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盗杀韩相侠累。侠累与濮阳严仲子有恶。仲子闻轵人聂政之勇,以黄金百镒为政母寿,欲因以报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侠累。侠累方坐府上,兵卫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韩人暴其尸于市,购问,莫能识。其姊嫈闻而往哭之,曰:“是轵深井里聂政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遂死于政尸之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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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严仲子和韩国总理侠累(lěi)有仇,听说聂政是一位勇士,就带着重金去给聂政的母亲祝寿。但聂政并不接受,理由是:“母亲还在世,自己这条命不能许给别人。”等到母亲过世了,聂政果然替严仲子去杀侠累。

聂政的刺杀方式简单粗暴,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直闯侠累的公堂,所有卫士都没能拦得住他。等杀掉了侠累,聂政立刻给自己毁容,不但砍花了脸,连肠子都流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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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府把聂政曝尸示众,悬赏辨认他的身份,但没人认得出他。聂政的姐姐聂嫈(yīng)听说了这件事,赶了过来,哭着说:“这是轵(zhǐ)地深井里的聂政,为了怕连累我,所以才会自残。我怎么能够为了自己活命,就埋没了弟弟的声名呢!”就这样,聂嫈死在了弟弟的身旁。以上就是《资治通鉴》给出的全部经过。

我先解释一个细节:聂政的家在轵地深井里,轵在今天的河南济源附近,深井里的“里”是“里巷”的“里”,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北京有和平里,天津有建昌里。

现在我们来看一处疑点:聂嫈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给弟弟扬名,但聂政只是一个杀人凶手、国际恐怖分子,哪有什么美名可扬呢?聂嫈想给聂政扬的名,到底是什么名呢?

线索要在《史记》里找。《史记》把聂政的事迹写进了“刺客列传”,浓墨重彩,完全和《资治通鉴》的写法不同。

先看最后聂嫈的出场:聂嫈伏在聂政的尸体上痛哭,吐露了聂政的身份。旁边的人都惊住了,不理解这位罪犯家属为什么敢来认尸。

聂嫈回答说:“聂政当初之所以忍受屈辱,混迹于市井苟且偷生,只是因为母亲健在,我也没有嫁人。现在母亲已经去世,我也已经嫁人,聂政当然要报严仲子的恩情。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应该的。现在聂政怕连累我,这才不惜自残,我怎么能够为了自己活命,就埋没了弟弟的声名呢!”聂嫈这番话,震惊了在场的韩国群众。聂嫈接下来连呼三声“天啊”,就在聂政身旁悲痛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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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记载来看,聂政原本出身高贵,至少是“士”这个级别的贵族,虽然被迫和市井百姓一起生活,但贵族精神一直都没有泯灭。

对于贵族来说,名誉高于一切,聂嫈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宁死也要让弟弟扬名。聂嫈不但把自己豁出去了,也把严仲子豁出去了,其实聂政的自残不仅要保护聂嫈,也要保护严仲子。

但是,严仲子该不该被保护呢?

士为知己者死

虽然同样是“士为知己者死”,但聂政和前边讲过的豫让完全不同。

智瑶在礼遇豫让的时候,并没想买他的命,而严仲子,处心积虑地结交聂政,目的很明确,就是想买聂政的命,替自己杀掉仇人。

至于严仲子到底和侠累结了什么仇,根据《战国策》的记载,两个人都是韩国重臣,在国君面前都很得宠,只是因为一些口角产生了不和。为这点事实在犯不上杀人,结果聂政杀的还不只侠累一个人。

《史记》的记载是,聂政闯上朝堂,和侠累的卫士搏斗,连杀几十人。

《战国策》的记载是,当时韩国正在召开“东孟之会”,规模很大,侠累和韩哀侯都在场。侠累为了躲避聂政,抱住了韩哀侯,这要么是慌不择路,要么是赌聂政不敢伤害国君。但聂政哪管那么多,一剑刺过去,把侠累和韩哀侯一道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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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质疑,严仲子对侠累的恨意是不是太过分了?当然,贵族最在意的就是脸面,不要说发生口角,就算用错了一个词,也会引发杀机。

我们看欧洲的贵族社会,经常有一言不合就约定决斗的事情,所以我们自然会想:如果严仲子真有贵族精神的话,应该找侠累公平决斗才对啊。但没办法,中国的贵族社会没有决斗传统。

事实上,即便真有机会决斗的话,严仲子应该也不会以身犯险。

《史记》记载,严仲子和侠累发生冲突之后,严仲子害怕招致侠累的报复,这才离开韩国,一是避难,二是物色杀手。

这样一看,聂政的行刺不缺勇气,不缺能力,就是很缺乏正当性。这就会让读者产生认知失调:一方面钦佩聂政的勇气和武功,一方面不能接受他的杀人动机。

认知失调一旦发生,人的心理就会遵循省力原则作出调整:如果更钦佩聂政的勇气和武功,那就自动美化他的杀人动机;如果对聂政的杀人动机更加不能接受,那就贬低他的勇气和武功。

一般人都会选择前者,比如郭沫若有一部很著名的戏剧《棠棣之华》,演的就是聂政刺侠累的故事。

剧本里的人物设定,严仲子是“年四十以往,正直而有远见,并能谦恭下士”,侠累是“年四十以往,阴险、跋扈、粗暴”,陪侠累殉葬的韩哀侯也不能是好人,他“年五十左右,昏庸、肥胖,愈肥愈为合格”,就连卫士们也不能太无辜,所以,两名卫士长“此二人为侠累之党羽,愚昧、刚愎、横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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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的严仲子对聂政说起和侠累结仇的经过,说自己一心维护祖国统一,侠累狼心狗肺搞分裂,所以请聂政刺杀侠累,不是报私仇,而是除国贼。

如何解读聂政

聂政的故事,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解读和改编。

早在郭沫若之前大约 17 个世纪,东汉学者蔡邕,那位著名的蔡文姬的父亲,写过一部《琴操》,详细介绍过古琴的曲目。有一首古琴曲叫作《聂政刺韩王》,蔡邕说作曲的人就是聂政本人。

琴曲的背景是这样的: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到了规定的期限没能完工,被韩王杀了。那时候聂政还没有出生,等聂政长大成人之后,从母亲那里得知了父亲的死因,于是学习豫让那样,费尽周折、吃尽苦头,终于找到机会为韩王弹琴。他在琴身里边藏了利刃,成功刺杀了韩王。

汉朝人特别重视孝道,为父报仇天经地义,所以《琴操》对聂政故事的改写,从汉朝人的角度弥补了聂政身上正当性的不足。

顺便一提,今天你听古琴名曲《广陵散》,会发现有一个很激越的版本,那其实就是《琴操》介绍的这首《聂政刺韩王》,它是在流传的过程中和《广陵散》混淆了。

生活在蔡邕之前两个多世纪的司马迁并没有觉得聂政的事迹缺乏正当性,他在“刺客列传”里边给 5 位刺客树碑立传,完全把聂政写成了英雄。

在西汉人的价值观里,对“快意恩仇”特别推崇,有所谓“一饭之恩必偿,睚眦之仇必报”。在这样的时代来看聂政,显然会觉得聂政“三观很正”。

只是到了宋朝,司马光必须重塑价值观了,于是在《资治通鉴》里,聂政刺侠累仅仅变成了一起“盗杀”事件,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改用中性的笔调删繁就简,绝不像司马迁那样做出热情洋溢的颂扬。

但人心总是容易钦佩聂政,宋朝初年,人们为聂政的坟墓筑起一座很大的高台,俗称聂政台,至今犹存,就在河南禹县的阳翟故城西墙外大约 200 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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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翟曾经是韩国的国都,根据《河南通志》的记载,聂嫈就葬在聂政的旁边,只是聂嫈墓没能保存下来。韩国人竟然能在国都之外安葬聂政姐弟,似乎恨意已经转变为敬意了。严仲子的下场不得而知,按说聂嫈既然泄露了他买凶杀人的隐秘,韩国一定会以举国之力来追杀他的。

明朝大诗人谢榛曾经经过聂政墓,写下这样一首绝句:“轵里空馀鸟雀愁,依然落日对荒丘。丈夫一诺轻生死,浩叹风前万木秋。”(《聂政墓》)显然在谢榛看来,聂政的正当性问题可以忽略,重诺轻生的丈夫气概才是最值得歌咏的。

清朝人严遂成路过五人墓,就是《五人墓碑记》的那个五人墓,却写下了“呜呼,荆轲聂政非丈夫,轻生一掷胡为乎。死利于国乃得所,五人髑髅血模糊”(《五人墓》),认为聂政之死轻如鸿毛,只有为国而死才是真正的大丈夫。你看,同一个聂政,后世的评价各不相同。到底哪种价值观才算正确,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