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礼

放眼世界，正是在这一年（公元前 400 年）里，色诺芬带领希腊雇佣军进行着一场艰苦而伟大的撤退，这就是著名的《长征记》所记载的长征。

而同一年的中国，韩景侯死了，儿子韩取继位，这就是韩烈侯；赵烈侯死了，赵国人拥立了他的弟弟赵武侯；秦简公死了，儿子秦惠公继位。

死掉的韩景侯就是韩虔，赵烈侯就是赵籍，分别是韩国和赵国的第一代诸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也就是《资治通鉴》开篇的第一年里，韩虔、赵籍和魏斯作为晋国三大家族的族长胁迫周威烈王把自己的身份从大夫升格为诸侯，到现在仅仅过去了 3 年。只有魏斯，也就是魏文侯，老当益壮，还要继续活上十几年。

这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郑国攻打韩国和韩景侯之死。这两件事如果单独来看，都没有什么特别，而一旦联系起来看，就很有看头了。

按照我们对历史的常规理解，韩国国君去世，韩国正是群龙无首的时候，郑国正应该把握时机，趁乱强攻。但问题是，这种战术太没有贵族范儿了。如果郑国还讲一点传统礼仪的话，遇到韩国的国丧，就应该退兵回国，不管还有什么仇，什么恨，也要等人家办完丧事再说。郑国的主帅甚至不用派人向国君请示，直接退兵就可以了，这是礼数，是规矩。如果郑国还要打下去，这就属于“非礼”，我们就可以说郑国非礼了韩国。

当时的礼仪分为 5 大类别，分别是吉礼、凶礼、宾礼、嘉礼、军礼。打仗不能乱打，必须讲军礼，也就是按照军礼所规定的礼仪规范来打。其中有一条就叫“军礼不伐丧”，意思是，根据军礼，不能去打正在办国丧的国家。在春秋时代，就连被华夏诸侯当成夷狄看待的楚国也会尊重这条军礼。欺负人可以，但必须用优雅的姿势来欺负人。

然而进入战国时代，就连郑国这种位于中原腹地的华夏诸侯也不讲究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郑国内部也像晋国一样，国君被架空了，大夫们在白热化的你争我斗当中早就失去底线了。这些问题，到周安王四年的内容里我们再谈。

还有两件需要联系来看的事情：前一年秦国打魏国，这一年三晋打楚国，看上去都是乱斗，但新近发现的清华简《系年》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年里，秦国和楚国勾勾搭搭，一起和三晋为敌，这是司马光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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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转过一年，周安王三年（前 399 年），这是西方历史里的一个重要年份，苏格拉底的卒年。这一年里，《资治通鉴》仅仅记录了两件事：第一，王子定跑去了晋国；第二，虢（guó）山山崩，崩塌的土石堵塞了黄河河道。

王子定，身份是王子，名字叫定，如果按照今天的称谓习惯，应该叫他姬定。在周天子的儿子当中，嫡长子称太子，其他儿子称王子。王子出逃是很常见的事情，说明内部发生了权力斗争，有危险了。理论上说，任何一位太子、王子、公子的出逃首先都属于家务事，反正天下诸侯到处都是亲戚，像周天子和晋国国君就属于甥舅关系，那么孩子受了委屈，找舅舅和舅姥爷诉苦、求助，再合理不过，所以出逃并不丢人。

这些人出逃的时候，通常都不会单枪匹马，而是带着自己的一整个班底。他们在各个诸侯那里也通常都会得到善待，因为这些国际流浪汉别看现在很窘迫，但身上毕竟流着蓝血，天知道什么时候就能翻身。所以，在人家落难的时候，就算不帮忙，至少也别结怨。

前边多次提到的陈完就是这样的一位陈国公子，为了躲避陈国的政治迫害，投奔到了齐国，在齐国受到了很好的礼遇。但陈完并没有借助齐国的势力回国夺权，而是在齐国安居乐业下来，家族越来越大，最后篡夺了齐国的政权。这是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

但这一类农夫和蛇的故事并不多见，所以有实力的诸侯会很愿意接纳流亡者，因为一旦帮助流亡者成功地回国夺权，对自己当然很有好处。就算只是单纯地接纳他们，也相当于接纳了一整个班底的能人干将。

那么，王子定到底为什么投奔晋国，到底投奔的是有名无实的晋国还是三晋当中的哪一家，后续又有怎样的发展，《资治通鉴》一概没提。这不怪司马光，因为传统史料里边确实没有更多的记载了。

这就是编写编年史的一大难处，年份既然排出来了，年份对应的内容总不好空着，以至于有些没头没尾、不知所云的历史事件，虽然毫无“资治”的意义，但只要和年份相合，也就只好罗列上去，聊胜于无。

幸好清华简《系年》给了我们稍微丰富的细节，尽管还是没交代王子定到底为什么出逃，但至少讲出了后续事件：第二年，晋国和郑国联手，派军队护送王子定回国，却被楚国的军队拦住了。就这样过了 5 年，韩、魏联军大败楚国，大约是借着楚国无力干涉的机会，王子定被安置在了陈地。更多的信息，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为什么要阻止王子定？

这段历史最让人疑惑的是，三晋护送王子定回国到底关楚国什么事呢？楚国为什么要出手阻拦？

如果可以大胆推测一下的话，这位王子定，也许不是周朝的王子，而是楚国的王子。前面（第 52 讲）有提到，楚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胆敢自己称王，和周天子分庭抗礼。楚国的国君既然称王，楚国的公子自然也就是王子了。如果王子定是楚国的王子，楚国军队干预他回国，似乎更讲得通。

而且，我们看《资治通鉴》的史料来源：这条记载是从《史记》的“六国年表”抄过来的，而“六国年表”的很多内容从措辞上看，应该是从六国各自的史书里抄过来的，楚国史书把自家公子说成王子当然合情合理。

当然，这只是猜测，事情的真相依然疑云密布。

我们读历史，辨析史料的来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甚至成为一个学科，叫作史源学。这门学问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历朝历代有大量的史料都不可靠。

举一个例子，林语堂写《苏东坡传》，用到了很多笔记材料，写出来当然好看，而一旦用史源学的眼光去认真辨析，就会发现很多内容其实都不可靠。

再比如历朝的“实录”貌似最可靠不过，其实也会因为作者的立场而歪曲事实。

最典型的例子是，今天有很多普通读者相信《明实录》真实可信，而《明史》有不少清政府对明朝的抹黑。其实呢，有相当多的内容恰恰是《明实录》颠倒黑白，《明史》的作者们努力去拨乱反正，还原历史真相。尽管《明史》也确实有不少为了所谓政治正确而扭曲事实的内容。

我们看周朝人搞祭祀，如果国家有水旱之灾，或者国君生了病，都会祭祀本国的名山大川。就算国家很小，境内只有小山小河，也不能去祭祀境外的大山大河，否则就算非礼。

周朝建都镐京，国家的根基在今天的陕西一带，周朝发家的地方就是陕西的岐山地区，所以岐山对他们有着特殊的意义。周朝最著名的一次山崩，就是岐山崩。事情先要追溯到周幽王二年（前 780 年），当时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一个叫伯阳甫的人因此预言周朝不出 10 年就要亡国。

伯阳甫貌似不是乱讲，而是有一番很缜密的推理，大意是说天地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如果规律错乱了，那一定是人类缺德造成的。

之所以发生地震，是因为阳气被阴气压制着，不能正常上升，憋久了就爆发了。阳气不能正常上升的话，水源就会堵塞，水源堵塞了，老百姓没法生存了，国家当然要亡。

当初伊水和洛水枯竭，夏朝很快就亡国了；黄河枯竭的时候，商朝就亡国了。现在我们周朝政治败坏，和夏朝、商朝的末年没什么两样，地震又把水源断了，一定也要亡国了。山崩川竭是亡国的征兆，现在虽然只是断流，还没遇到山崩，但是，河水断流一定会带来山崩。（《史记·周本纪》）

果然就在当年，岐山发生了山崩。十年之中，周幽王越来越昏庸无道，还搞出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最后众叛亲离，身死国灭。后来太子继位，镐京没法呆了，只好把都城迁到雒（luò）邑，今天的河南洛阳，史称“平王东迁”，西周和东周的时间分野就从这里开始。

《诗经》有一首《十月之交》，描写周幽王时代的乱象，王应麟引用了其中 4 句最有名的：“百川沸腾，山冢崒（suì）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意思是说，大大小小的河水全都沸腾了，高山崩塌，碎石乱滚，原本的高地变成了谷地，原本的谷地变成了高坡。

王应麟相信，既然“国主山川”，那么山崩当然就是亡国的征兆，正如周幽王时代的“岐山崩”告诉我们的那样。

你有没有发现疑点呢？刚刚我才讲过，“国主山川”有三层意思，而伯阳甫的那番话显然是汉朝人的意思，不该是周朝人伯阳甫会说的。事实上，伯阳甫的那番话出自《史记》，司马迁是汉朝人，在记录那番话的时候，掺杂了汉朝人最主流的天人感应的观念。

鹿崩和梁山崩

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分为两个时段：前一半是春秋，后一半是战国。

春秋时代，晋国发生过两次著名的山崩事件，第一次是沙鹿崩，第二次是梁山崩。

沙鹿山在今天的河北大名附近，在发生山崩的时候，晋国的卜偃——一个叫偃的占卜官，做出预言说：“不出一年，晋国要有大难，濒临亡国的那种大难。（《左传·僖公十四年》）结果就在第二年，晋国和秦国打了著名的韩原之战，晋国惨败，连国君都做了俘虏。

沙鹿崩的 60 年后，梁山崩。晋景公马上派出传车，也就是驿站的专用车辆，去把伯宗接来商量对策。伯宗乘坐传车向国都飞驰，没想到对向开来一辆大货车，道路太窄，没法错车。伯宗身份高贵，又肩负着重要使命，当然要让对方避让，于是发生了一番影响深远的对话。

货车司机说自己就是从国都来的，伯宗向他打听国都的新闻，货车司机说：“梁山发生了山崩，国君传召伯宗商量办法。”伯宗问他：“你觉得该怎么办呢？”货车司机说：“山体有了腐朽的土壤，所以崩塌了，很正常。不过呢，国主山川，国君应该降低饮食、住宿、服装、音乐和乘车的标准，安排有关部门祭祀山川之神。反正照着程序做就是了。就算伯宗来了，难道还能搞出什么新花样不成？”伯宗没想到一个货车司机竟然这么有见识，于是请他一道去见晋景公，货车司机不干，伯宗就把他的这番话讲给晋景公，照着做了。（《左传·成公五年》）这两场山崩，沙鹿崩预示国难，梁山崩却只是一场自然灾害，统治集团照程序做做样子就可以了。这就让人为难了，以后遇到山崩的话，到底该怎么解释呢——是该以沙鹿崩为依据，还是以梁山崩为依据呢？

这个问题让古代学者很伤脑筋，王应麟倒是给出了一个崭新的思路，说梁山在晋国，但《春秋》记载梁山崩，原话就是“梁山崩”，而不是“晋梁山崩”，这就意味着，《春秋》并不是站在晋国的角度，而是站在天下的角度来记载灾异的。所以，梁山崩所预示的，不是晋国一家小小诸侯的国难，而是整个周朝的灭亡。

王应麟继续发挥：《资治通鉴》记载的虢山崩也是一样的道理。

虢山当时属于魏国，山崩预示国难，魏国将来确实会被秦国吞并，而从天下的角度来看，何止一个魏国，所有诸侯国将来都会被秦国吞并，周朝覆灭，秦朝取而代之。

战国时代那么乱，人伦纲纪全都毁了，这种状况当然会引发天地的感应，山崩地裂一点都不稀奇。

王应麟应该是在借古伤今，因为他生活的时代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很多宋朝遗民把宋朝的灭亡原因一直追溯到王安石变法，而恰恰就在变法势头最劲的熙宁五年（1072 年），少华山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山崩，几百户人家遇难。

反对派相信，这是王安石变法招来的天谴。就是在这一年里，54 岁的司马光离开权力中心，把书局迁到洛阳，默默编修《资治通鉴》。对于“虢山崩”这种历史事件，他只记录，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