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科学?
管理学意义上的刑名学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了,体现在岗位描述、关键绩效指标 (KPI) 这些内容上。所以,现代管理学的课程里边显然还有不少刑名学的内容,只是比两千年前的理论框架细致多了。
今天搞管理的人如果看到战国时代的刑名学,一定嗤之以鼻,觉得全是小儿科,但这种小儿科在战国时代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刚刚开始转型,在旧传统下活了大半辈子的人面对变革,难免会有很多困惑和茫然,很容易迈错步子,也很容易被人忽悠。
各种大忽悠直到战国时代都结束了依然很有市场。举一个例子:汉朝的鼎盛时期,东方朔写了一篇《非有先生论》,假托了一位“非有先生”和吴王对话,用意在于劝说汉武帝虚心接受意见。文章很精彩,后来入选了《昭明文选》,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谈何容易。这个词的原意是说:向君主进谏是一件很难的事。
文章说的是,有一位名气很高的非有先生到吴国做官,很受吴王重视,但是,一连 3 年,他竟然什么话都不说,什么事都不做。吴王按捺不住了,当面请教非有先生,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非有先生先是哼哼哈哈,等到吴王急眼了,这才说出一番“谈何容易”的大道理,说得吴王泪流满面,马上整顿朝纲,吴国从此万象更新。
这篇文章完全采取儒家腔调,非有先生一身兼具双重身份,既是吴王的臣子,也是吴王的老师,所以吴王就算对他有什么不满,也要拿出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恭恭敬敬地去问。非有先生相应地摆起老师的谱,非等把吴王折腾够了才说实话。这种事如果让刑名学家来看,他们首先就会批评说:“老师是老师,臣子是臣子,各有各的本分,怎么可以混在一起呢?国家这么搞,当然要乱套。”那该怎么搞呢?首先,“老师”这个身份要被剔除,非有先生既然来吴国做事,拿着吴王给的俸禄,就是吴王的臣子。既然是吴王的臣子,吴王就该循名责实,拿一套 KPI 考核他。这一考核,非有先生别说稳坐 3 年了,3 个月就该被辞退——哪个老板会高薪聘用一名 3 年零业绩的员工呢?更何况非有先生还不是做了事但没有业绩,而是连事都没做,连磨洋工的样子都没有摆一下,堂而皇之地拿干薪,最后还要把责任算在吴王头上。
都到汉朝了还能有这种文章出现,可见刑名之学贯彻起来并不像今天看上去的那么容易。战国时代的刑名学家要在击败许多非有先生之后,才能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刑名学的原则还会体现在管理学之外的很多地方,并且确实会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学校教育里,有相关的课程,最典型的就是科学哲学。当然,搞这门学问的人并没有学过刑名学,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刑名学的原则就是循名责实,简单讲,任何事物叫什么就该是什么,是什么就该表现为什么样。前段时间有一个热点新闻:袁隆平没能入选中科院院士。群情激愤,大家无法理解以袁隆平的贡献怎么可能选不上院士。但如果循名责实,今天多数搞科学哲学的人应该会说:“袁隆平的贡献是技术方面的贡献,而不是科学领域的贡献。”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普通人分不清,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那到底什么是科学呢,其实专业人士往往也分不清,各执一词,争论了两千多年,至今尘埃未定。
到底什么是科学呢?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中国古人,得到的答案会是:科学就是科举之学。如果追问一句:科举是什么意思呢?答案是:因为考试要分科来考,比如你要考明经科还是进士科,内容不一样。所以当西学东渐的时候,日本人借用古汉语的“科学”这个词来翻译英文里的 science,这倒也算合理,因为 science 的一大特征就是学科越分越细,专业性越来越强,所以在分科之学的意义上被称为“科学”。
所谓分科,本质上就是划分界限,哪部分归你,哪部分归我。这个道理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难上加难。早在古希腊,一些医生想把自己这门手艺和巫术划清界限,这不仅在当时看来不容易,在今天看来一样不容易,因为古代医学怎么看怎么都像巫术。
分科的事情还是要由学术权威来搞,于是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研究万事万物,给学科做出了典型性的分类,最有影响力的一大分类就是把科学和形而上学划出了分界。
怎么划界,这貌似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一旦操作起来,总难免和价值评判挂钩,这就很让人头疼了。比如给科学和哲学划界,今天我们重视科学,轻视哲学,觉得划界会由科学一方主导,科学从此不屑与哲学为伍,而在短短几百年前,价值评判要反过来,是哲学不屑与科学为伍。
英语里边,science 这个词早在 14 世纪就出现了,但今天我们心目中的科学在当时不叫 science,而是叫作 natural philosophy,直译过来就是“自然哲学”。研究科学的人不叫科学家,而叫自然哲学家。哲学家这个头衔太高贵了,文科生本着循名责实的刑名精神,觉得搞科研的人不配,不能让他们厚起脸皮以自然哲学家自称。科研人员很识趣,造了一个新词 scientist 用来自称。这已经是 19 世纪了,所以,单词 scientist 比单词 science 的出现足足迟了 5 个世纪。
事情总算稍微清楚了一点,scientist 研究的是 science,而不是 philosophy,但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种问题,如果只是随口一问,谁都能给出斩钉截铁的回答,而一旦刨根究底,就会发现太复杂了,怎么都扯不清楚。于是在英语里边出现了一个新的短语:demarcation problem,直译就是“分界问题”,专门指代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问题。
我们读科学哲学作品的中译本,看到“分界”这个词,很容易把它当成一个日常语汇。如果让我们去想它所对应的英文,想到的会是 dividing line,或者 boundary,怎么都想不到 demarcation 这个极其生僻的词。Demarcation 的重点是人为划定一条分界线,而不是找出一条自然形成的分界线。既然是人为划界,就难免会有主观倾向。但不划界的话,又没法避免混乱。比如科学家研究生命起源问题,宗教家会凑过来发表意见:“《圣经》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生命都是上帝造的。”科学家大概很想回答:“我们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要想各行其是、相安无事的话,就必须解决循名责实的问题,给科学做出精确的岗位描述,再根据岗位描述去做 KPI 考核,从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这份岗位描述实在太难做了,每一张精心撰写的答卷都遭遇了强有力的质疑,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也无法严格定义出到底什么才是科学,也搞不清科学和非科学、伪科学的严格意义上的区别到底何在。如果非要拿出一个标准的话,今天最常用的是卡尔·波普尔给出的分界标准,简单讲:界分一种理论是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标准并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 (falsifiability)。
我们只能说这个分界标准是一个在今天被多数人接受的标准,但严格来说,既不能说它是一个客观标准,也不能说它是知识界的共识,因为还有好几种不同的分界标准强烈质疑着波普尔的结论,更有人认为分界标准完全是主观性的,每个时代里的科学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就是每个时代的分界标准,甚至还有人干脆提出分界标准根本就不存在,科学和哲学、神话、宗教并没有本质区别,或者说它们只有程度上的区别,没有性质上的区别。
这些争论相当复杂和繁琐,我就不展开讲了,总之,循名责实的努力持久而不衰,这背后很可能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归纳和抽象都是以牺牲某种程度的精确性为代价的,注定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彻底的精确性又毫无意义,就像没人需要一份 1:1 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