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音调而天下治”

邹忌的名字不在诸子百家之列，所以他的上位经历很容易被人忽略过去。在《史记》的记载里边，邹忌的出场很有传奇色彩。他既不是被齐威王三顾茅庐请出来的，也没有在齐威王面前做任何游说，而是凭着弹琴的技艺得到齐威王的赏识。齐威王当他是艺术家，把他留在自己身边。那时候的艺术家地位不高，基本相当于弄臣。齐威王对邹忌的赏识，应该就像唐玄宗对李白的赏识一样。

齐威王安置完邹忌，自己就开始弹琴，邹忌忽然推门进来说：“弹得真好。”齐威王很不高兴，放下琴，手握剑柄，对邹忌说：“你就随便在房间外面听了一下，就随口恭维我吗？”邹忌说出了一番道理：“我听到，大弦发出低沉浑厚的声音，就像国君；小弦发出清脆的声音，就像宰相；按下琴弦的动作紧张有力，松开琴弦的动作温和纾缓，就像国家政令一样；大弦和小弦配合，发出和谐的声音，就像四季的自然流转。我正是因为听出了这些内容，所以才赞叹您弹琴弹得好啊。”齐威王的情绪缓和下来，夸邹忌说得好，懂音乐。

但邹忌偏要找茬，对齐威王说：“我这些话说的可不仅是音乐，也是治国安民的道理。”齐威王马上又变脸了，说道：“谈论音乐的门道，你确实在行，可治国安民的道理怎么可能和弹琴是一回事呢？”邹忌把方才那番话重新讲了一遍，最后补充了几句：“政令如果像音调一样不断重复却不紊乱，国家就会昌盛，政令如果像音调一样连贯而迅疾，国家就能免于危难。所以说琴声谐调了，天下就能太平。治国安民的道理，没有超出乐理的。”就这样，邹忌通过乐理，形象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让齐威王听得很服气。3 个月之后，齐威王正式拜邹忌为相，邹忌就这样一步登天，从一名琴师变成了齐国总理。

image-20231230084300080

这件事听上去特别不合情理，不过战国乱世，竞争压力太大，破格用人的事情并不罕见，所以才特别激发出很多人的学习热情，幻想着可以朝为布衣，暮为卿相。

在邹忌的那番话里，最核心的一句就是“琴音调而天下治”，这是原话，后来成为文化语码。比如苏轼听僧人弹琴，写下一首诗，开头就是“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听贤师琴》），这些措辞全是从邹忌那番话里来的。这番话真的可以成立吗？古人倒是对它相当认可。其实邹忌这套话术完全可以推而广之，厨师可以从肉的肥瘦出发比喻治国的道理，园丁可以从养花除草的经验比喻治国的道理，只要想讲得通，就都可以讲得通。邹忌话里的寓意其实也并不新奇，如果开门见山地讲，孔子和孟子都可以讲得更好。但邹忌胜在机智，会用跨界思维，一下子就让齐威王着了道。

《新序》版本的唇枪舌战

试想一下，如果邹忌不是剑走偏锋的话，而是走所谓正途，加入稷下学宫，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专家们同台竞技，以求能在齐国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那么最有可能的结果是：齐威王看花了眼，根本不会注意到邹忌，又或者虽然注意到了邹忌，但并不觉得他讲出来的治国之道和其他人的夸夸其谈有好大的区别。

是的，这些道理如果出自学者之口，出现在学宫里边，当然不足为奇，但如果出自琴师之口，出现在一个私密的音乐空间，就显得格外醒目了。就是这样，邹忌运用跨界思维让自己脱颖而出，而在稷下学宫的学者看来，什么跨界思维，不就是歪门邪道么。

当时的稷下学宫，公认口才最好，反应最敏捷的人，就是用那位赘婿出身，用隐语劝谏过齐威王的淳于髡。如果淳于髡愿意出马和邹忌斗一斗嘴的话，肯定能让邹忌难堪。这一场巅峰对决的经过，我们需要看一看刘向《新序》的记载。

《新序》犯了一个年代错误，把齐威王当成齐宣王了，在我接下来的讲述里，会把这个错误更正过来。《新序》记载，“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都看不起邹忌。

这里我要稍微岔开，跟你讲讲“72”这个数字。前边讲过，齐威王开始“一鸣惊人”的时候，召见各地地方官 72 人，赏赐了即墨大夫，烹杀了阿大夫，这是《史记》的版本，辛氏的《三秦记》记载鲤鱼跳龙门，说一年当中能够挑战成功的黄鲤鱼从来不会超过 72 条。为什么刚巧都是 72 呢？

72 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字，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在英雄排座次的时候，这一百单八将分别对应着天上的 108 个星宿，而这 108 个星宿分成两组，一组是天罡星 36，另一组是地煞星 72，这里的 72 就是地煞之数。

天罡、地煞的说法来自道教，而道教的这些神秘数字还有更早的来源，那就是周朝礼制当中级别最高的数字：12。我在前边（《03 全书开头为什么像打哑谜？》戳此回顾）讲过，“12”被周朝人称为“天之大数”，这是从木星纪年法来的，于是 12 的倍数也有了神秘意义，其中最常见的就是 36 和 72。

36 和 72 之和就是 108，而 108 又刚好是 12 的 9 倍，9 刚好又是十进制里最大的数字。这些数字的各种排列组合衍生出丰富的神秘主义哲学，所以一串佛珠要有 108 颗珠子，僧人敲钟要敲满 108 声，《红楼梦》有金陵十二钗，太虚幻境里的档案有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12 不断翻倍。

《红楼梦》原稿回目是 108 回，我们通常看到的版本是高鹗续成的 120 回，120 比 108 多出来的还是 12。

小说家运用这些神秘数字，总要一一对应到具体的角色上，而在小说以外用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未必都是实指。齐威王召来的那 72 名地方官也好，淳于髡身边 72 位学者也好，并不真是挨个数出来的 72 个。古人如果说到 3， 9，36，72，涵义往往等于“多”。所以“36 人”可能指的是“好多人”，“72 人”指的就是“好多好多人”。

img

好，我们回到邹忌的故事。

如果要把《新序》里边的这句“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翻译成白话，只能说成“稷下先生淳于髡等等很多人”。很多人都不服邹忌，去找邹忌斗嘴，决心当面让邹忌难堪。

交锋开始了，淳于髡这边人多势众，趾高气扬，邹忌单枪匹马，谦卑有礼。

淳于髡一方出招了，抛出一句隐语：“雪白的狐狸皮做成的袍子，拿一块旧羊皮给它打补丁，你觉得怎么样呢？”邹忌马上回答：“我愿意遵照您的指教，不会让无能之辈掺进贤人的行列。”淳于髡一伙继续出招：“用方形的榫头插进圆孔里，这办得到吗？”邹忌回答说：“我愿意遵照您的指教，洁身自好，不敢结党营私。”淳于髡一伙又问：“三个人一起去放一只羊，羊没有草吃，人也没工夫休息，这是怎么回事呢？”邹忌回答说：“我愿意遵照您的指教，精兵简政，不会没事找事，滋扰百姓的。”任凭淳于髡这边的隐语有多隐晦，邹忌都不假思索，随口应答。胜负很快就见了分晓，淳于髡等人灰溜溜地告辞了，恭恭敬敬地给邹忌行礼，这回轮到邹忌倨傲起来，只是很简略地还礼送客。（《新序·杂事二》）

《史记》和《慎子》的版本

有意思的是，《史记》也记载过这一段口舌争锋，但细节上的不同造成了基调上的差异。在《史记》的版本里，并没有关于稷下学者如何不服气的描写，淳于髡也只是单枪匹马去见邹忌，动机不明——也许真是不服气，也许只是高手之间的见猎心喜。淳于髡一连讲了 5 个隐语，邹忌对答如流。交锋已毕，《史记》没说谁胜谁负，只是说淳于髡“趋出”。

《新序》和《史记》的修辞，就会发现《新序》不但浅白很多，而且前后必有呼应，更有寓言故事的味道，《史记》更像写实，措辞简略而准确。

《新序》描写淳于髡一行来见邹忌的时候，原话是“淳于髡之徒礼倨，邹忌礼卑”，前者倨傲，后者谦卑，分出胜负以后，原话是“邹忌之礼倨，淳于髡等之礼卑”，原本倨傲的变谦卑了，原本谦卑的变倨傲了。到了《史记》这里，只用了“趋出”两个字就表现出了淳于髡的态度。“趋”的意思是用小碎步快步走，“趋出”就是用小碎步快步退到室外，按照当时的礼仪，这种仪态传达出恭敬的态度，所以下级在拜见上级之后，离开的时候都要“趋出”，既不会大踏步走出去，也不会踱着四方步晃出去。

淳于髡出门以后，在仆人面前感慨了几句，说邹忌思维太敏捷，应该很快就会受封。果然才不过一年光景，齐威王就把下邳封给了邹忌，封号成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这里有一点需要留意：淳于髡对邹忌的称赞意味着当时稷下学宫的意见领袖认可了邹忌的能力，对于邹忌这样一位毫无根基的政坛新人而言，这种认可来得太及时，太重要。如果我们参照《慎子》的记载，当时和淳于髡一道来的，也就是《新序》所谓的“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里边有慎到、田骈、环渊这些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不仅在当时的稷下学宫属于顶尖的学术大师，在先秦思想史上也都算得上有头有脸的精英分子。《慎子》这部书就是慎到学派的作品，刘向给它做过编辑整理工作，所以《新序》关于邹忌与淳于髡之战的史料来源应该就包括了《慎子》。

刘向编订的《慎子》共有 41 篇或 42 篇，传到北宋初年，还剩下 37 篇，到了南宋就只剩 5 篇了，还好这 5 篇一直传到今天。一度有人怀疑《慎子》的真伪，但近年的出土文献已经给《慎子》洗脱了“伪书”的污名。在《慎子》的记载里，包括慎到本人在内的一批稷下学宫的大权威通通败给邹忌，看来大家对邹忌是真心服气的。

晏婴：另一种总理范式

前边我们讲到的邹忌和管仲，都是用奢侈排场震慑统领群臣的总理，那么，如果有人走艰苦朴素的路线，你觉得能胜任总理的工作吗？

貌似不太可能，因为这是连管仲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事实上，真的有人做到过。

《史记》有一篇“管晏列传”，把春秋时代的两位齐国总理的传记写在一起。

这两位总理，一个是管仲，一个是晚于管仲 100 多年的晏婴，两个人处处相反，却都是历史上的模范总理。

管仲的生活作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奢侈，举止高调，而晏婴一辈子勤俭节约，举止低调。晏婴的生活，每顿饭的肉菜最多也就只有一份，家里的妾连绸缎衣服都穿不上。全家人的生活品质，看来只维持在吃饱穿暖的水平，从没有上升到吃好穿好的高度。

img

刘向的《说苑》给过晏婴不少篇幅，有一段是这样的：晏婴上朝，坐的是一辆破车，就连拉车的马都没法看。齐景公对晏婴说：“您的待遇可不低啊，不至于坐这么一辆破车吧？”晏婴回答说：“这辆破车对我来说已经很够用了，至于您给我的俸禄，我不但能让自己吃饱穿暖，还能供养我的族人，接济各种亲朋好友，让大家都能吃饱穿暖。”晏婴下班之后，齐景公派人送了一辆豪华马车给他，但晏婴一再推辞，就是不肯收。齐景公不高兴了，对晏婴说：“您要是不收，那我以后也不坐车了。”晏婴说道：“我节衣缩食，是为了给齐国人民做表率，即便如此，我还是担心人们奢侈浪费，行为不检点。如果您乘坐高规格的马车，我也乘坐同样高规格的马车，我就给齐国人民做了坏榜样，我也就没法去制止那些喜好奢华，品行不端的人了。”（《说苑·臣术》）

从这段记载来看，晏婴是一个固守传统礼制的人。虽然按照传统礼制，以晏婴的身份，坐破车也不应该，也算非礼，但齐国风气太坏，矫枉必须过正。而晏婴拿国君赐给自己的俸禄大规模接济亲族和朋友，这种做派如果放到战国以后，就会很招国君忌讳。国君可以容忍大臣贪污腐败，奢侈浪费，但没法容忍大臣省下钱去邀买人心。前边讲过，田氏家族正是凭着这样的手段成功篡位，在润物无声中就把姜姓齐国变成了田姓齐国。晏婴倒没有篡位的心，齐景公也没有这样的历史经验可以参考，所以这一对君臣倒还算相处融洽。

晏婴虽然拿着高薪，但“财散则民聚”，一生都在努力散财，齐国人自然念他的好，而节俭克己、勤奋工作和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品质也容易让晏婴赢得人们的尊重。所以，晏婴历事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 3 代国君，不仅齐国人民爱戴他，就连外国人也称道他。

晏婴的形象更符合我们对清官的期待，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在晏婴治下的齐国一定繁荣富强，比管仲时代更上一层楼。但是，实际情况刚好相反，管仲时代的齐国可以狂飙突起，雄霸天下，晏婴时代的齐国即便没有沦落到苟延残喘的程度，至少也是危机四伏，姜姓齐国离亡国已经不远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有晏婴这样的模范总理当政，还是长时间当政，国君都换了 3 任，总理始终都是晏婴一个，齐国怎么反而在走下坡路呢？通常的想法会是：如果不是晏婴的问题，那就一定是国君的问题：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都是昏君。

这样想貌似没错，但问题是，齐桓公除了在任用管仲这一件事上，方方面面的表现都更像昏君，为什么他反而可以称霸呢？

如果可以请公孙鞅发表意见的话，他一定会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连带着对司马迁把管仲和晏婴安排进同一篇传记的写法嗤之以鼻。公孙鞅会敲着黑板说：“**循名责实！循名责实！循名责实！**重要的事情说 3 遍！司马迁缺乏循名责实的意识，所以才会把管仲和晏婴同样当成齐国的模范总理。而只要学习过刑名之学的基础知识，就该知道运用循名责实的考核手段来权衡管仲和晏婴的称职与否。那么生活奢侈也好，全心全意为国为民也好，废寝忘食地操劳政务也好，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也好，通通不重要。这个道理其实一点都不难懂，但因为它过于理性，所以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养成循名责实的思维方式。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和甘龙、杜挚辩论的时候会强调‘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老百姓的意见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人们可以称赞晏婴是一个道德标兵，劳动模范，但不该称赞他是一位模范总理。普通人总会出于认知一致性的天性，天然就把一个坐在总理位置上的道德标兵和劳动模范当成模范总理。”再看邹忌，他也算齐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总理。在邹忌执政的时间里，我们确实看到了齐国蒸蒸日上，而论起人品，邹忌比管仲还要不堪。就算可以退一步说，对政治人物不看私德，但邹忌的问题大大超出了私德范畴。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他会断然选择个人利益。他也不介意用阴谋诡计陷害无辜的政敌，更不介意这样做会减损齐国的实力。

如果你做齐国国君，总理只能在晏婴型和邹忌型之间二选一的话，你会怎么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