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总理邹忌

《说苑》第 1 卷标题叫“君道”，讲述为君之道，第 2 卷标题叫“臣术”，讲述为臣之道。“道”和“术”在涵义上看完全可以通用，但层次有差别，“道”比“术”高级，而且“术”更强调具体的，技术性的操作。“道”更务虚，“术”更务实。君和臣的配合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正是“道”和“术”的配合。“臣术”列举了各种模范大臣，齐威王的手下恰好也有一位。

话说有一天齐威王正在瑶台游玩，齐国总理邹忌赶来汇报工作。邹忌的排场很大，浩浩荡荡的好多车马一路接近瑶台。

瑶台，顾名思义，是一座漂亮的高台。齐威王从高处眺望着下面的车马，问左右的人说：“来的是什么人啊？”左右的人回答说：“来的是成侯卿。”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邹忌受封成侯，被尊称为成侯卿。邹忌这个名字你应该并不陌生，初中语文课本有一篇《邹忌讽齐王纳谏》，主人公就是这位邹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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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在五等爵的体系里，齐国国君的爵位是侯爵，所以在国际场合上，大家对齐威王的正式称呼应该是齐侯，可如果连齐威王本人都只是侯爵的话，怎么可能把邹忌封为成侯呢？

这只能说明在齐国内部，齐威王已经把自己当成天子了，手下人的地位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之前齐威王朝见周天子，看来只是摆一个政治姿态而已。邹忌在齐国，既有侯爵的爵位，又有卿的官职，相当于侯爵级别的国家总理，按说排场大一点也算正常，当初各位侯爵朝见周天子，排场不比邹忌更大么。但问题是，在那个古老的宗法封建时代，诸侯朝见天子就像过年回老家走亲戚，一年有一次就算很频繁了，自然搞得很正式，周天子也不给诸侯发薪水，看着诸侯讲排场不会心疼，最多只会操心一下自己这边的接待成本。而邹忌作为国家总理，三天两头都要和齐威王见面，而且按照当时的惯例，邹忌对自己的采邑只享受赋税收入，但没有管理权。换句话说，齐威王要派人治理邹忌的产业，挣出钱来给邹忌享用。这就意味着，邹忌的排场完全来自齐威王给他开的薪水。所以当齐威王看着邹忌浩浩荡荡的车队，心里八成在嘀咕：“花的都是我的钱啊！”

齐威王大概有点肉疼，对左右的人说：“咱们齐国不富裕啊，他怎么还搞这么大的排场？”左右的人回答说：“他的荣华富贵还不都是您给的，既然都是您给他的，您就有权要他解释，他也有义务向您解释。一会您可以问问他看，看他能怎么说。”很快，邹忌上了瑶台，谒见齐威王，原文说的是：“忌也。”“邹忌”的“忌”，“之乎者也”的“也”。

我们正好顺便领略一下当时最基本的对话用语，邹忌并不会像古装片那样说“臣邹忌参见大王”，而是很简洁的两个字：“忌也。”

齐威王假装没听见。邹忌一连“忌也”了 3 遍，齐威王这才说话，语气一定很不痛快：“国家都穷成这样了，你怎么好意思给自己整这么大一套排场呢？”邹忌回答说：“请赦免我的死罪，容我说出我的理由。”齐威王说：“诺。”这是原文。在当时的口语里边，“唯”和“诺”的用法我在赵仓唐觐见魏文王的内容里讲过。

得到齐威王的许可之后，邹忌开始大张旗鼓地给自己表功，一点都不谦虚，说自己举荐了某人去做什么官，成效如何之好，又举荐了某人去做什么官，成效如何之好……全部的内容和齐威王讲给魏惠王的那番话一模一样，只是人名、地名有些出入而已，我就不重复了。重点是，这些人才不是齐威王一个个亲自选拔的，而是靠了邹忌的慧眼。最后邹忌总结说：“我举荐了这么多贤臣，大王您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为什么还要担心国家贫穷呢？”

《说苑》把这件事当作“臣术”的范本，说明在刘向心里，这就是国家总理该有的样子。首先，总理的核心职能就是统筹人力资源，把恰当的人安排在恰当的岗位上。简单讲，国君的工作重点是选总理，总理的工作重点是给一切重点岗位选人，总理只管人，不管事，具体岗位上的负责人才是具体管事的人，这就是儒家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架构。其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些美德，只是小农和小市民的美德，而总理对国家的贡献最大，理所当然享受最高级别的财富和尊崇。在这一点上，齐国早就有过一位楷模，就是春秋时代的名相管仲。

邹忌的前辈：管仲

孔子给过管仲极高的评价，说他够得上“仁”的标准，不但有大功于齐国，而且拯救了华夏文明，功在千秋。（《论语·宪问》）而另一方面，孔子对管仲也有过很严厉的批评，说他格局太小，生活奢靡，还不知礼。（《论语·八佾》）

如果只看批评，会觉得管仲这个人无论如何都要不得，但听过表扬之后，才会发现管仲的贡献确实很大，相比之下，那些缺点也就不难原谅了。

在管仲所有的缺点里边，生活奢靡是特别突出的一项。孔子说管仲“有三归”，虽然历代学者谁都搞不清“三归”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无论如何，这肯定不是好话，是对管仲铺张浪费的严重指控。想来在孔子心里，管仲如果能改掉这些缺点，那就是近代史上唯一的一位圣人了。然而在刘向看来，这些缺点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完全算不得缺点。

刘向的意见可以分成两步，我们先看第一步。还是在《说苑》这部书里，第 8 卷，题目是“尊贤”，探讨的是国君应该怎样重用贤才。在刘向以前的传统观念里，国君重用贤才基本要满足 4 个条件：第一，国君本人就是贤才，兼具领袖魅力和道德感召力；第二，国君有一双慧眼，能够从千万人当中精准定位哪个才是贤才，对贤才的意见也特别能够心领神会，就像钟子期能够一下子听懂俞伯牙的琴声一样——事实上，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原始出处正是《说苑》的“尊贤”篇，刘向正是用这个故事来比喻国君应有的禀赋；第三，国君在贤才面前可以毫无障碍地放低姿态，礼贤下士；第四，国君可以迅速辨别贤才，一旦辨别出来，就会马上把贤才安排到最高一级的管理岗位上，自己在背后给他十足的信任和全力的支持。

齐桓公特别不符合第一条标准。用今天的话说，他就是一个烂人。

到底有多烂呢？《说苑》有过这样一番总结：“他为了夺权，杀死了自己的哥哥，他当了国君之后，和美女一起在城里飙车，而且私生活极其淫乱，连自家的姑姪姐妹都无一幸免，以至于没法嫁人。有这种烂人当国君，国家能不灭亡吗？但齐国不但没有灭亡，反而走上了繁荣富强的称霸之路，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他得到了贤人的辅佐。

这个道理你应该不陌生了，因为我在前边（第 75 讲）讲过赵敬侯的事迹，说韩非子借赵敬侯的人生阐述了一个道理：一名合格的统治者，只要懂得用人，又能洞察臣子说话的真伪，那么就算荒淫无道，国家也能够屹立不倒；相反，如果统治者缺乏这种禀赋的话，就算节俭勤劳，严于律己，国家照样灭亡。（《韩非子·说疑》）

不过齐桓公似乎和赵敬侯有点不同，在他身边毕竟有个管仲。那么我们很容易想到：齐桓公虽然是个烂人，但没关系，管仲会用各种逆耳忠言来匡正他的，忠臣不都是这样吗？但问题是，管仲如果是忠臣的话，早就应该“忠臣不事二主”，追随老东家去了。这位老东家，就是被齐桓公害死的那个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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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算管仲不进忠言，很有自知之明的齐桓公也会主动来请教管仲。齐桓公是这么问的：“我就是喜欢纵情享乐，让酒臭在酒杯里，让肉烂在案板上，你觉得我过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影响齐国的霸业呢？”这里我要插一句话：杜甫那句“朱门酒肉臭”，有人批评语意不通，因为酒越陈越香，不会放臭。这个批评犯了两个错：一是烈性酒需要的蒸馏技术出现得很晚，早期的低度酒确实很容易变质，二是杜甫这句诗有可能用到了齐桓公的这个典故。

话说回来，管仲的回答是：“这确实不是好人该过的日子，不过呢，倒也不会妨碍霸业。”齐桓公赶紧追问：“那什么才会妨碍霸业呢？”管仲答道：“不能识别贤才，或者识别了却不能任用，或者任用了却不能重用，或者重用了却不信任，又或者信任了却让小人去干扰他，这些才是真正妨碍霸业的事情。”（《说苑·尊贤》）

但只有这些就足够了吗？齐桓公准确看出了管仲的才干，让他做了国家总理，给了他十足的信任，也绝不允许小人掣肘，但是，齐国的状况竟然一直没能好起来。齐桓公坐不住了，去问管仲这是怎么回事。管仲即将给出的解释，就是刘向想要表达的关于用人的第二步意见。我们将会发现，被孔子批评的生活奢靡和不知礼的缺点非但不是缺点，反而非此不可。这会是什么缘故呢？

齐桓公准确看出了管仲的才干，让他做了国家总理，给了他十足的信任，也绝不允许小人掣肘，但是，齐国的状况竟然一直没能好起来。齐桓公坐不住了，去问管仲这是怎么回事。这就好比高薪聘请的职业经理人虽然大展宏图，但公司竟然看不出任何起色，股东当然坐不住了。

管仲如果活在今天，就算想给自己辩解，恐怕也会被成功学的“要给成功找方法，不给失败找理由”的口号劝退，灰溜溜地辞职走人。幸好春秋时代还没有这些口号，管仲大可以给自己的失败找理由。

必要的奢侈

其实管仲在上任之前，就已经提过非分的要求了，原话是“贱不能临贵”，意思是说，身份卑贱的人没法管理身份高贵的人。齐国当时有国氏、高氏两个世家大族，树大根深，头衔显赫，管仲的顾虑确实在理。所以齐桓公直接让管仲做了上卿，相当于国家总理，比任何人的职位都高，但没想到一段时间之后，齐国还是老样子。

换别人在管仲的位置，但凡还有一点自尊心，都会引咎辞职，但管仲给出了一个理由，原话是“贫不能使富”，意思是说，自己虽然贵为国家总理，但属于破格提拔，一步登天，所以就职时间太短，还没攒下什么钱，人一穷就没有派头，支使不动那些富人。

齐桓公真是倾尽全力来支持管仲，一听说这个理由，马上拨款，把市场上全年的税收赐给管仲。但没想到，管仲的治理还是不见成效。齐桓公又去问理由，管仲也确实有理由，原话是“疏不能制亲”，意思是说，自己和齐桓公并不沾亲带故，只是被聘任来的职业经理人，支使不动齐桓公的那些三亲六戚。这种理由怎么看怎么像是存心刁难齐桓公，但齐桓公还真想得开，血缘虽然改不了，但可以认干亲嘛，从此尊管仲为仲父。

前边讲过，古人用伯、仲、叔、季表示排行，“仲”的意思是老二，“仲父”如果直译的话就是“二爸”。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等于和管仲认了干亲，把管仲当成叔父对待，自降身份，矮管仲一辈。

就这样，齐桓公先后给了管仲贵、富、亲三件法宝，管仲又有权，又有钱，还是国君的二爸，从此终于可以在齐国说一不二，大展拳脚，带领齐国走向繁荣富强，帮助齐桓公成为天下霸主。

这就意味着，对于国家总理而言，奢侈的排场不仅是应得的，而且是必须的。这个道理确实很有心理学的依据，毕竟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拜高踩低是本真的天性。如果员工家境好，开着法拉利来上班，还经常把车停在领导的二手奥拓旁边，领导就算能够克服心理障碍，想要摆一摆领导架子，但这样的员工怎么可能好管理呢？不要说以盈利为目标的现代公司，就算是宣扬四大皆空，教人戒绝贪念的佛教，也要靠高大的庙宇和金光闪闪的佛像来唤起人们的敬畏感。所以我们才会在历史上不断看到，就算有平民英雄改天换地，也总会打出天命的幌子，而一个新生的王朝为了稳定人心，也会大兴土木修建宏伟的宫殿。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这个道理普世通用。

《说苑》在管仲故事的最后，还请出孔子来做背书，说管仲倘若不是有了贵、富、亲这三件法宝，就不可能成就齐国的霸业。这话不太像是孔子的风格，很可能出自后人的假托，甚至就是刘向本人编造的。

《说苑》的这段记载太有寓言故事的风格，真实性难免让人怀疑，不过就算退一步讲，结合各种史料来看，真实的管仲确实贵、富、亲三宝加身，《说苑》只是用寓言故事的手法重新精炼了这段历史而已。那么，既然有了管仲珠玉在前，邹忌倒也不妨有样学样，坚守齐国总理的优良传统。

《资治通鉴》给邹忌保留的戏份很少，也许司马光觉得这个人物很难处理：一方面邹忌确实辅佐齐威王成就霸业，另一方面邹忌人品很坏，为了迫害政敌不惜用上栽赃陷害的手段。到底该拿他当好榜样还是坏典型呢？不好处理。今天我们看战国历史，当然不必背上司马光那么重的思想包袱，所以对邹忌很应该关注一下，因为他既是那段时间里的一位关键人物，又给后世留下了好几份文化遗产，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身上还特别闪耀着战国年间的时代风情。

我们看诸子百家的生活，孔子、孟子周游列国，到处兜售自己的理想，终其一生都没能兜售成功。孔子倒是有过短暂的从政经验，职位也还不低，孟子得到的礼遇和物质待遇虽然远远高于孔子，但最后只能退而著书，把施展不开的理想写进书里，期待未来的知音。再看商鞅，到魏国没找到机会，到秦国连番遭受挫折，靠着死缠烂打才终于上位。看他们的经历，会感觉游说诸侯是一件很难的事，所以邹忌一定会嗤之以鼻：“哪有那么难，还不是你们本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