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之战结束，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智家的土地，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 453 年，就是战国时代的开始。有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但疑点在于，所谓“三家分晋”，可以有两个事件。

实质上的“三家分晋”，主要就是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智家的土地，毕竟晋国和晋君早就名存实亡了。

而名义上的“三家分晋”，发生在《资治通鉴》的起始年，也就是公元前 403 年，周威烈王正式把韩、赵、魏三家封为诸侯。

所以，有人以公元前 453 年作为战国时代的开始，也有人以公元前 403 年作为战国时代的开始，两者相差半个世纪。

事实上，战国时代到底从哪一年算起，还有另外的说法，今天比较通行的是司马迁的说法，定在公元前 475 年，比晋阳反击战还早 22 年。

以公元前 453 年，也就是晋阳反击战的那一年作为战国始年的，首推西汉学者刘向编订的《战国策》，毕竟“战国”作为一个时代概念就是从《战国策》这个书名来的。

司马光当然不会认同这样的断代方式，因为在他看来，“名”比“实”重要得多，只要周天子不予认可，韩、赵、魏就算真的瓜分了晋国，也不过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

《资治通鉴》以公元前 403 年作为开端，暗示出所谓战国时代，是以周天子授予韩、赵、魏诸侯地位为开始的，对于晋阳之战，仅仅作为追叙的内容。

从晋阳反击战到名义上的“三家分晋”，这 50 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资治通鉴》仍然报以追叙的口吻。需要追叙的第一件事，就是豫让对赵无恤的行刺。

话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智家的土地之后，赵无恤因为恨透了智瑶，把他的头骨当作酒壶来用。这已经算是很人道的做法了，因为在其他史料的记载里，智瑶是被虐杀的，死得很惨，他的头骨被赵无恤当成便壶。

恨意才是人类最强大的情感力量，但是，温良恭俭让的司马光仅仅采信了最温和的记载。

还有一则史料，看上去是司马光最应该采信的，却偏偏被无视了，这就是晋阳战后的论功行赏。

赵家的首功之臣会是谁呢？我想，任何人都会在第一时间想到张孟谈。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赵无恤认为高赫的功劳最大，所以给高赫的赏赐最多。你也许已经不记得高赫是谁了，这很正常，因为他确实很没有存在感。所以当高赫受赏，张孟谈第一个不服气，说晋阳之难，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功劳，只有高赫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什么论功行赏的时候反而把他推在第一位呢？从管理学的角度上看，张孟谈显然只是站在员工的角度，而没有站在领导的角度考虑问题。

赵无恤给出的理由非常充足：“在局面最艰险的时候，眼看晋阳城就要失守了，我自己也要丧命了，你们所有人都怠慢了对我这位主君的礼数，依然不失君臣之礼的就只有高赫一个人，所以我才把他定为首功之臣。”在《吕氏春秋》的版本里，后边还附了孔子的一段评语，赞美赵无恤赏罚得当，虽然只赏了一个人，却为天下人立了一个表率。正因为赵无恤赏罚得当，才能打赢晋阳之战，为赵家打出一片大好基业。（《吕氏春秋·义赏》）

当然，这话并不真是孔子说的，因为在赵无恤论功行赏的时候，孔子早已经过世了。

上述这段记载，在很多基本史料里边反复出现，司马光肯定不会漏看，而这段记载所反应出来的价值观，恰好正是司马光特别推崇的价值观。

原因倒也不难推想，因为站在儒家本位，礼的规范应该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相应地，如果“君不君”，就难免“臣不臣”，如果“父不父”，就难免“子不子”。

赵无恤虽然是赵氏家族的宗主，是主君的身份，而对于晋国的国君来说，他的身份就变成了臣子，有自己的一整套责任和义务。赵无恤既然对于国君已经“臣不臣”了，那么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也不该要求自己的臣子以传统的责任和义务侍奉自己。

所以，赵无恤以高赫为首功之臣，是一桩很荒唐的事情，完全没法自圆其说。在《资治通鉴》的叙事里边，虽然相对于智瑶，赵无恤属于正面形象，但相对于儒家极力捍卫的宗法传统，赵无恤只是一个乱臣贼子。

但为什么《史记》就可以记载高赫的事迹呢？

因为司马迁不但没有儒家包袱，而且对赵氏家族很有好感，把赵无恤的经历写成了一个底层少年逆袭上流社会的成功故事，以至于那些侵略扩张也好，阴谋诡计也好，瓜分母国也好，都被打扮成了天意。

所以，虽然同样记载晋阳之战的前前后后，但《史记》和《资治通鉴》给人的感受迥然不同。

《史记》的相关记载集中在《赵世家》，《赵世家》顾名思义，讲的是赵氏家族的兴亡史。

在司马迁的笔下，赵氏家族传到赵无恤的父亲赵简子这一代，怪力乱神的事件忽然多了起来。

先是赵简子得了一种怪病，一连昏迷了 5 天，家臣们都很担心，但神医扁鹊看过之后，竟然完全不当回事，说以前秦穆公出现过同样的症状，7 天之后自然就醒了，醒来就说自己这些天见到了天帝，听天帝亲口描述了未来。秦穆公的臣子赶紧把这些预言记录在案，后来预言果然一一应验了。
所以，谁都不用替赵简子担心，不出 3 天他就会醒过来，醒来之后也一定会有重要的话说。

果然过了两天半，赵简子醒过来了，说自己这些天去了天帝那里，和很多神灵在天界游乐，欣赏着人间听不到的音乐，非常快乐。自己还射死了一头熊和一头罴（pí）。天帝很高兴，赐给自己两只竹筐，每只竹筐还都有个配套的小筐。自己还注意到，天帝身边站着一个小男孩。

后来，天帝交给自己一只翟（dí）犬，也就是翟这个地方出产的狗，然后嘱咐说：“等你儿子长大了，就把这只狗交给他。”天帝又讲了很多预言，预言了晋国再传 7 代就会灭亡，到时候自己会给赵简子的七世孙选一位血统高贵的配偶。

赵简子一边讲，家臣董安于一边做笔记，要把这些重要的天启保存下来。

后来有一天，赵简子出门，遇到有人拦路求见。赵简子想起来，这个人在自己的梦里出现过，自己甚至还记得他的名字。

来人自称天使，是专程给赵简子解梦来的。天使说，赵简子射死一熊一罴，意思是，天帝要他灭掉晋国的两大家族。竹筐的涵义是，赵简子的儿子将要在翟这个地方攻占两个子姓国家。至于翟犬，那是代国的祖先，赵简子的儿子将来会占有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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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的这些话，又被记录在案了。但怪事还没有完，又有一天，一个叫姑布子卿的相面大师来见赵简子，赵简子把儿子们都叫来，请大师相面。

姑布子卿相完一轮，说：“您这些儿子将来没一个能当将军。”赵简子很紧张：“难道我们赵家要灭亡了吗？”

姑布子卿说：“刚刚我在半道上见到一个男孩子，应该也是您的儿子吧？”没错，这个孩子就是赵无恤，只有他才有将军之相。

赵简子很不理解，说赵无恤的母亲出身卑贱，只是翟地的一名婢女。姑布子卿给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回答，原话是：“天所授，虽贱必贵”。

这样的观点，在宗法传统下显得特别有革命性，它意味着身份社会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卑贱的人也有机会成就大业，赢得尊贵的地位。虽然在实际上这是由能力决定的，但能力还需要隐藏在天意的背后，借着天意来给能力张目。

从此以后，赵简子开始重视起这个“虽贱必贵”的儿子，很快发现，他果然是自己所有的儿子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到底要谁来做自己的继承人，还需要仔细考察一番。

赵简子宣布，说自己在常山藏了一件宝贝，谁先找到这件宝贝，谁就会得到重赏。结果各位公子都没找到，只有赵无恤虽然也两手空空地回来，却说自己找到了宝贝。

这件宝贝到底是什么呢？赵无恤说：“登上常山向下俯瞰，眼前正是代国的土地。我发现，我们应该吞并代国”。这话说到了赵简子的心坎里。

后来赵简子废掉嫡长子伯鲁，立赵无恤作为继承人，因为他看出来，在自己的所有儿子当中，只有赵无恤既懂得，也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战略规划。

等到赵简子过世，赵无恤连丧期都没有服满就对代国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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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的国君是赵无恤的姐夫，这是一层很好利用的亲属关系。赵无恤只用了一场宴会就杀掉了代国国君一行人，顺势把代国收入囊中，应了赵简子的梦中预兆。

虽然赵无恤的姐姐因此自杀，造成一场人伦惨剧，但这在家族扩张的历史上，在男人们的大局观里，只是一朵无声的浪花。

当赵无恤躲避智瑶的攻击，准备赶往晋阳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桩怪事：有个叫原过的家臣掉了队，在一处沼泽地带遇到了三个只看得见上半身的怪人。这完全就是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白》里边三女巫现身的桥段，但《史记》郑重其事地记载说：这三个人给了原过一根封闭起来的竹筒，要他转交给赵无恤。

后来赵无恤斋戒三天，亲自剖开竹筒，取出了一封用红颜色写成的信，信上说自己是霍泰山山神的使者，将在三月丙戌日帮助赵无恤消灭智氏家族，以后还会给你们赵家好多土地。当然，这个忙不能白帮，你必须在百邑这个地方给我们三位天使修建祭祀的场所，好好供养。

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天帝、山神还是神使，都没有什么正义感，对杀人和侵略很无所谓。

在当时的观念里，山神和河神都是周边大家族的保护神，并且提供保护一定要收保护费。人和神互利互惠，有时候还会互相算计，谁也不比谁高尚。在打赢了晋阳反击战，瓜分了智氏家族的土地之后，赵无恤如约在百邑修建神庙，供奉三位天使，还派原过主持对霍泰山的祭祀。

以上都是《史记》的记载，完全没有被《资治通鉴》采信。

智瑶惨死之后，有一个名叫豫让的家臣处心积虑要为主君复仇。

但问题是，作为失败的一方，豫让已经没有任何翻盘的资本了，唯一能拼的就只剩下自己的一条命。一条命虽然翻不起多大的浪花，但既然连命都可以不要，至少可以刺杀赵无恤，一命换一命。

《资治通鉴》记载，豫让“诈为刑人”。然后偷偷带上匕首，到赵无恤的宫室里打扫厕所。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所谓“刑人”，并不是泛指受过刑罚的人，而是特指受过肉刑，肢体残缺的人——要么被砍掉了脚，要么被割掉了鼻子，要么被阉割了，至少脸上会被刺字。

儒家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原本就是宗法社会的通用规范。不要说大夫一级的贵族，就算是贵族里边级别最低的士，通常也会免于刑罚。

这倒不是说士大夫犯了错都可以免罪，不受处罚，而是说不能用肉刑去处罚他们。不是因为肉刑更残酷，而是因为肉刑带有侮辱性质，会让看重荣誉感的贵族阶层无法忍受，所谓“士可杀，不可辱”。

受过肉刑的人通常只能做那些被人嫌弃的工作，反过来说，凡是受人嫌弃的工作，通常都只有受过肉刑的人才会去做。

豫让为了接近赵无恤，还要避开赵无恤的贴身警卫，私家厕所确实是一个理想地点。为了混进赵家的厕所，豫让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残，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自己是一个受过肉刑的人。

豫让的计划天衣无缝，但谁也想不到的是，赵无恤在上厕所的时候忽然生出了第六感，总觉得哪里不对，派人一搜，竟然真的抓到了刺客。

赵无恤这时候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情怀，认为豫让是位义士，值得尊敬，应该放他走，自己以后小心点也就是了。

赵无恤的宽宏大量首先来自于扎扎实实的安全感：毕竟智家已经被自己斩草除根了，任凭谁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出智瑶的继承人可以拥戴。所以豫让的行刺只有情感意义，毫无政治价值。

豫让侥幸不死，但心中的执念并没有丝毫动摇。

但是，继续行刺的话，难度显然比先前大多了，因为赵无恤和赵家的很多人不但都认得自己的长相，也认得出自己的声音。

那么，要想隐身，就必须下更大的本钱：豫让这一次不但毁了容，还吞炭烧哑了自己的嗓子，连老婆都认不出他了。

但没想到，竟然有一个朋友认出了他，哭着对他说：“以你的才干，只要投奔赵无恤，一定能够得到宠幸，那时候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轻轻松松就能杀掉赵无恤，你又何苦走现在这条路呢？”这位朋友的话，不但给我们贡献了“为所欲为”这个成语，还真的指明了一个最具可行性的，成本也最低的刺杀方案。

那么问题来了：豫让是不是傻？

豫让并不傻，他之所以舍易求难，是因为他的动机并不只是复仇这么简单。豫让是这样回答那位朋友的：

如果我去做了赵无恤的家臣，然后再去行刺，这就说明我做臣子却对主君怀有二心，这不道德，不是为臣之道。我很清楚我选择的道路是一条艰难的荆棘路，但它也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我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榜样，让天下后世那些做臣子却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

就这样，豫让义无反顾地筹备第二场行刺去了。看来在他的心里，行刺的过程远比行刺的结果来得重要。

第二场行刺发生在一座桥上，运气依然没有站在豫让这边。当赵无恤的车队经过桥上的时候，马忽然惊了。肯定有异常！

卫队展开搜索，抓到了埋伏在桥下的豫让，这一回没有再给他活命的机会。

《资治通鉴》记载豫让的事迹，重点是要把豫让打造成人臣无二心的道德楷模。司马光的这份用心，背后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

北宋建国，是建立在五代十国的烂摊子上。五代十国堪称乱世中的乱世，王国乍兴乍灭，将相忽降忽叛，丛林法则主导世界，道德毫无生存土壤。

所以到了北宋，人们的价值观难免有点混乱，对忠义气节看得比较淡，即便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名臣也存在这种问题。

司马光铁肩担道义，努力扭转社会风气。在《资治通鉴》很靠后的一段议论里，他详细论证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在儒家系统里，人和人天生就不平等，天赋和资源的不平等倒无所谓，重要的是身份的不平等。

男人比女人地位高，君主比臣子地位高，这是客观现实，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只有尊重这种天地自然之理，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就算丈夫对不起妻子，君主冤枉了臣子，妻子和臣子也应该无怨无悔，泰然接受。

这是不是不公平呢？当然不是，因为公平永远是以身份对等为前提的。我们碾死一只蚂蚁，没人觉得这对蚂蚁有任何不公。

但是，豫让真的是个忠臣吗？其实很难说，因为豫让的忠臣形象是被司马光从原始材料当中精心删改出来的。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是记载豫让事迹的最早的材料，后来司马迁大约就是根据这份材料，把豫让的事迹写进了《史记·刺客列传》。根据《吕氏春秋》和《史记》的说法，豫让竟然是个很有二心的人。

我们来看《史记·刺客列传》的版本：赵无恤从桥下抓到了豫让，狠狠数落了他一番：“你这个人啊，我记得你以前是范家的家臣，后来又转投到中行家做家臣。范家和中行家都是被智瑶灭掉的，而你不但不为主君复仇，反而又做了智瑶的家臣。现在智瑶死了，你凭什么偏偏要为智瑶复仇呢？”这里需要做一点勘误工作：灭掉范家和中行家的罪魁祸首其实是赵家，智家虽然积极参与，并且成为了最大受益人，吞并了范家和中行家的地盘，但这事是智瑶的祖父智文子做的，不是智瑶做的。

当然，这并不能够改变豫让不光彩的履历。

《三国演义》里边，张飞骂吕布是“三姓家奴”，吕布没法还嘴，而豫让的状况显然并不比吕布更好。但是，和吕布不同的是，豫让真的给出了一番掷地有声的回答：“范家和中行家的主君只把我当成普通人看待，所以我就以普通人的姿态普普通通地回报他们；智瑶把我当成国士来对待，我自然要以国士的姿态来回报他。”豫让的这番话，可以看出春秋战国之际时代观念的剧变。

原本“委质为臣”，就有从一而终、至死不渝的义务，而在豫让这里，“委质”只是一个形式，一个手续而已，真正的约束力并不来自于这个形式或手续本身，而是来自主君的态度。

这就意味着，战国时期君臣之间隐隐然呈现出了对等关系，君主不能再用空泛的身份义务来要求臣子了。在身份社会里，你是什么身份，就有相应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当身份社会瓦解，规则就变成了：你受到怎样的对待，就该怎样回报。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君主对臣子不尊重，那么臣子是不是可以背叛，甚至造反呢？

在战国时代，这种价值观真的可以成立。

人的个体意识、自尊意识，还有对实现个人价值的渴望都在突飞猛进，君臣关系逐渐变成了双向选择，“合则留，不合则去”。

所以在《战国策》的版本里，豫让还留下了一句经典名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观念的变化，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稳定的宗法社会里，一个人的身份会跟随人一辈子，跨界和跳槽都是难以想像的事情。而随着礼崩乐坏，宗法结构逐渐溃烂，竞争日趋白热化，人才变得越来越抢手。这就意味着，在人才市场上，供求关系逆转了，人才掌握了更大的议价权。在社会关系上，人的价值和商品价格一样，取决于，且仅仅取决于供求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出现了《孟子》的一段名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再看一段《史记·刺客列传》有载，却被《资治通鉴》删掉的内容：赵无恤第二次抓到了豫让之后，一边流泪一边叹气说：“豫先生，您的名声已经打下来了，我放过了您一次，不能再放第二次了。”豫让很镇定，提出了一个有点过分的要求，希望赵无恤能把衣服脱下来给自己砍几剑，好让自己有个心理安慰。等拿到赵无恤的衣服，豫让的动作一点都不敷衍，原文是“拔剑三跃而击之”，架势拉满，戏份做足，然后伏剑自杀。

唐朝学者司马贞写过一部《史记索隐》，援引《战国策》，说豫让在“拔剑三跃而击之”的时候，把赵无恤的衣服砍出了血，赵无恤掉转车头，想要原路返回，车轮还没转满一圈，就突然死掉了。司马迁不愿意记载这些怪诞的内容，所以删掉了衣服出血的事。

其实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战国策》里边并没有这句话，可见在唐朝以后被人删了。前边讲过，和《资治通鉴》相比，《史记》充满了怪力乱神，但这回我们发现，司马迁在他自己的时代里已经算是一个迷信程度很低的人了。时代越晚近，知识阶层当中的无神论倾向就越重。

但有意思的是，后人更喜欢的不仅是“拔剑三跃而击之”的桥段，还会对衣服出血的桥段津津乐道，毕竟戏剧性的场面，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和悲剧之美最容易激荡人心，客观的真实总会让位给情感的真实。

即便到了事件的最后，关于豫让之死，《资治通鉴》也显得过于轻描淡写了，很像是存心想要弱化豫让的形象似的。《史记》和《战国策》明明都说豫让最后伏剑而死，是自杀，《资治通鉴》却说的是在桥下抓到豫让之后，“遂杀之”，没什么废话，直接把他杀了。

《吕氏春秋》并没有记载豫让之死的详细经过，却可以使我们相信，自杀才是最合情合理的结局：

话说赵无恤乘车过桥，马忽然不肯往前走了，赵无恤怀疑桥下藏了人，派家臣青荓下去探查。

豫让看到青荓，认识，是朋友，就对他说：“你快走，我有大事要办”。

青荓答道：“我跟你是多年的好朋友，我如果上去向主君如实汇报，那就有违交友之道，太不够朋友了，但我如果装聋作哑，那就有失为臣之道，对不起主君。真是左右为难啊，我该怎么办呢？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死了。”就这样，青荓“乃退而自杀”。（《吕氏春秋·序意》）

一个人可以这样就自杀了，听上去实在不可思议，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自杀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在道义上面临两难选择的时候，自杀是一个经典解决方案。

至于豫让，既然已经对智瑶尽了心，尽了力，也感受到了赵无恤的仁至义尽，除了自杀，也没有其他路可选了。

我们当然很容易质问豫让和青荓：“你们还有没有一点家庭责任感？就算你们是古代人，至少也该讲讲孝道吧，考虑一下父母的心情，还有，你们有没有生儿子，如果还没有的话，这不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如果再加入这些条件的话，道德天平就变得复杂多了：活也不行，死也不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委质为臣”的仪式就已经基本排除了孝道问题，家臣的人身所有权发生了转移，不再属于自己，也不再属于父母和家庭，而仅仅属于主君。

所以青荓其实不必那么为难，因为对主君的义务高于对朋友的义务，对朋友的“义”应该让位给对主君的“忠”。当然，这种感情不自然，也容易招人讨厌。但是，还有一个因素确实应该考虑进去，那就是荣誉感。

对于青荓而言，虽然对主君的义务高于对朋友的义务，而背叛朋友却会给自己带来名誉上的污点。“委质为臣”只是把个人性命交给了主君，却不应该把荣誉感同样让渡出去。

可畏的主君啊，我献身在您的脚下，我的生命唯君命是从，我的耻辱则不然，抛弃生命是我的义务，即便死去，不得把在墓前永生的我的芳名提供给阴暗的不名誉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