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变法

显王十年，壬戌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话说公孙鞅得到秦孝公的器重之后，准备开展变法大业，这让秦国人很不高兴。民意汹汹，该怎么办呢？公孙鞅对秦孝公讲了三句话，每一句都是格言警句。

第一句是：“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意思是说，老百姓啥都不懂，凡是开创性的工作都没必要考虑他们的意见，等事情办成了，咱们有好处，他们也有好处，大家可以一起享受工作果实，他们自然就没有话可说了。

第二句是：“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话的逻辑，和《老子》的那一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逻辑很像：当事情的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做法就要反着来。

以德治国的话，当然要顺应民意，但如果以“大德”治国，那就不该考虑民意。同理，要想成功的话，应该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刚愎自用注定会失败，但如果要“成大功”，就不该和别人商量，就必须独断专行，一个诸葛亮胜过所有的臭皮匠。

这个逻辑确实在理，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公孙鞅看出了量变和质变的转换关系，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发生了质变之后，质变前和质变后就不再是同一种东西了，也就不再适用同一种办法了。

这就像今天经营一家皮包公司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等比例放大，应用在一家跨国公司身上。

同理，封闭的熟人社会里的社交规范也没法用在大都市里——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儒家伦理在很多县城、村镇里还有遗存，但在一线城市里就只能看到少量痕迹了，再怎么提倡也很难复兴，注定让位给冷漠的经济规则。

再看第三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意思是说，君主以强国为目的，能达到强国这个目的的办法就是好办法，如果旧的政策不能强国，那应该就是必须舍旧用新的。

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留意：主语是“圣人”。提起圣人，今天我们想到的只会是孔子、孟子这些人物，但这个是秦汉以后的传统，而在先秦时代，圣人指的就是圣明的统治者。

也就是说，“圣明”和“统治者”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但“圣明”只是一个主观评价，只要不介意阿谀奉承的话，昏君也可以被称为圣明之君，所以，只有“统治者”这个要素才是决定性的。

这就意味着，一个人无论再怎么圣明，只要他不是统治者，就只可以被形容为“圣”，而不能被称为“圣人”。

所以，孔子的圣人头衔是好不容易才被儒家学者们争取来的，为此还给孔子设计过一个虚拟的统治权。你可以留心一下孔子以前的圣人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无一例外都是统治者。当你在古代文献里看到“圣人”的时候，要想到这个头衔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涵义。

看过公孙鞅这三句掷地有声的金句，你也许会叹服他的修辞水平，但这还不是全部，《史记》的版本还让公孙鞅讲出了更多的金句。大约司马光不想让公孙鞅的形象显得太光辉，才大刀阔斧地删减掉了。

我们不妨参照《史记》，看看被司马光删掉的话，第一句是：“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意思是说，做事必须果决，因为只要心里有纠结，有疑惑，这个事情就办不成了。

第二句是：“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如果你比大家都高明，都有远见，你就注定被大家排斥。

第三句是：“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蠢货就连已经完成的事情都理解不来，智者对于还没有开始的事情有足够的预见力。

前边讲过的那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在《史记》的版本里还有后半句：“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意思是说，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不见得非要固守传统习俗。

你应该注意到了，这一句句抛出来的格言，对仗工整，音律铿锵，听众就算听不懂，也很容易被这股气势震慑住。

这种修辞，发展到后来就形成了骈文，整篇文章都是由长长短短的各种对联组合起来的。整体看是一篇文章，拆散看就是好多副对联。这就说明人们充分认识到了对仗作为一种修辞手段，这种语言形式本身就自带说服力。

对仗的这种特点确实有现代心理学的支持：韵律感和说服力成正比，我们天生就对那些富于韵律感的语言缺乏免疫力。这也正是为什么有诗人气质的文艺青年更容易吸引异性的道理，广告语也总是会设计出韵律感来。

一句句铿锵有力的对仗排山倒海一样压过来，反对派该怎么办呢？

甘龙的金句反攻

反对派当然不能示弱，不就是对仗么，我们也会。甘龙率先出面反驳，给出两组对仗。

第一组是：“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这是说圣明的统治者都会因势利导，既不会移风易俗，也不会革新变法。

第二组对仗是接着第一组说的：“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意思是说，因势利导才能事半功倍，谁都不费力，不会把社会搞得鸡犬不宁。

《资治通鉴》只保留了第二组不太工整的对仗的后半段，这让我们失去了理解古代文体演变的一大关键。当然，这个不怪司马光，因为这个和“资治”的关系确实不大。

甘龙的修辞手法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为他讲出来的两组对仗已经构成了最基础的骈文结构。

我们用现代汉语写文章，可以很自然地跟着思路走，一步步承接、展开、引申，但骈文做不到。所以，怎么才能用对仗的句子把意思展开、引申，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如果跨不过这一关，骈文就不会出现。

甘龙的句式就很巧妙，第一组对仗抛出两个命题，上联是命题甲，下联是命题乙。到了第二组对仗，上联承接命题甲，下联承接命题乙。

先秦文献当中，最多出现这种句式的是《老子》，德国汉学家鲁道夫·瓦格纳研究《老子》，把这种句式称为“链体”，“锁链”的“链”，很形象。（《王弼老子注研究》）一旦有了链体结构，对仗句就能连缀成议论文了，否则的话，发展到对联和近体诗就会触到它的极限了。

公孙鞅和甘龙各说各的格言警句，第一回合辩论结束。

我来简单总结一下：公孙鞅的论点是，只要自己和秦孝公达成一致，就够了，咱们要做的是划时代的、高瞻远瞩的大事业，普通人根本理解不了，那又何必去征求什么意见呢？像甘龙那种人，赶紧让他滚蛋。

甘龙的论点是，因势利导才是人间正道，社会是一个如此庞大的东西，运行了这么久，惯性很强大，如果非要逆着社会的惯性硬来，注定没有好果子吃。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还会不断重现，表现在近代史上，就是轰轰烈烈的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保守主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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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只给公孙鞅安排了结辩陈词，没给甘龙再次发言的机会。

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

所以我们看到，公孙鞅又抛出了一组对仗：“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意思是说，普通人都是习惯的奴隶，习惯了就不想改变，学者也不比普通人更高明，会陷进自己熟悉的知识里跳不出来。

进一步的推论就是：要这些人照章办事，安分守己，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要拿他们舒适区以外的问题和他们商量，显然商量不通。

然后公孙鞅又是一段对仗：“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聪明人规划蓝图，笨蛋亦步亦趋。秦孝公作为这场辩论大赛的唯一裁判，宣布公孙鞅获胜，随即委派公孙鞅指导秦国的变法大业。

但是，《史记》的版本并没有这么简单。

“龙挚”

在《史记》的版本里，公孙鞅还有一句对仗，特别在理：“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这番话的涵义是，如果法不能变，那就意味着古往今来治国的正确路线就只有一种，但这个明显和事实不符。

夏、商、周三代各有各的治国之道，也各有各的成功，“春秋五霸”属于近代史，可以看得更清楚，每一位霸主都有自己的成功之路，并不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历代想搞变法的人都很喜欢这个逻辑，而且事实清晰，无可辩驳，反对派要想下嘴，很难找到破绽。

但这句话的破绽其实很大，因为无论是传说中的三代也好，还是当时近代史里的“春秋五霸”也好，所有的改变都是顺着社会惯性来的，而不是逆着来。没有人会僵化到否定一切变革，就连以保守主义色彩著称的儒家也不否认变革。儒家经典《易经》就是一部著名的变革之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大家并不陌生，关键在于，要顺着时代浪潮做出改变。

该变而不变，错在拘泥守旧；不该变而变，错在无事生非。所以连儒家都讲过和公孙鞅类似的话：“五帝不同乐而治，三代不同礼而王。”（卫湜《礼记集说》卷 10 引马氏语）

假如甘龙能马上想通这一层，就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公孙鞅逼到一个难堪的角落。但很遗憾，甘龙不做声了。

《资治通鉴》安排公孙鞅的反对派，只保留了甘龙这一个角色，其实还有一位杜挚。无论甘龙还是杜挚，生平事迹一概不详，似乎他们的存在意义就是给公孙鞅当靶子的。

清朝康熙年间，官方编纂了一部类书，也就是辞典类的工具书，名叫《骈字类编》，分门别类收录所谓骈字，也就是由两个字以并列关系组成的词。

你能在这部书收录的几十万个词条里查到“龙挚”这个奇怪的词，看不懂很正常，因为“龙”指的是甘龙，“挚”指的是杜挚。在你写文章的时候，如果要提到甘龙、杜挚，就可以简称为“龙挚”。

甘龙和杜挚以外的人没有交集，杜挚和甘龙以外的人也没有交集，这就让人怀疑甘龙和杜挚也许只是虚构出来的人物，把他们的名字替换成张三、李四也是可以的。反正当时的秦国对变法全是反对意见，这些意见究竟由谁提出来，倒也无关紧要。

杜挚出来发言，也是满嘴对联：“利不十，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杜挚的意思貌似比甘龙退了一步，说变法不是不可以，但只有变法带来的好处 10 倍于以前，这个法才值得变，这就像使用工具，旧的工具用顺手了，并不是绝对不能换新工具，但新工具带来的好处必须足够大，才值得换。

工具的比喻很好理解，就像今天我们换手机，安卓系统用惯了，就算明知道苹果系统更好用，很多人也懒得换，毕竟学习成本太高。但如果苹果手机免费送，那么懒得换的人恐怕绝大部分也就愿意换了。

所以杜挚的这番话，体现出了很强的成本意识。杜挚在提醒秦孝公，不能只盯着变法带来的收益，还必须考虑到变法需要的成本。让全国人民改变多年形成的习俗，势必付出高昂的成本。变法的收益到底能不能覆盖变法的成本，这笔账是要认真算的。

在杜挚的这番话里，“利不十，不变法”从此成为保守派的思想利器。王安石变法期间，旧党没少拿这个道理发出攻击，仿佛甘龙、杜挚重出江湖了。

在保守派看来，一个国家搞改革，就像一个中年人要改行一样，只要稍微一个不小心，结局就会像邯郸学步一样，新行业久久摸不清门道，而旧资源和老经验也都荒废了。这明明是普通百姓都明白的市井智慧，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偌大一个国家难道就可以轻举妄动吗？（参见吕诲《上神宗论新法》，《诸臣奏议》卷 115 财赋门·新法 7）

“利不十，不变法”

“利不十，不变法”，这句话有很多变体，诸如“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利不十，不变常；利不百，不易业”，总之就是对改变必须慎之又慎，因为真的输不起。

我们很难因此批评古人循规蹈矩，故步自封，因为这个貌似过度保守的道理直到今天依然可以成立。只不过事实会证明，公孙鞅的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利益何止十倍百倍，所以公孙鞅其实完全可以认同杜挚的道理。

但公孙鞅没这么讲，也许是不敢夸海口吧，免得将来万一改革成效不及预期，秦孝公循名责实，自己就要倒霉了。所以公孙鞅接下来只是变着花样重申自己的观点，最后秦孝公拍板了，就听公孙鞅的，还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全面推行改革。

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想来就算没有这场辩论，秦孝公也会重用公孙鞅，推行改革，所以这场辩论的意义并不是要把真理越辩越明，帮秦孝公下决心，而是要给全国确定思想基调，制造舆论声势，让反对派住嘴。凡是需要逆潮流而动的事情，尤其有必要抢占舆论制高点。

论战结束之后，公孙鞅受封为左庶长。你应该还记得公子连回国夺权的时候，一个名叫“改”的庶长大人违规放行，公子连这才成为秦献公。

战国年间，庶长是秦国特有的名号，除了庶长之外，还有左庶长、右庶长、大庶长这些称谓，到底是什么涵义，搞不太清。直到公孙鞅变法以后，确定爵位制度，庶长的身份才算明晰起来。

从字源上看，“庶”的本义是“煮”，四点水这个偏旁原本叫四点火，很形象地表示火在烧，后来“庶”字经常被假借为“众庶”的“庶”，意思是“众多”，再要表示“煮”的义项的话，就用我们今天熟悉的“煮”字来替代了。（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

庶子之所以叫庶子，就是因为在一夫多妻的贵族家庭里，正室夫人只有一个，任凭她再怎么能生，也生不过成群结队的姨太太们，姨太太们生的儿子太多，所以这些孩子才被称为庶子。

在“众多”这个义项上，“庶长”顾名思义，就是他的手下管着很多人，他是这些人的头目。不管左庶长到底是什么级别，反正公孙鞅在秦国就算正式上岗了，今后能不能混得风生水起，全靠自己的本事。

公孙鞅在秦国作为一个外人，又是被全国上上下下一致讨厌的人，要想站稳脚跟，必须新官上任三把火，求速效。一旦见效慢了，要么会让秦孝公失去信心，要么秦孝公就算信心还在，但到了扛不住压力的时候，就只能丢车保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