何变成一座空城的。

就算只是简单想像一下，要把一座城市里的居民通通迁走——要么迁到另一座城市安置，要么拆散之后分别迁到几座城市安置——不但要预先安排好房子、落户、社保和医保关系，还有档案的交接和子女的转学，千头万绪。

更难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张三明明和我同样的工龄，凭什么安置后的新房子比我的大出 1 平米？我必须找上级领导去闹！

而这些在今天看来千头万绪的事情，换在古代反而远没有这么复杂，要解决的只是贵族和权臣集团，人数毕竟有限，至于深受影响的普罗大众，没人在意他们的声音。

即便不是为了迁都，中央政府也经常发布政令，大规模地迁徙人口，目的通常有这样几个：

一是把宗族聚居拆散，让一个行政区划里不再有一家独大的局面，好比把一座赵家村变成一个赵钱孙李各姓人口杂居的村落，人口越杂，彼此之间的凝聚力就越弱；

二是充实一些重要地点的防御力量，比如从内地迁徙大量人口到边疆去，一边种地，一边搞边防；

三是把一些有可能不服管教的人口迁居到自己的眼皮底下，一来可以看紧这些人，二来切断他们对家乡的影响力。

在所有被迫迁徙的人口当中，真正具备反抗能力的基本只有贵族集团。前面讲有一个例子，蔡昭侯就是因为执意迁都，被不情不愿的贵族们联手做掉了。

如果把这件事反过来理解，就意味着：只要能把贵族集团摆平，迁都就没什么难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工程问题而已。

战国时代的迁都，主要受军事局面的影响。

你可以把国都理解为作战指挥部。当时的通讯效率很低，进取型的迁都会把指挥部调整到最方便实施下一个战略意图的地方，收缩型的迁都会把指挥部后撤，避开对手的锋芒。既然国都的核心意义就是作战指挥部，那么和指挥无关的事情通通可以从简，比如像宗庙这种高规格的礼仪建筑就不必搬迁。

典型的例子就是商鞅的第二轮变法，把秦国的都城迁到咸阳，这次迁都的营建规模很大，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指挥部搬迁，但即便如此，宗庙祭祀类的机构依然留在旧都雍城，这就导致后来的秦国国君在有典礼需要的时候还得回到雍城去办。

至于王朝迁都，虽然规模会大很多，但有一个便利性，那就是通常都有现成的基础可以借力。

比如周平王东迁，这就借了当初周公旦营建雒邑的力。如果非要从零开始的话，就算是大一统的王朝，操作起来也不容易。在你列举的那些例子当中，朱元璋的迁都就属于这种。

朱元璋的国都规划，一开始是两京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和河南开封，朱元璋作为皇帝，准备每年两边跑。这倒不算新奇，唐高宗和武则天曾经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来回折腾。

朱元璋的独创性来自中都的规划：只有南北两京还不够，必须加一个中都。哪里适合做中都呢？衣锦必须还乡的价值观占了上风，中都的选址就在朱元璋的老家临濠，今天的安徽凤阳。于是新的都城格局就不再是两京制了，而是两京一都制，让南京和北京拱卫中都。

朱元璋虽然狠夸家乡这好那好，适合建都，但临濠那个地方，无论从交通、人口、资源等等任何一个方面衡量，怎么看怎么不合适，而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地方营建都城，工程量相当让人吃不消。

不过真正的阻力是，还没等中都建成规模，朱元璋就醒过一个味儿来：跟自己打天下的那帮兄弟，好多人都是自己的同乡，一旦建成中都，这些人就会变成地头蛇，势力太容易膨胀了。算了，宁可自己衣锦夜行，也不能让功臣集团势力坐大。

就这样，中都建设半途而废。今天我们去凤阳，还能看到中都皇城遗址。大梁后来也被放弃，朱元璋终于老老实实地坐镇南京了。

到后来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削藩惹出了靖难之变，燕王朱棣夺权篡位，建立了新的两京制：把自己的大本营北平改为北京，作为正式首都，原先的首都南京作为备份，保留一套名义上的中央班底。

朱棣从计划迁都北京到正式迁过去，准备工作搞了将近 20 年，又是大搞土木工程，从皇宫到皇陵，又是从全国各地迁居富人充实北京，又是疏通漕运，免得将来粮食供应不上。

之所以要如此耗时耗力，最有可能出于以下 3 个因素：一是朱棣知道自己的皇位来路不正，还是回到根据地坐镇江山心里踏实；二是别看朱棣是被朱允炆削藩逼反的，等他自己掌权之后，削藩削得更狠，这就导致北方的防御力量严重不足，既然对谁都信不过，那就只好天子守国门了；三是表明自己继承元朝法统，要建立一套以当年的元大都——今天的北京——为中心的天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