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人选择难题与晋阳攻防战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第一年的内容，分为 4 个部分。首先是纪年：威烈王二十三年。
其次是记述这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原文只有一句话：“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意思是：周威烈王把晋国的魏斯、赵籍、韩虔三位大夫封为诸侯。
然后是以“臣光曰”开头的一段很长的议论，阐明上述事件的意义何等重大，千秋万世都应当引以为戒。一般人读到这儿多半会一头雾水，很想质问司马光：“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还没有交代清楚呢，您的议论是不是发得太早了？”但没关系，因为马上就是第四部分，详细追叙了几十年前的晋国往事，表面看，充满喧哗与躁动，其实呈现的是 “三家分晋”的前因。
周朝社会的基本结构
三家大夫被分封为诸侯，宋朝读书人对这段历史的背景比我们更熟悉，所以《资治通鉴》交待一句就足够了，但是对于今天的人说，还是有必要先来简单勾勒一下周朝社会的基本结构。
周朝的社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所谓封建，指的是分封和建国。
当初武王伐纣，灭掉商朝，建立周朝，把亲戚和功臣分封到天下各地，让他们带着各自的家族和部属各就各位，安营扎寨，全权打理自家的小王国。
小王国的君主可以泛称为“侯”，所以**“诸侯”这个词的原始涵义就是对封国君主的统称**。
《易经》的卦爻辞里经常有一句“利建侯”，如果你正在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获得分封，或者该不该把你名下某些土地和人口分封给你的某个亲戚，那么算出这一卦就足够让你安心。
诸侯在自己的封国里边还会做第二级的分封，大夫一级的贵族都有自己的封地、家臣和封地里边的人口。
分封是逐级向下的，效忠是逐级向上的：大夫对诸侯效忠，诸侯对天子效忠。全天下的贵族或多或少都沾亲带故，就算原本不沾亲，也总会通过婚姻缔结关系纽带。
贵族阶层实行嫡长子继承制，默认只有正妻所生的长子才有继承权。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所谓天子，原始涵义并不一定是“天的儿子”，而很可能是“大儿子”，指的是最高一级的嫡长子。所以周天子不但是政治领袖，还是宗族领袖，是天下所有同姓贵族的族长。族长历代传承，在宗法关系里，这一系称为大宗。
族长把兄弟们分封出去，每个兄弟在自己的封国里继续搞嫡长子继承制，他们的嫡长子一系在自己的封国里是大宗，对于周天子来说是小宗，宗族内部的亲属关系规范就是所谓宗法。
因为层层分封的关系，各种大宗和小宗错综复杂，在“全天下”织成了一张庞大的亲属关系网。
在这样的宗法关系里，国政就是家政，政治关系就是亲属关系。
每个人都处在这张大网的某个节点上，要想天下太平，最重要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所在的节点，自觉履行这个节点所要求的责任和义务，不生任何非分之想。
维系这种宗法政治的最主要的工具，就是礼。
礼的一切繁文缛节，叫作礼仪，顾名思义，就是礼的仪式。把礼作为基本国策，就叫礼制。逾越礼的边界，叫作非礼。
在礼制社会里，一个有教养的人的一切言谈举止都不应当逾越礼的边界，这就是孔子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社会越是前进，礼的约束力就越弱，终于弱得一塌糊涂，这就是所谓礼崩乐坏。
孔子为此痛心疾首，以“克己复礼”作为毕生的政治理想，要把这个礼崩乐坏的新社会重新用礼的规范约束起来，回归美好而有序的旧社会。
之所以孔子的学说看上去那么温情脉脉，正因为它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总是从亲属关系的角度来解决社会矛盾。
但问题是，亲戚之间未必都好相处，有人生怕你多分了遗产，有人巴不得看你倒霉，还有人早就和你疏远了，谈不上半点亲情。宗法关系要想长久维系下去，确实很不容易。
在当时所有的诸侯国里，宗法关系最先遭到破坏的，就是位于今天山西省的晋国。山西省之所以简称晋，就是从晋国来的。
晋国宗族经过了好几轮的手足相残，先是小宗篡夺了大宗的地位，然后小宗又要搞集权，同宗的叔伯兄弟死走逃亡，凋零殆尽。国君终于可以大权独揽了，该提拔谁，该罢免谁，不再论资排辈，而是有所谓“尊贤尚功”，根据才干和军功给出相应的职位和待遇，有别于传统的“亲亲尚恩”，根据亲戚关系来给优待。
但晋国到底不能彻底摆脱时代局限性，觉得贵族班底总不能一直空着。怎么办呢？
当时还想不到聘任制，于是就把一些功臣和将领提拔起来，给了他们贵族的头衔、封地和世袭的资格。
这时候的晋国，虽然看上去和其他诸侯国一样，照旧是大贵族统领小贵族，小贵族统领更小的贵族，但血统关系已经变了。
这一批新兴贵族，原本共有八大家族，在名利场上不断发生矛盾。当时有人用“晋政多门”来评价晋国政坛，这句话后来演变为我们熟悉的成语“政出多门”。
八大家族经过了几轮内斗，最后只剩下智、韩、赵、魏四大家族。虽然名义上四大家族还要听从晋国国君的号令，但实际上，大家早已经不把国君放在眼里，国君也确实没有实力来控制他们了。四大家族当中，以资历最浅的智氏家族发力最猛，迅速凌驾于韩、赵、魏三家之上。
智瑶该不该做继承人
了解过以上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进入《资治通鉴》的叙事内容了。
《资治通鉴》追叙“三家分晋”的前因，从智氏家族的族长智宣子选立继承人开始讲起，原文是：“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所谓“后”，就是家族继承人。我们都知道一句老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原始涵义上，“无后”不是说没有儿子，比如智宣子当时不但有儿子，儿子还不只一个。但哪个儿子才有资格成为“后”，成为家族继承人——下一任的族长，这才是问题所在。
“无后”之所以是最大的不孝，有虚和实两重涵义。
在务虚的层面上，“无后”意味着不再有人主持祭祀，已故的历代祖先在另一个世界里要挨饿了；在务实的层面上，“无后”意味着一个宗族没有了合法领袖，各种权益不再能够得到保障。
虚和实是一体的两面，主持祭祀的合法身份同时也是主持家政的合法身份，甚至还会是主持国政的合法身份。
儒家之所以特别重视祭祀，有数不清的繁文缛节，正是因为在宗法社会里，祭祀是维系社会秩序、关乎兴亡成败的头等大事，和打仗同等重要，这就是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智宣子钟意的继承人人选是自己的儿子智瑶，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智襄子。但是，家族长老智果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智宣子的另一个儿子智宵最合适。这倒不是因为智瑶缺乏才干，恰恰相反，智果认为智瑶很能干，在五个重要品质上都比别人强：
首先，智瑶颜值高，原文是“美髯长大”，也就是胡子漂亮，个子高，可见当时对男性的审美是以健美为标准的；第二，智瑶力气大，驾驶战车的技术高，射箭也很厉害；第三，多才多艺；第四，文采和口才都好。
从这几点的排序上看，当时体育课的成绩比文化课的成绩重要，所以就连孔子的教学都是文体并重的。
最后是第五点，做事果断，绝不拖泥带水。
智瑶虽然有这么多的优点，但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不仁”，也就是对别人缺乏爱心。
就因为有这一个缺点，前边说的那五项优点反而变成了劣势。也就是说，智瑶是一个有才无德的狠辣角色。这种人才干越高，为害也就越甚，最后只会四面树敌。
智果扔下一句话：“如果立智瑶做族长，咱们智氏家族注定灭亡。”但是，任凭智果的分析入情入理，智宣子终于还是固执己见。智果没办法，分家过吧，从此不姓智了，和智氏家族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的一种价值观：族人对族长并没有誓死效忠的义务。一般人读《资治通鉴》，很容易佩服智果的高瞻远瞩，而不容易想到的是，无论是智宣子还是智果，在这件事上其实都做错了，因为在宗法传统上，继承人不应该是商量出来的，只应该是自然出现的。
这项传统，就是前边讲过的嫡长子继承制：谁是嫡长子，谁天然就有继承权。我们更不容易想到的是，智果虽然准确预言了结局，但他的理由其实很难成立。从后续发展来看，智瑶的失败有很大的偶然性，最多也只是战术上有些失误。
反过来想，假如智瑶在五大优点之外，还是个满怀仁爱之心的族长，智氏家族可能从一开始就应付不来险恶的权力斗争，正如许多怀有同样品质的人被丛林一般的现实打得落花流水一样。
所以，智果的所谓先见之明，只不过反映出儒家对历史的解读方式。
《资治通鉴》开篇，讲完周威烈王分封晋国三家大夫之后，马上追述了几十年前的往事。智氏家族的继承人之争中，才干卓越但缺乏仁爱之心的智瑶做了族长。记住这个人物，在接下去的讲述中，他是一个频繁出现的重要人物。
两份竹简选出的国君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恰巧，族长赵简子也在考虑继承人问题，人选有两个：长子伯鲁和幼子无恤。如果依照宗法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那么毫无疑问，伯鲁才是唯一人选，无恤没有半点参选资格。
但是，赵简子竟然也像智宣子一样缺乏宗法意识，只想选一个有能力的儿子来接自己的班。
这就从侧面说明了在当时的晋国，四大家族的竞争已经白热化了，论资排辈必须给唯才是举让位，只有能干的继承人才能保障家族的安全。
而让赵简子发愁的是，伯鲁和无恤看上去不相上下，真不知道该把位子传给谁才好。
这是管理学上的难题，自然要用管理学的办法来解决。
于是，赵简子准备了一套考核方案，先把自己毕生心得凝练出来，分别写在两份竹简上，交给两个儿子，要他们熟读并且牢记。交代完后，赵简子非常沉得住气，足足等了三年才开始进行考核。
伯鲁早就把竹简上的内容忘光了，连竹简都弄丢了。再看无恤，不但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竹简始终贴身带着。
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赵简子再没有犹豫，立无恤为继承人，叮嘱他说：“一旦晋国有难，你要记住：用人应当重用尹铎，选择根据地应当选择晋阳。”赵简子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政治遗嘱，是因为先前有过一番安排。
简子使尹鐸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鐸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鐸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今天的管理学上有一本名著，叫做《把信送给加西亚》，说的是美西战争中一个叫罗文的中尉，如何没有推诿、不讲条件、历尽艰险，以绝对的忠诚、责任感和创造奇迹的主动性，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把信送到古巴盟军将领加西亚手中。
当初赵简子派家臣尹铎治理晋阳，尹铎作为一个聪明的下级，并没有像今天的管理学所教导的那样，没有任何借口，“把信送给加西亚”，既然主君要自己治理晋阳，那就全力以赴把晋阳治理妥当。
不，在尹铎看来，赵简子的指示过于模糊了，必须确认清楚才行。如果指令不清是因为主君没想清楚，自己就有义务帮他想清楚。
于是尹铎给出了治理晋阳的两种思路，请赵简子二选一。尹铎的原话是：“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茧丝”就是蚕丝，蚕丝模式意味着把晋阳当成赵氏家族的财源和兵源，那么相应的治理方案就是最大限度地盘剥当地的人力物力，相应的坏处就是很容易积累民怨，让晋阳百姓对赵氏家族离心离德。
至于“保障”，本义是堡垒，堡垒模式意味着加固晋阳的防御体系，同时善待当地百姓，激发他们对赵氏家族的认同感，相应的坏处就是必须向晋阳百姓让利，赵氏家族的财政收入和兵源注定会因此减少。
要财源还是要堡垒，只能二选一，不存在两全其美的方案。
尹铎简简单单的两句话，不但帮赵简子把问题想深想透，还给出了两个方案让赵简子来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就是好员工的标准范式。
赵简子在财源和堡垒之间，果断选择了后者。这就说明在激烈竞争的局面下，宁可牺牲一部分扩张速度，也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根据地，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巨大压力。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实了赵简子的先见之明。
智瑶的得寸进尺策略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蜹、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在智宣子和赵简子过世之后，智瑶和赵无恤分别成为智家和赵家的新任族长，同时代的韩、魏两家的族长分别是韩虎和魏驹。
如果统一依照谥号来称呼的话，这四大族长就是智襄子、赵襄子、韩康子和魏桓子。
四个人当中，以智瑶风头最劲；四大家族当中，以智氏家族资历最浅，但实力最强，扩张速度最快。
这是一个一强三弱的共处局面，一强想要吞掉三弱，三弱既想自我保全，又不敢和一强发生正面冲突，更不敢公然结盟，时时处处都要小心维护表面上的一团和气。
但智瑶既然是个嚣张跋扈的人，一团和气的局面就总会以韩、赵、魏三家多受委屈为代价。
有一次智瑶和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举行宴会，席间智瑶出言不逊，不但戏弄了韩康子，还侮辱了韩康子的家相段规。
《资治通鉴》并没有给这件事编年，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史料，推断事情发生在周贞定王十二年（前 457 年），这正是赵无恤刚刚接班的那年。
这里还有必要解释一下段规的身份，他是韩康子的家相，也就是韩家的大管家。
按照封建制的规则，家臣只对主君效忠，不对国君效忠。所以在当时的道德标准里，段规只应该操心韩家的兴亡成败，而不该操心晋国的兴亡成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并不适用于封建时代。韩康子的“家”，规模相当于一个小国，所以，段规名义上虽然只是个大管家，其实相当于一个小国总理。并且，这位总理既不对晋国的国君效忠，也不对韩家的人民效忠，仅对韩康子这位主君效忠。
智瑶在蓝台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段规的事情传到了族人智国那里，智国劝谏智瑶说：“你如果不谨慎点，以后有你倒霉的。”智瑶不以为然，回答说：“从来只有我让别人倒霉的。我不招惹别人就不错了，谁还敢来给我找麻烦不成！”智国接下来一口气说了三句名言，一是援引《尚书》里的《五子之歌》，原话是：“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意思是一个人犯错犯得太多的话，就别等到别人的积怨爆发出来再想对策，而要防患于未然。
然后是智国自己的一句议论，原话是：“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意思是统治者如果能在细节上不失谨慎，就不会惹上大的灾祸。
第三句也是智国本人的话，原话是“蜹（ruì）、蚁、蜂、虿（chài）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蜹、蚁、蜂、虿指的都是小蚊虫，意思是连小小的蚊虫都能伤人，何况一国的国君和总理呢？我们可以用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为它注释：“大人物的疯狂是不能听其自然的。”
智国的劝谏并没有高谈道德，而是完全从功利角度出发，讲出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之所以不该随便欺负比我们弱小的人，是因为怨恨的情绪会越积越深，难免会有爆发的一天，而再弱小的人，其实也有伤害我们的能力，何况有些人并不比我们弱很多，我们对于他们并不具备碾压性的优势，所以真没必要平白无故地就去招惹人家。
作为故事里的头号反派，智瑶当然不可能听进去任何良言相劝。然而从剧情的发展上看，智瑶在蓝台宴会上的所作所为，也许并不是嚣张跋扈之下的口无遮拦，而是一种处心积虑的巧妙试探：试探对方的底线，如果得寸，那就进尺。
“得寸进尺”这个词不仅仅是一种形容，还可以是一种策略。
在智瑶看来，既然戏弄和侮辱并没有激起韩氏家族的反抗，那就可以再进一步，这背后的心理学依据是：对方先前的委曲求全都是沉没成本，人总是放不下沉没成本的，因为一旦放下了，就等于前边的所有付出都白费了。
韩康子既然忍了一次，就很可能再忍第二次。每忍一次，韩家就弱一分，智家就强一分。就算韩康子哪一天真的忍无可忍了，彼此实力上早已经越拉越大的差距也足以给智瑶信心。
宋朝苏洵写过一篇《六国论》，认为六国之所以被秦国一一吞并，主要原因并不是六国的军事力量不强，而是六国不断白送给秦国土地，这才导致实力对比越来越悬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会发现智瑶和秦始皇采取了相同的策略，智瑶是失败的秦始皇，秦始皇是成功的智瑶。看出了这一点，就会发现以成败论英雄真的不太合适。
智瑶的再次试探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
当众侮辱了韩氏家族之后，智瑶开始了进一步的试探，直接向韩康子索要一片土地。没错，直接开口去要，这确实欺人太甚了。
韩康子当然不想给，但段规说：“应该给。”段规的道理，表面上是破财免灾，因为不给的话，智瑶一定会开战。
但问题的关键是，段规看准了智瑶的性格：既贪得无厌又刚愎自用。如果韩家连索要土地这种无理要求都能答应的话，智瑶一定会膨胀的，一膨胀就还会复制成功经验，向其他家族要地。别人肯定忍不了，忍不了就注定要打，到时候韩家就可以隔岸观火，相机行事了。
韩康子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欣然给了智瑶一座“万家之邑”——如果这话没有夸张的话，那么韩康子献出来的绝对是当时的一座一线城市了。智瑶在宴会上侮辱了韩康子之后，进而得寸进尺向韩家要地也得逞了，于是转过头来又向魏家要地。魏桓子竟然也一要就给，而且给的也是一座很有规模的“万家之邑”。这位魏桓子无论比客气还是比大方，都没输给韩康子。当然，仗也就没打起来。
魏桓子真的甘心献土吗？当然不会，但他的身边也有一位睿智的家相，名叫任章。
任章考虑的是：智瑶无缘无故就来索要土地，所有有家有业的贵族都会害怕，而我们魏家如果满足了智瑶的无理要求，智瑶一定会发飘。他发飘了就会轻敌，其他人因为怕他都会团结起来对付他。
以团结的力量打击轻敌的人，胜负显而易见。
任章还援引了《周书》的一句名言：“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意思是：要想打败谁，就先帮着谁，要想从谁那儿占到便宜，就先拿一点便宜给他占。
这话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老子》哲学。《老子》有一段高度相似的表达：“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归纳成一句话，就是“柔弱胜刚强”。
战国年间，人们似乎很相信这个道理，因为例证有很多，比如《吕氏春秋》引过一句诗：“将欲毁之，必重（chóng）累之；将欲踣（bó）之，必高举之”。意思是：要想毁灭什么，一定先把它堆积起来；要想摔倒什么，一定先把它高举起来。
兵书《六韬》更是反复讲过这个道理，比如：“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有将动，必有愚色”。
是说猛禽和猛兽在发起行动之前，都要有一个俯身收缩的姿态，圣人在发起行动之前，一定会露出愚钝的神色。
再比如：“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
还有“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这些文字全在阐释同一个道理：要想使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怎么让他疯狂呢？顺着他，宠着他，满足他的不合理要求，助长他的嚣张气焰。
还有托名管仲的《管子》，论述统治者牧养百姓的策略，一开始的话很像是儒家的老生常谈，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民心其实很容易洞察，无非就是好逸恶劳，嫌贫爱富，想要生活安定，多子多孙，那么统治者只要尽力满足人民的这些期望就好了。
但问题是：统治者凭什么要这么做呢？换句话说，统治者这么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儒家，一定会被骂得狗血淋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统治者既然属于君子阶层，哪能把这么龌龊的问题宣之于口呢？
但《管子》摆出来的是阴谋家的嘴脸，这样回答说：如果我能使人民安乐，人民就能够为我忧劳；如果我能使人民富贵，人民就能够为我承受贫贱；如果我能使人民安定，人民就甘愿为我承受危难；如果我能使人民多多生育，人民就甘愿为我牺牲性命。
最后归结为一句话：“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意思是：“给予就是索取”，这个道理实在是搞政治的法宝呀。“先予后取”的道理貌似放之四海而皆准，既可以对付敌人，也可以操纵自己治下的百姓。那么问题是：段规和任章都懂的道理，在蓝台宴会之前也已经有很多真实案例足以佐证这个道理，智瑶难道就不懂吗？
同样的手段智瑶也在用
事实上，《资治通鉴》没讲的是，就在蓝台宴会的前一年（前 458 年），智瑶攻打仇（qiú）由，就用到了这个策略。
仇由虽然是个小国，实力不强，硬碰硬的话完全不是智瑶的对手，但仇由坐落在群山深处，和外界没有大路相通，所以外面的军队很难开得进去。
智瑶想出了一个很经典的诡计，铸了一口大钟，装上大车，作为礼物送给仇由国君。
钟在当时不但是很贵重的东西，还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仇由国君受宠若惊，为了拿到这份礼物，派人开山修路，让大车可以畅通无阻，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斩岸堙溪”这个不太常用的成语，形容不畏艰险地开辟道路。
终于道路修好了，钟收到了，但智瑶的军队也轻轻松松地掩杀过来了，仇由就此灭国。（《水经·巨马水注》引《竹书纪年》，另见《吕氏春秋·权勋》，《韩非子·说林下》）
大约在同一年，智瑶打算袭击卫国，先对卫国示好，送来宝马和美玉。
卫国国君很高兴，大摆酒宴，卫国的贵族们也跟着一起高兴，只有南文子一个人表情凝重。
南文子讲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原文是：“无方之礼，无功之赏，祸之先也”。
意思是，无缘无故送上门的好处一定是祸患的先兆。国君一下子就被点醒了，马上厉兵秣马，加强边境防卫。智瑶只好放弃了计划。（《战国策·宋卫策》，《说苑·权谋》）
同类事情还有，我就不再列举了，总之智瑶显然深谙“先予后取”之道，应该不会被段规和任章用同样的手段算计。
但无论如何，在魏桓子献上大城市之后没多久，韩氏大管家段规期待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事情的起因是，智瑶继续索要土地，这一回要到了赵无恤的头上。
赵无恤最核心的性格特点就是一个“忍”字，能忍常人所不能忍。
按说连韩康子和魏桓子都能忍下来的事情，赵无恤当然也能忍。智瑶早就清楚赵无恤的性格，不太看得起他，大约想不到赵无恤这一次会拒绝自己。但不知道为什么，赵无恤真的拒绝了。
站在智瑶的角度，土地能要来固然最好，要不来也无妨，直接去抢就是了。一场内战就这样顺理成章地爆发了，正如段规所料。
但段规没能料到的是，韩氏家族并不能置身事外、隔岸观火，因为智瑶安排韩、魏两家跟着自己，组成三家联军，一起进攻赵无恤。面对这样的要求，韩、魏两家都不敢拒绝。
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兵法都没意义。
对于实力太弱的一方，打野战显然不明智，常规策略是依托地利，把野战转化为城防战，用地利上的优势弥补兵力上的劣势。
赵无恤正是这样想的，既然抗不住联军的进攻，那就要找一座牢靠的城池躲起来，避免正面交锋。
身边有人建议说：“长子城离我们最近，城墙也很厚实。”赵无恤说：“那里的百姓筑城已经累得够惨了，如果现在再要求他们拼死守城的话，他们根本不可能跟我们同心协力。”又有人建议说：“那就去邯郸城吧，那里的物资储备很充足。”赵无恤说：“之所以邯郸的物资储备充足，还不是因为我们榨干了邯郸百姓嘛，这些百姓更不可能跟我们同心协力拼死守城。”这个时候，赵无恤及时想到了父亲留下的政治遗嘱：一旦有难，靠得住的人是尹铎，靠得住的地方是晋阳。
好吧，是时候用自己的性命和家族的存亡来检验一下父亲的政治眼光了——赵无恤于是率领余部，直奔晋阳。
赵无恤的顾虑，充分体现出管理学上头号难题：怎么才能让别人为自己卖命？这场战争，对于赵无恤本人和赵氏家族而言，一旦失败，就意味着身死族灭。而对于赵氏家族治下的百姓而言，胜败其实很无所谓，败了无非是换个主人，继续给新主人纳粮当差。
假如对手不是三家联军，而是遥远、陌生的外国人，事情还好办些，因为人对陌生的事物总是心怀恐惧，很容易把外国侵略军想像成虎狼之师，一来就要烧杀抢掠，所以统治者很容易凝聚人心，激发斗志。
但是，三家联军全是熟悉的本国同胞，谁也不比谁更凶残。就算赵无恤有德国纳粹的宣传能力，能把联军说成魔鬼，也很难让自己人相信。
所以这个时候，唯一可以依靠的就只有晋阳百姓了。
对于晋阳百姓来说，一旦赵氏家族灭亡，一来情感上接受不了，二来新主子肯定没有旧主子仁慈。
所以，赵家的生死存亡和晋阳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绑在一起的，晋阳百姓就算仅仅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也应该和赵无恤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这就是《礼记·大学》讲过的道理：“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长子城和邯郸城就属于“财聚则民散”，对百姓的压榨太狠，所以民心离散，不能共患难。晋阳城就属于“财散则民聚”，正因为有了善待百姓，藏富于民的基础，所以民心可用。
于是，赵无恤退守晋阳，追兵很快到了。
三大家族屯兵晋阳坚城之下，马上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攻城太不容易了。按说利用人数优势，鼓励三军将士奋勇争先，应该也攻得下晋阳，但智瑶这边也存在人心问题：
首先，大家是来抢劫的，卖力气可以，卖命就犯不上了，攻城绝对是卖命的差事；其次，三家联军并不齐心，谁都担心自家如果损耗太大，会被别家顺手吞掉。就这样，微妙的局面给智瑶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必须超越《孙子兵法》，才能把这一仗打赢。
《孙子兵法》有过教导：“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总而言之，在一切军事手段里，最不划算的就是攻城，但凡还有其他办法，就不要出此下策。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攻城战过于耗时耗力耗人命，代价太高。何况晋阳城池坚固，军民同心，越发显得易守难攻。
开创性的水攻
站在智瑶的角度，划算的做法显然就是放弃这次军事行动，反正也没有任何损失，甚至还可以趁机占领赵氏家族的其他地盘。比如长子城和邯郸城，听任赵无恤困守晋阳一座孤城，总有他熬不住的一天。
但问题是，这样的办法虽然在战术层面上成立，却没法在战略层面上成立，因为退兵就意味着示弱。智瑶只要稍一示弱，韩、魏两家对他的畏惧感就会减轻，也许就会以赵无恤为榜样，壮起胆子做出反抗。
在智瑶而言，只有以绝对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势正面攻克晋阳城，才能在晋国立威，震慑人心。
这是威权型的领袖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只要有一次失败，威权就会动摇，队伍就容易散掉。
所以强攻晋阳，在战术上虽然很不明智，在战略上却非此不可。
但是，上一讲谈过，就算智瑶不计代价发动强攻，也很难驱使那么多人去当炮灰。
这就意味着，智瑶不但必须赢得漂亮，还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损耗。这就好比要求一个厨师只用几粒米蒸出一大锅饭，怎么可能呢？
智瑶还真的想出了办法：用水利工程来代替人力强攻。这就需要我们了解一下晋阳的地形。
晋阳，顾名思义，位于晋水之阳。
古人把一切都分成阴阳两类，连方位也有阴阳之分：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城市建设往往依山临水，所以有很多地名都可以这样望文生义。晋阳，在晋水北岸。再比如淮阴，在淮河南岸；洛阳，在洛水北岸；贵阳，在贵山之南。
智瑶的计划相当大胆：引晋水来淹晋阳城。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
这种打法，在军事史上有着开创性的意义。就连《孙子兵法》都没想到水竟然可以这样来用。
可惜《资治通鉴》的记载过于简略了，只有这样一句话：“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
一版是两尺，三版就是六尺，以当时的度量衡，大约合今天的一米略多。这句话的意思是：三家联军包围了晋阳城，引水灌城，城墙没有浸水的地方只有六尺高了。也就是说，大水已经快要没过城墙了。
这是很能引发人好奇的，因为很难想像联军怎么能把水位抬到那么高，又怎么保障引来的水不会从别处泄走。
在司马光可以利用的原始材料里边，《战国策》和《史记》对这件事的记载同样很简略，这倒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一种常态：对兵法很重视，而对军事上的工程技术很不重视。
但是，晋阳之战，唱重头戏的偏偏是工程师。
工程技术问题，要到技术书里去找线索：《水经注》给了我们相当清晰的回答。
联军的水利工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在晋水上游修建堤坝，拦河蓄水；第二，根据地势挖一条运河，把水引到晋阳城下；第三，引来的水不能外泄，所以联军围着晋阳城筑起了一座高高的大堤。
这是何等浩大的工程，何等惊人的创举。如果你想对这样的围城场面有一个直观印象的话，可以去看一部日本电影《傀儡之城》，剧情发生在日本的战国时代，石田三成重兵围困忍城，引水灌城，手法和智瑶完全一样。
联军的貌合神离
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
晋阳城里的状况先放在一边，让我们随着《资治通鉴》把视线转到城外，智瑶正在战车上巡视敌情。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乘车规则：当时的战车，车厢里边定员三人，这三个人地位相当，中间位置是驾驶位，左边的人叫作车左，负责射箭，右边的人叫作车右，持戈。
这样的组合，不但既能远攻，又能近战，还可以保持车厢稳定，不容易发生侧翻。如果有地位尊贵的人，比如国君或者主帅上车的话，车左的位置就变成了老板位，车右充当警卫员的角色。
在三家联军里边，地位最尊贵的当然就是智瑶，他的位置在车厢的左边，中间驾车的是魏桓子，韩康子作为车右。
智瑶看着水漫晋阳城的盛况，越看越高兴，不禁在志得意满中发出了一声由衷的感慨：“我今天才知道水有灭国的力量啊。”车厢不大，魏桓子和韩康子听得清清楚楚。
魏桓子在车厢中间驾车，双手都要拉着缰绳，右手的手肘忽然碰了一下自己右边的韩康子。韩康子没说话，抬脚轻轻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脚背。
在这似乎无意间发生的小动作里，两个人心照不宣，完成了复杂的信息交换。
原因很简单，智瑶刚刚那句话，已经把水漫晋阳的具体个案升华到了抽象高度，变成了一整套可以复制的成功经验，智瑶看上去还很想把这套经验推而广之、发扬光大。
那么问题来了：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只要照搬晋阳战术，就可以引汾水淹掉魏氏家族的重镇安邑，还可以引绛水淹掉韩氏家族的重镇平阳。
魏桓子和韩康子马上就想到了这一层利害关系，也知道了对方正在和自己一样担心。
这两个人的担心可能太挂相了，以至于被智瑶的家臣絺（chī）疵看了出来。
絺疵立刻通报智瑶，说韩、魏两家准会叛变。智瑶很奇怪，问絺疵为什么这样讲。
絺疵说了一句又漂亮又朴素的话：“以人事知之。”意思是，不需要什么证据，单从人之常情就能够推出这个结论。
絺疵的道理是：先看大局面，如果赵家被消灭了，那么韩、魏两家的好日子也就不长了；再看小局面，现在，联军的三家人虽然做了约定，灭赵之后把赵家的土地一分为三，这明明是一件共赢的事情，但是，晋阳城明明指日可下，韩康子和魏桓子不但没有胜利在望的喜悦，反而忧心忡忡的，这不是明摆着要叛变么？
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请使于齐。
第二天，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智瑶过于自信了吧，竟然把絺疵的话直接讲给了韩康子和魏桓子。
两位族长赶紧给自己辩解说：絺疵这些话分明是在为赵家游说，意在瓦解联军的同盟关系。如果真的遵循人之常情，韩、魏两家巴不得赶紧灭掉赵家，瓜分赵家的土地，这不但利益巨大，而且唾手可得。
而叛变能带来什么呢？不但眼看着就能到手的好处得不到了，而且叛变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谁会做这种傻事呢？
这套辩解听上去竟然也很言之成理，所以轻易就打消了智瑶的疑虑。但是很显然，絺疵的话才更加符合人之常情：人们对损失的担忧总是大于对利益的期待。
当韩康子、魏桓子告辞之后，絺疵进来对智瑶说：“您怎么把我的话告诉那两个人了？”智瑶又吃了一惊：“你是怎么知道的？”絺疵回答说：“他们两个刚刚出来的时候看到了我，先是端详了我一下，然后步子加快了，所以我就知道了。”絺疵的两次出场，表现出了惊人的洞察力。
洞察力来自两方面：一是通达人情世故，二是擅于察言观色。人在乱世求生，单靠这两点显然还不够，还要随机应变，明哲保身。絺疵见智瑶听不进自己的话，就赶紧申请了一个外派的差事：出使齐国。当然，表面上是出使，实际上是避祸，不想给智瑶陪葬。
赵无恤果然展开了反击，派出家臣张孟谈秘密出城，会见韩康子和魏桓子。
张孟谈，《史记》作张孟同，大约是司马迁为了避父亲司马谈的讳，把“谈”改成了“同”。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脣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唇亡齿寒
张孟谈的游说方式非常直接，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臣闻唇亡则齿寒。”唇亡齿寒这个成语在当时就已经是一句流传已久的格言了，它原本还有上半句，合起来就是：“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古人注解，辅是面颊，车是牙床，跟唇齿是很相近的部位，只不过辅和车看上去更像是车上的零件，于是久而久之，原本作为后半句的“唇亡齿寒”就开始被单独使用了。
张孟谈来讲唇亡齿寒的道理：一旦赵家被灭了，韩、魏两家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张孟谈的说辞，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版本，内容虽然大同小异，但《淮南子》的版本多出了两句很漂亮的话：“同情相成，同利相死。”情感上有共鸣的人才容易彼此帮扶，利益一致的人彼此才甘愿为对方效死力。
在韩、赵、魏三家而言，“同情”就是对智瑶有共同的恨意，“同利”就是只有灭掉智瑶才能保全各自的家族。
但是，要想说服别人，只有“同情”和“同利”做基础还不太够，还需要第三个要素：共同的紧迫感。
《墨子》的版本给出了两句诗：“鱼水不务，陆将何及”。
意思是说，鱼如果不趁着还在水里的时候快跑，一旦离开了水，想跑也跑不掉了。
韩、魏两家很能体会到这种紧迫感，因为晋阳眼看着就要守不住了，赵家眼看着就要被灭族了，现在如果不反击，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所以张孟谈并不需要如何苦口婆心，因为韩康子和魏桓子比谁都清楚安危利钝和轻重缓急，也都很想和赵无恤结盟，一起灭掉智瑶。这本该是一拍即合的事，而两人唯一担心的就是走漏消息，被智瑶抢先下手。
针对这样的顾虑，张孟谈说：“我们的密谈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有什么可担心的？”这话其实不太合乎情理，因为密谈的内容虽然只有三个人知道，但张孟谈在两军阵前一来一往，直达两位主帅身边，其间不知道会被多少人看到，又被多少人盘问。
无论如何，秘密毕竟没有泄露，三个人就这样定下了对智瑶发动总攻的时间。《资治通鉴》对总攻的记载非常简略，只是说到了约定的夜晚，赵无恤派人出城，趁着夜色，杀掉了守卫大堤的军官，决堤放水，让大水反灌智瑶军营。等对方阵型一乱，韩、魏两军便从侧翼发起夹击，赵无恤带兵做出迎头一击。这场反转来得太快，韩、赵、魏三家联军不但杀了智瑶，还杀光了智瑶的全族，只有智果那支小宗因为脱离了智家，连姓都改了，这才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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