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后裔

特殊的宋国

宋国在列国当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它是商朝的残余。

在商纣王的时代有几个著名的贤人，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就是其中之一。武王伐纣的时候，微子启带着祭祀用的礼器来到周武王的军营，赤身裸体，双手背在背后捆着，跪下来用膝盖走路，意思是说：我服了，我投降。（《史记·宋微子世家》）

周朝胜利者并没难为微子启，还给了他一个封国，这就是宋国，国都在今天的河南商丘，故城遗址还在。因为有了宋国的存在，商朝遗民就可以在周朝继续过日子，更重要的是，商朝的王族没有绝嗣，还可以繁衍生息，祭祀祖先。

周朝的分封，爵位有公、侯、伯、子、男 5 个级别。宋国得到的爵位竟然是很罕见的公爵，地位最尊贵。在周朝人看来，宋国“于周为客”，意思是说，周朝把宋国当成客人来对待，所以很客气，礼数给得很足。其他诸侯如果接待宋国国君，规格都会提高，可见周朝人的统战工作做得很好。

孔子的祖辈就是宋国贵族，血缘可以一直追溯到微子启身上。

宋国贵族姓子，传承几代之后，有一位大夫名嘉字孔父（fǔ），按照当时的习惯称为孔父嘉，他这一支的后人以孔为氏，别立一族，这才有了孔氏，孔子就是孔父嘉的六世孙。

宋国一方面努力融入周朝文化，一方面还保留着商朝传统，所以孔子说过：“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可以从宋国学习商朝的礼制。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宋国虽然地处中原腹地，却常常被华夏诸侯看成另类。尤其到了礼崩乐坏之后，实力为王，宋国再也不可能单单从身份和爵位上赢得尊重了。

更何况宋国内部也在礼崩乐坏，这毕竟是时代的浪潮。所以一路发展下来，宋国也演变成权贵架空国君的局面。春秋末年，宋国三大家族结盟，约定“三族共政，无相害也”，大家一同把持政局，和平共处。（《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当然，这不可能。

结盟的三大家族，分别是皇氏、灵氏和戴氏（乐氏），都属于宋国的“同姓贵族”，和国君算是一家人，只不过在宗法关系上，国君一系是大宗，三大家族都是小宗。将来戴氏会篡夺国政，但这和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不同的是，后者属于外姓夺权，前者属于小宗篡夺了大宗。

《资治通鉴》记载的这位过世的宋悼公，在司马光能够看到的史料里几乎没有任何记载，只知道他的继位和过世。而我们可以从清华简《系年》里边看到，这位宋悼公曾经很努力地试图挽回自己的权力。

宋悼公向楚国求援，楚国也真的施加援手，出兵帮助宋悼公巩固权力，这是宋悼公 18 年执政生涯里的一桩大事，另一桩大事就是做了韩国的俘虏。（《史记·韩世家》）所以有学者怀疑，宋悼公的死很可能就是死于韩国之手。

宋悼公死后，宋休公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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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视线从东方的齐国转到中原腹地：韩国正值当打之年，才从郑国手上夺取了阳城，转身又去进攻宋国，打到宋国首都彭城，把宋悼公抓了俘虏。宋国原先的首都不在彭城，而在睢阳。睢阳，顾名思义，位于睢水之阳，也就是睢水的北岸，今天属于河南商丘。

睢阳的西边就是郑国。早在春秋时代，郑国就在晋国和楚国的夹缝之间辛苦求存，经常挨打，连累着旁边的宋国也不太平。大约是出于惹不起，躲得起的考虑，宋国终于迁了都，从睢水流域的睢阳迁到了泗水流域的彭城，今天的江苏徐州。（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战国时宋都彭城证》）

彭城在睢阳东边略微偏南，两地距离大约 150 公里。从此以后，宋国和泗水流域的其他 11 个诸侯国被合称为“泗上十二诸侯”。

后来苏秦、张仪纵横天下的时候，张仪劝说楚王北上攻下宋国，然后就可以一路向东，尽收泗上十二诸侯。不过在周安王的时代里，宋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楚国，而是韩国。韩国这一回和宋国结下了血海深仇，宋悼公就死在韩国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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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是一个根正苗红的诸侯国。早在周朝开国的时候，周武王灭掉了商纣王，让纣王的儿子武庚继续治理商朝的族人，延续商朝的祭祀。周武王担心武庚会生事，就派了自己的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辅佐武庚。当然，名义上是辅佐，实际上是监视。

等周武王过世，儿子周成王继位，年纪太小，主少国疑，周武王的另一个弟弟周公旦，也就是传说中制定周礼，后来让孔子魂牵梦系的那位儒家圣人，以周成王代理人的身份处理国政。管叔和蔡叔一则怀疑周公要篡位，二则对周公不服气，便伙同武庚发动叛乱。

叛乱没成功，周公杀了武庚和管叔，放逐了蔡叔。那么，原本归武庚和管叔、蔡叔治理的那一片土地和人民该怎么处置呢？

很简单，周公把弟弟康叔分封过去。这片土地，就是卫国，这位康叔，就是卫国的第一任国君。

武庚既然死了，那么延续商朝祭祀的事情没法交给康叔，所以就转交给微子启所在的宋国了，毕竟微子启是正统的殷商王族，这是前边介绍宋国的时候提到过的。

康叔受封的时候还很年轻，周公担心他不懂政治，还特地给了他三大训诫，这就是《尚书》里边的《康诰》、《酒诰》和《梓材》，都是些政治大道理。卫国所在的地方，就是原先商朝的首都朝歌，今天在河南鹤壁市淇县。卫国一度强盛过，但进入春秋时代以后，昏君接二连三，而且变着花样地荒淫无道，险些亡了国，以后再也没能崛起。

虽然变成了一个小国、弱国，但卫国的存在感依然很强。这首先要归功于卫国的风气最开化，很能引领时尚前沿。卫国的男男女女喜欢在濮水边的桑间幽会，大概还有互唱情歌的风俗，给我们留下了“桑间濮上”这个成语。“桑间濮上”通常会和“靡靡之音”配对来用，儒家经典《礼记》直接把桑间濮上的爱情小调定性为“亡国之音”。（《礼记·乐记》）

也不能全怪儒家学究不懂风情，夸大其词，因为淫乱长期都是卫国政坛的主要画风，卫国也确实常常闹出丑闻，国都也被迫一迁再迁，一路向西，卫国人总也过不成安稳日子。

但说来也怪，当“秦王扫六合”的时候，卫国偏偏是最后亡国的一个，一直熬到了秦二世的时代。就像一个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的人，在一堆药罐子中间苟延残喘，随时都有可能断气，但是，他偏偏比谁活得都长，尽管活得很没质量。

春秋末期，三大家族联合把持宋国的国政，其中又以皇氏和乐氏实力最强。后来皇氏出了能人，就是第二位司城子罕，为了叙述方便，以后我就直接叫他司城子罕好了。司城子罕的高明，《韩非子》给出过很详细的描写。

爱与怕

前边讲过，韩非独创了一种文体，叫作“储说”。在文章结构上，储说分成“经”和“说”两个部分，“经”是简明扼要的论点，“说”是论据素材的罗列。

在《韩非子》这部书里，储说体的文章一共有 6 篇，《内储说》2 篇，上下《外储说》4 篇，上下《外储说》又分为左上、左下、右上、右下。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外储说右下》。韩非要借司城子罕篡位的事情探讨一个管理学难题：爱与怕，哪个更重要。

话说司城子罕来给宋桓公出主意，大意是说，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只喜欢得到赏赐，不喜欢受到惩罚。所以，自己甘愿为国君分忧，以后国君只负责赏赐就好了，尽情享受全国人民的爱戴，至于刑罚这种脏事，就由自己来做，自己甘愿代替国君承受全国人民的恨意。

宋桓公为司城子罕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打动了，爽快地交出了刑罚的权柄。从此以后，凡是发布禁令，诛杀大臣之类的事情，问到宋桓公头上的时候，宋桓公都只有一句话：“去问子罕。”于是，大臣们惧怕子罕，平民百姓归附子罕。才一年的光景，子罕就杀掉了宋桓公，夺取了宋国的政权。

《韩非子》把司城子罕的篡位比作“出彘”，“彘”就是野猪，“出彘”就是突然窜出来的野猪。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司城子罕的夺权就像一头突然窜出来的野猪抢去了食物一样，穷凶极恶，干脆利落，让人猝不及防。“出彘”从此成为一个典故，形容大臣专权。

你也许还记得初中语文课学过《五人墓碑记》，开篇第一句是“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牵动民变的这位蓼洲周公，名叫周顺昌，被魏忠贤一党迫害，最后死在牢里。

后来崇祯帝继位，给周顺昌平反，圣旨里有这样一组对仗：“指鹿之恶，浮于望夷；出彘之威，极于北寺。”上联的典故是赵高指鹿为马，终于在望夷宫逼死了秦二世，下联就是用“出彘”形容魏忠贤，说他垄断了国家威权，随便监禁朝廷大臣。（《倪文贞集》卷一《制诰·原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赠太常寺卿周顺昌》）

怎样避免“出彘”的悲剧呢？《尚书》里边早就有过明确的教导。

《尚书》有一篇《洪范》，内容是商朝贤人箕子献给周武王的治国箴言，其中有这样一句名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意思是说，福和威，也就是赏和罚，还有美食，都是君王专享的，绝对不能给臣子这些权利。一旦臣子拥有了这些权利，君王就危险了，国家就有祸了。

这句话里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后来演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成语“作威作福”。威和福必须相辅相成，在管理学的意义上，威就是大棒，福就是胡萝卜，管理者必须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这样才能管得住人。

《韩非子》把这个道理推进了一步：如果只能二选一，那就看看“出彘”的教训吧，胡萝卜可以不要，但大棒必须有。

胡萝卜和大棒的重要性倒还容易理解，但问题是，《尚书·洪范》的那句话里，为什么把美食拿出来和胡萝卜、大棒相提并论呢？难道大臣们吃好一点还会危害国家安全吗？也许是因为商朝的烹饪水平太低，吃一顿美食太难，以至于美食足以成为特权的象征吧。

此后，也算是“宋将不宋”了。

宋国在列国当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它是商朝的残余。因为有了宋国的存在，商朝遗民就可以在周朝继续过日子。更重要的是，商朝的王族没有绝嗣，还可以繁衍生息，祭祀祖先。另外，宋国原先定都睢阳。睢阳，顾名思义，位于睢水之阳，也就是睢水的北岸，今天属于河南商丘。睢阳的西边就是郑国。早在春秋时代，郑国就在晋国和楚国的夹缝之间辛苦求存，经常挨打，连累着旁边的宋国也不太平。大约是出于惹不起，躲得起的考虑，宋国终于迁了都，从睢水流域的睢阳迁到了泗水流域的彭城，今天的江苏徐州。彭城在睢阳东边略微偏南，两地距离大约 150 公里。从此以后，宋国和泗水流域的其他 11 个诸侯国被合称为“泗上十二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