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熊逸老师，吴起变法与商鞅变法有何不同？难道区别根本在于吴起还没有来得及把楚国的中央集权专制的官僚体系建成吗？也就是说如果楚悼王足够长命，历史可能就改写了？

从变法的精神来说，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并没有本质区别，都在强化中央集权。我们可以把问题简化一下：假如把商鞅换到吴起的处境，把秦孝公换到楚悼王的处境，那么楚国会不会像后来的秦国一样变法成功，然后一统天下呢？

我的答案是：很难，因为楚国的资源禀赋太优越了。

从国土面积上看，在战国列强当中，楚国排行第一，秦国仅仅排名第五。虽然各个国家的疆域总在变动，具体的领土面积很难准确测算出来，但无论如何楚国的领土都不是略大于——而是远大于——秦国的领土。楚国几乎占据着大半个南部中国，而秦国地处西部边陲，主要地界无非是大半个陕西省再加上甘肃、河南的边边角角。

从自然资源来看，秦国虽然据有土壤肥沃的关中平原，但耕地面积显然不能和楚国比，其他诸如矿产资源、水利资源，依然是楚国遥遥领先。楚国还盛产各种奇珍异宝，著名的和氏璧就是楚国的出产。楚国还有得天独厚的黄金矿藏，开采量如此之高，以至于当时的黄金远没有今天这样值钱。

楚国不但地大物博，而且历史悠久。我们专门谈过楚国的历史，谈过秦国的建国，对比一下就会看到，当秦国刚刚在周幽王留下的一片废墟上开始耕耘的时候，楚国早已经在一代代人的苦心经营之下变得树大根深了。

即便比拼文化资源，楚国同样占优。虽然在华夏诸侯的眼里，楚国属于没文化的蛮夷，但事实上，楚国不但学习了华夏文明的很多文化，还能融会贯通，别出心裁，比如我们熟悉的《楚辞》，完全可以和《诗经》比肩，一风一骚，各领风骚。

那么，为什么国家的自然禀赋和文化禀赋太优越，改革的难度反而更大呢？

我们可以借助一下他山之石，看看 16 世纪的世界霸主西班牙的经验。

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地发现了富产的银矿，于是奴役当地人，把白银开采出来，源源不断地送回西班牙。传说美洲的土著，阿兹特克统治者蒙特苏玛二世临终之时发出一个诅咒，要让任何来他的土地上掠夺财富的人饱受折磨。诅咒真的应验了，暴富之后西班牙患上了一种怪病，后人称之为荷兰病 (Dutch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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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的名称来自 1960 年代的荷兰，当时荷兰在北海发现了极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开采业迅速繁荣，人力物力全部集中过来，这就形成了挤出效应，导致制造业的水平急剧下滑，荷兰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再看当年的西班牙，曾经的霸主很快就被淘空了身子，明明守着天量的白银，却沦为了一个二流国家，从此一蹶不振。

有历史学家把西班牙的这种情形称为“白银诅咒”。到了 1993 年，理查德·奥蒂 (Richard Auty) 出了一个很新奇的概念，叫作“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不仅仅是掠夺得来的白银，即便是本土的丰富资源也会很吊诡地拖慢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步伐。

让这个概念真正发挥影响的，是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 与安德鲁·华纳 (Andrew Warner) 1995 年发表的论文，题目叫作《自然资源的富饶与经济增长》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文中列举了 97 个发展中国家的各项数据，表明在国家层面上，资源富饶总会后继乏力，资源贫瘠反而经济繁荣。

结论并没有到此为止，后续的研究又有发现：资源诅咒不仅在国家层面存在，即便在地区层面上也同样存在。2007 年的一篇论文显示，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之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经济停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州的自然资源太丰富了。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E. Papyrakis and R. Gerla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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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奇怪的现象到底怎么可能呢？它还会带来一个引申问题，那就是不考虑道德因素的话，通过战争去掠夺资源到底划不划算？

这个现象和它背后的发生原理当然并不是近几十年才被人注意到的，朴素版的解释其实每个人都懂，无非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棒打出孝子，慈母多败儿”。

丰富的自然资源相当于“慈母”，恶劣的生存条件相当于“棒打”，所以资源最丰富的热带地区反而落后，当然，生存环境过于恶劣的南北两极在“棒打”的意义上又属于矫枉过正，把孩子打死了。结果我们看到的文明鼎盛的花花世界，基本就是在北回归线以北到北极圈以南这个范围。

在萨克斯和华纳的那篇论文里，梳理过前辈学者们的各种看法，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16 世纪法国法学家让·博丹 (Jean Bodin) 的见解。博丹在 1576 年出版过一部《国家六论》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何谓国家主权的经典名著，主题思想和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一卦的。

就在这部《国家六论》里边，博丹提出在土地富饶的地方，人总是既娇气又胆小的，而在那些土地贫瘠的国家，人被磨炼出很好的克制力，变得谨慎、干练、勤勤恳恳。

这种解释，属于很有古典风情的地理决定论的解释，而不是现代经济学的解释。在萨克斯和华纳给出的现代经济学的解释里，有些内容仅仅适用于现代，但也有些内容完全可以解释战国时代的列强争霸。

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资源优势越强，制度革新的驱动力就越弱。简单讲，蛋糕如果够大，分得不太公平也就不是很有所谓了。而如果蛋糕不够大，谁多一口谁少一口都显得事关重大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催生出制度性的变革，而制度变革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资源收益。

但是，资源收益经常可以让人坐享其成，制度收益却总是被逼出来的。

人的天性总是害怕变革，因为变革意味着面对陌生，相反，守旧意味着熟门熟路。只要自家的草窝还过得去，当然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有人振臂一呼，要大家砸烂草窝，建设金窝，胜算一定不高，更何况那些已经住上了铜窝铁窝的人更不愿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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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消费主义的浪潮之下，我们不容易感受到，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现代社会的交通和通讯手段极大拓展了我们的社交范围，同时也就拓展了我们的攀比范围，广告的狂轰滥炸又在不断点醒新的欲望，使我们心甘情愿地加班加点，勇攀社会金字塔。

古代社会可不是这种状况，改革家要想把那些过着慢生活的人们扔进飞速运转的流水线上并不容易。就算一时做到了，但是，人的神经不可能长期紧绷着，国际竞争压力也不会一直都在你死我活的紧迫感里，所以，一旦出现了放松的间隙，生产力和战斗力都很容易懈怠下来，人一闲就开始内耗。

聪明的古代政治家很会处理这种状态，没有压力也要制造压力，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没有战争也要发动战争，打一些貌似毫无意义的仗。这就像现代社会里很多工业流水线的原理，哪怕只停下来一秒钟，从停顿到重启，损失巨大，所以有些时候就算让流水线空转，也不能让它停下来。

要想促成如此艰难的事业，实在太难了。越是资源少，底蕴浅的国家，变革的阻力才会越小。而一旦制度变革进入轨道，那么通常来说，它所带来的收益不但会远远高于资源收益，而且前者自带自我完善的内驱力，后者总会沦为权力寻租的温床。

这个道理在近代史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比如日本是个领土狭小，资源匮乏，灾害频发的国家，要想在国际竞争里胜出，就必须从制度上寻求突破不可。大清帝国资源富饶，传统深厚，对制度性的变革总是缺乏热忱。即便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但多数有识之士也只是想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层面，觉得只要有技术变革就足够了。

少数人，比如严复，看到制度变革才是根本，不能本末倒置。而少数中的少数，比如王国维，认为哲学是制度的根本，只有从哲学到制度，从制度到技术，才算是由本及末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