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豹的故事

西门豹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制止了邺城这个地方河伯娶媳妇的陋习，今天的初中语文课本有《西门豹治邺》这篇课文，所以这个人物你肯定不陌生。

西门这个复姓，原本是“氏”。因为世代定居在城西门，所以用居住地为氏，同理还有北门、东门、南门，还有东郭先生的东郭。

在我看来，西门豹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他有着超高的行政本领，不但能够顺利完成主君交代的任务，还能造福当代，功在千秋。这也难怪有学者认为西门豹的事迹应该写进《史记》的“循吏列传”，而不是“滑稽列传”。但是，之所以写进“滑稽列传”，自有它的道理，因为西门豹太有性格，从来不走寻常路。但在《资治通鉴》里边，他完全没有戏份。

河伯娶妇的故事，出自《史记·滑稽列传》。滑稽的滑有 huá 和 gǔ 两个读音，这里到底该怎么读，古代学者各执一词，各有各的道理。我就不做考辨了，按照现代汉语，读 huá。

司马迁写《滑稽列传》，只写了 3 个人物，后来西汉一位叫褚少孙的博士替他补写了 6 个人物，河伯娶妇的故事就是褚少孙补写出来的。具体内容，但凡读完初中的同学都很了解，我就不再细讲了，只谈几个重点。

魏文侯时代的邺城，大约就在今天的河北临漳。临漳，顾名思义，临近漳水，所以难免会发生水灾。古人把自然灾害的成因理解为神灵作祟，这些古老的神灵毫无道德感，只要看人类不顺眼就会降下灾难。

从这个意义上看，佛教进入中国就意味着传统的神秘主义心态开始有了道德意识——大家如果害怕水灾，去龙王庙烧香上供的时候，会认为龙王要对水灾负责，一旦灾害不除，人们还会拿鞭子打龙王一顿，但如果去求佛祖保佑，谁都不会认为水灾是佛祖作祟的结果，灾害不除的话也没人会鞭打佛像。邺城人民相信，正是河神的兴风作浪，才有了漳水的泛滥。他们尊称河神为河伯，每年都要挑选美女扔进河里，嫁给河伯，希望河伯开心。凡是惹不起的就搞和亲，这种思路并不是从汉朝才有的。

如果邺城人民对信仰是真诚的，那么跟河伯和亲的人家显然会收获莫大的荣耀。

我们可以参考 1880 年代，丹麦青年海尔莫斯在巴厘岛的见闻：当时正在举行一位酋长的葬礼，巴厘岛盛况空前，热闹和喜庆的场面就像中国人过春节一样。

所有人最期待的节目，就是那位酋长的三名妃子纵身跳进火海，给酋长大人殉葬。三名妃子在亲友的簇拥下奋不顾身，那些亲友也许比任何人都开心，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死者进入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那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种情景会给那些来自文明世界的人们抛出一个道德难题：该不该用强制手段禁绝这种残酷的风俗呢？

西门豹倒是没有什么道德负担，因为邺城人民的信仰过于不真诚了。

神职人员和政府官员每年都从河伯娶妇的事情上大捞一笔，当地百姓只要家里有漂亮女儿的，都想办法搬家，甚至移民。所以邺城的人口外流情况相当严重，税赋也收不上多少。

魏文侯想要的不外乎两点：一是人口，二是税收。这两点，就是西门豹的管理目标。

我们还需要留意的是西门豹的身份：邺令。

这就意味着，邺城归魏文侯直辖，并没有拿去分封，西门豹只是魏文侯的雇员，而不是邺城的领主，政绩不好的话，是会被撤职查办的。

要想搞好邺城的政绩，很明显，必须破除河伯娶妇的风俗。于是，西门豹假装相信河伯，趁着河伯娶妇的时候，把神职人员和公职人员接二连三地扔进河里，彻底消灭了改革阻碍。

除弊就是兴利，从此之后，邺城不再人口外流，也没人能借河伯娶妇的事情来搞贪污腐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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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城正好就有一桩关乎长远利益的大事：挖运河。

前边讲过，邺城临近漳水，如果能够开凿运河，把漳水引过来灌溉民田，每年的粮食产量大约可以翻倍。

我们不难想像，假如有一条现成的运河，邺城人民一定都很满意，年年坐享其成，不亦乐乎。但如果要他们自己出人出力，凭空挖一条运河出来，那就没人愿意了。

这倒不能完全怪他们傻，因为古代的水利工程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我们今天说起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都江堰，甚至智瑶水淹晋阳的军事创举，都是典范，会感觉古人搞水利很厉害，但这其实属于幸存者偏差，失败的工程都被历史淘汰了。

事实上，水利工程失败的概率很高。何况，谁也没听说西门豹有过治水的成功经验，只看见他往河里接二连三地淹死人了。而要完成这么一件不太靠谱的工程，还特别的耗时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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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内储说上》，主题叫作“七术”，列举了领导控制下属的 7 种权术，其中第 6 种叫作“挟智”，意思是明知故问，揣着明白装糊涂，例证之一就是西门豹治理邺城时候的管理技术：西门豹谎称自己丢了一个车轴上的小插销，派下属去找。

东西本来就没丢，下属当然找不到。西门豹又派了一批人去找，这回还真的在一家人的房间里找到了。通过这个方法，西门豹摸清了手下哪些人老实，哪些人不老实。

《淮南子·人间训》也有西门豹的一段故事。你应该还记得“人间训”的主题，讲的是祸福不定的道理，塞翁失马的故事就出自这一篇。“人间训”为了说明有时候有罪却被嘉奖，有功却被处罚的道理，拿西门豹治理邺城的事情举例：

经过西门豹的一番精心治理之后，邺城的粮仓里边没有存粮，钱库里边没有钱币，武库里边没有兵器，官府里边没有账本。有人向魏文侯举报了西门豹，魏文侯亲临邺城视察，发现举报内容完全属实。

魏文侯质问西门豹：“翟璜推荐你治理邺城，难道你就是这么治理的吗？如果你给不出合适的理由，我就要对你严加查办了。”西门豹说出一番掷地有声的名言：“臣闻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库。”“王”是统治水平的最高级别，能使天下归心，才能称王，周文王和周武王就属于这个级别。“霸”并不是只讲拳头不讲理的意思，而是低于“王”的统治级别，虽然不能使天下归心，但至少可以富国强兵，号令群雄，为天下主持正义，“春秋五霸”就属于这个级别。

西门豹的意思是，“王”的统治特点是藏富于民，“霸”的统治特点是有尚武精神，能让国民善战，只有亡国之君才会想方设法搜刮财富，让府库充实。

西门豹接着对魏文侯说：“您是要走王霸之路的，所以我才会让粮食、武器、钱财都储藏在民间。只要您有需要，随时都可以调用。您要是不信，请让我登上城头击鼓。只要鼓声一响，您想要的东西马上就来。”西门豹果然登城击鼓。第一通鼓声响起，邺城百姓纷纷顶盔掼甲，带着武器走出家门。第二通鼓声响起，又有不少邺城百姓要么背着粮食，要么用车子载着粮食，纷纷汇聚过来。

魏文侯大概看呆了，对西门豹说：“我明白了，你厉害，那就让大家散了吧。”没想到西门豹还有一手，他对魏文侯说：“邺城百姓对我的这种信任度可不是一朝一夕培养出来的，如果喊了一次‘狼来了’，骗了他们，以后就再也别想调动他们了。我看咱们不如搂草打兔子，反正燕国欺负过我们，夺走了我们 8座城邑，您就让我做总指挥，带着这帮人去攻打燕国，收复失地好了。”果然，西门豹一战功成，收复所有失地之后才返回邺城。

这个故事未必完全属实，但西门豹的行政风格大约真是这样，所以流传下来一个说法，叫作“三不欺”。“三不欺”涉及三个人，三种管理风格。

第一，郑国宰相子产，既有一颗仁爱的心，又有一个聪明的头脑，所以别人对他“不能欺”，骗不到他；

第二，孔子的弟子宓（fú）子贱，治理单父（今天的山东单县），三年间尽在办公室里弹琴，单父人民爱戴他，对他“不忍欺”，不忍心骗他；

第三就是西门豹，治理邺城，严刑峻法，别人对他“不敢欺”，生怕被他治罪。在这三个人物里边，子产不但被《左传》给了浓墨重彩的描写，还被孔子变着花样地夸，说他是个“惠人”，意思是“给人民施加恩惠的人”。（《论语·宪问》）

孔子还说子产是“古之遗爱”，是说这种满怀爱心的统治者在当代绝无仅有，再要找就只能到古代传说里去找了。（《左传·昭公二十年》）

因为有了孔子的评价，后来的儒家学者总会过度强调子产身上的“惠”和“爱”的一面，其实子产很注重制度建设，他的“惠”和“爱”既有礼制基础，也有法治基础。他还搞过成文法，很难理解坚定反对成文法的孔子竟然没有批评他。

近年出土的清华简就有一部书叫《子产》，大约成书在战国中晚期，和孟子同时代，书里记载着子产的政治、经济、法律思想，显然子产绝不是只靠爱心走天下的。

至于宓子贱，他的风格显然让人很想不通。这不就是怠政吗？怎么反而境界最高？

原因是，宓子贱当然不是真的只弹琴，不做事，只不过他既有抓大放小的意识，又有防患于未然的手段。“掣肘”这个词就是从宓子贱来的，他在刚刚上任的时候就施展妙计，让国君给他充分放权，绝不掣肘。真正施政的时候，他既能寻师访友，得到高人的帮助，还很会用人，具体事情都由具体人去办，自己只管人，不管事。最有儒家风范的是，他还能春风化雨，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感染单父人民。（《吕氏春秋·具备》，《韩诗外传》卷八）

每一种“不欺”都对应着管理学上的一种技术取向。古人有过总结：管理者“任德”，以德治国，收获的就是“不忍欺”；“任察”，明察秋毫，收获的就是“不能欺”；“任刑”，严刑峻法，收获的就是“不敢欺”。

在传统的评价体系里，境界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不忍欺、不能欺、不敢欺。相应地，管理风格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任德、任察、任刑。

之所以任刑排在最后，并不是因为它的效果差，而是因为它的连带效果很糟糕。

任何一种目标导向型的政策，都难免会引发一些始料未及的连带效果，经济学称之为外部性。连带效果有好有坏，或者说外部性有正有负。

魏文帝曹丕曾经和几位大臣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一个结论是：任察和任刑都会导致孔子所谓“民免而无耻”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人都没有道德感，没有自律意识，没有羞耻心，只是迫于压力才不得不守规矩，但即便在守规矩的时候，还是会心存侥幸，希望能靠一点小聪明既把便宜占到，又把刑罚躲掉。（《史记集解·滑稽列传》，《论语·为政》）

在儒家看来，只有以德治国，百姓才能“有耻且格”，也就是有羞耻心，有自律意识。社会风气因此才能越来越好，管理成本因此才会越来越低。

这倒不全是儒家的一厢情愿，因为这个道理在小社会里确实可以成立，只是随着社会规模变大，人口流动性变强，这个道理才会一再被现实打得头破血流。

所以你看，无论如何，司马光作为一代醇儒，既不愿意把社会导向“民免而无耻”的方向，也不相信严刑峻法在大社会里其实是有可能实现“有耻且格”的。他对西门豹的忽略，在儒家立场上完全可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