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学富五车”？

到现在为止，战国几大强国的国家总理已经陆续登场，秦国有公孙鞅，齐国有邹忌，楚国有昭奚恤，韩国有申不害，而这段时间里风头最劲，到处惹事生非的魏国，国家总理又会是怎样一位人物呢？

这位总理，有可能是当时最有学问的学者型官僚，名叫惠施。成语**“学富五车”**原本就是形容他的，原话出自《庄子》：“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说惠施什么都懂，他的藏书可以装满 5 辆车。其实 5 车书不算很多，因为那时候的书是写在竹简上的，一大捆竹简也写不了多少字。但是，惠施并不需要和今天的同学们比，而只需要和同时代里的知识分子去比。

惠施是中国思想史上相当夺目的明星，和他有关的典故很多。按说这样一位大人物在魏国当总理，很值得大书特书一番，但《资治通鉴》竟然只字未提，这是为什么呢？

《吕氏春秋·不屈》

《资治通鉴》不提惠施，原因应该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司马光太依赖《史记》了，《史记》通篇就没提过惠施；第二个原因是，从其他材料判断，惠施做过魏国总理，这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惠施做总理的时间不容易看清楚。也许在桂陵之战以前惠施就已经当上总理了，也许要到魏惠王的后期惠施才登上政治舞台。历代学者做过很多考证，但结论全是推测，谁也拿不出铁证。

《吕氏春秋》有一篇“不屈”，通篇都是惠施的事迹。作为篇章标题的“不屈”，意思并不是“不屈不挠”，而是“伶牙俐齿，嘴上不输”的意思。惠施不仅学问大，而且头脑灵活，逻辑思辨能力很强，口才出众，不管讲正理还是讲歪理，很难有人讲得过他。但问题是，能说会道是一回事，实干能力是另一回事。

惠施的“不屈”到底管不管用呢？

管不管用先放在一边，在“不屈”的记载里，至少魏惠王很快就被惠施折服了，觉得这个人光芒四射，简直就是圣贤啊。国君遇到圣贤，正确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委以重任，请他来当国家总理吗？那就俗了，魏惠王对惠施说的是：“回顾古代，统治者一定是圣贤，圣贤治国才是人间正道。先生您就是圣贤，比我强太多了，所以魏国就交给您了，我让位。”今天看来，魏惠王的觉悟高得有点匪夷所思，不过我们倒也很难断言文章作者夸大其词，因为战国时代真的发生过这种既感人、又荒唐的禅让事件，虽然有的只是演戏，但也有的竟然弄假成真。无论魏惠王是真心还是假意，总之惠施断然推辞，说魏惠王做出禅让的表示，是为世人做表率，而自己拒不接受，同样是为世人做表率，用榜样的力量消弭世人的贪念和纷争。《吕氏春秋》很不客气地点评说：“魏惠王和惠施还真把自己当成尧、舜和许由了，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古代圣贤的本事。后来魏惠王打不过齐国，把身段放得很低去请齐威王手下留情，齐威王根本不待见他。至于惠施，乔装改扮，乘车出逃，险些丢了性命。”

“不屈”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惠施，是一个标标准准的银样镴枪头。但我们会想，他好歹有着上古圣贤的做派吧？结果也没有，“不屈”又讲了匡章和惠施的一次交锋，把惠施糟蹋得更惨。

话说匡章在魏惠王面前说惠施的坏话，拿蝗虫打比方，说惠施一出门，人多的时候浩浩荡荡几百辆车，随从几百人，人少的时候也要几十辆车，随从几十人，不劳动，只会吃白食，和蝗虫有什么区别？

魏惠王倒还讲理，把惠施请来，给他一个自我辩白的机会。

惠施的辩护词非常在理，核心意思是说，不能说只有下地种田才叫劳动，做管理也叫劳动，如果让管理者也去种田，那他就没法做管理了。惠施的核心论点是：“我们绝对不能低估管理的意义，这就好比修筑城墙，有的人忙着夯土，有的人忙着运土，有的人拿着测绘工具检查施工是否合乎要求，我就是那个拿着测绘工具的人啊。”从这段话来看，惠施对自己的定位，正是中国历朝历代对宰相的经典定位。文武百官各司其职，都是具体做事的人，宰相不做具体的事，只管统筹全局。

统筹全局当然是最核心的工作，理所当然享受最高级别的待遇，所以“遍身罗绮者”，注定“不是养蚕人”，“十指不沾泥”，并非就没资格“鳞鳞居大厦”。但问题是，惠施讲起道理来头头是道，搞起管理来也确实一门心思为魏国好，效果却实在一塌糊涂。文章最后总结说：魏惠王在位期间，一共打过 50 场仗，输了 20 场，伤亡不计其数，就连魏惠王的大将、爱子都有被俘虏的。惠施的治国手段，当然变成了天下笑柄。惠施自己也很不好意思，拜托史官在档案上给自己改名字，免得遗臭万年。

改名这件事，原文语焉不详，结合上下文来推测的话，最有可能的结论是：这不是我们常规理解上的改名，而是惠施把自己头上“仲父”这个头衔取消掉了。前边（第 146 讲）讲过，春秋时代，管仲从齐桓公那里先后要来了贵、富、亲 3 件法宝，其中的“亲”，就是被齐桓公尊为“仲父”，相当于“二爸”。

魏惠王拿齐桓公当榜样，请惠施当总理，管惠施叫仲父。但这位仲父实在比不上齐桓公的仲父，执政好多年，搞得自己臊眉耷眼的，没脸当魏惠王的二爸了。

烟视媚行 vs 民之父母

《吕氏春秋·不屈》的最后一段故事，说的是惠施和白圭的从相识到结怨的经过。两个人初次见面，惠施就拿出了自己的绝活儿：说。高谈阔论一番话，弄得白圭哑口无言。等惠施走了，白圭对旁边的人说：“有一家人办喜事，新娘刚进家门，应该烟视媚行。”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烟视媚行”是白圭的原话，后来变成了成语。它的本义是形容女人言谈举止既端庄又羞涩，眼睛不会直愣愣地盯着别人，动作也不会大大咧咧，但后来这个词常常被用来形容风尘女子的媚态了。我们接着看白圭的话：“但这位新娘有点特别，看到有僮仆举着火把，就责备说：‘火太旺了，快把火弄小一点。’进门的时候，发现地面有个小坑，就吩咐下人说： ‘赶紧把这个小坑填上，不然过来过去的人容易崴脚。’这些话当然都是好话，对人都有好处，但新娘不该才进门就说这些话。惠施就和这位新娘一样，才认识我，就这么跟我说话。”白圭的话里有一个细节，虽然和主旨无关，但我也想提醒你注意一下，那就是新娘刚进婆家家门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火把的事？《熊逸书院》的老同学可以回想一下我讲过的传统婚礼的规范流程：婚姻的“婚”原本是黄昏的“昏”，要在黄昏举办，所以需要火把。

话说回来，白圭这番话传到了惠施的耳朵里，惠施哪可能在言语上服输呢，赶紧给自己辩解说：“不是这样的。《诗经》有这么一句：‘恺悌 (kǎi tì) 君子，民之父母。’君子品格高尚，哪怕年轻，但只要有长者之风，就可以成为民之父母。父母教育子女，难道还有等待时机一说吗？拿我和新娘相提并论，这叫类比不当，人家《诗经》里边可从没说过‘恺悌新娘’啊。”惠施的意思是：白圭就算拿我打比方，也该把我比作父母，那么我教育白圭，就像父母教育儿女，只要想教育，随时都可以教育。《吕氏春秋》最后有一个评语，说惠施一开始对白圭就很过分了，后来竟然以白圭的父母自居，就过分得太不像话了。

市丘之鼎

白圭在魏惠王面前诋毁惠施说：“市丘之鼎怎么看怎么美，但如果拿它来炖鸡，多加汤的话味道就会太淡，没法吃，少加汤的话就容易把鸡烧得外焦里生，也没法吃。这种大鼎，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惠施说的话，就像市丘之鼎一样。”白圭所谓市丘之鼎，指的是市丘这个地方生产的鼎。市丘也许你还有印象，孙膑和田忌围魏救赵的时候，孙膑建议田忌佯攻平陵，说如果我军进攻平陵的话，南边有宋国，北边有卫国，还有大梁北边的市丘挡路，我军的粮道很容易被敌军截断。

市丘很可能是当时韩国的一处重镇，位置大约在今天的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

这个地方在历史上知名，主要是因为曹操和袁绍打的那场官渡之战：曹操带领一支精兵奇袭乌巢，烧掉了袁绍的粮仓，一战扭转了官渡战局。乌巢和市丘基本就在同一个地方。

战国已经从青铜时代步入了黑铁时代，铁器冶炼技术突飞猛进，所以农具和武器的水准都提高了不少，但青铜器并没有被取代，相反，青铜冶炼技术还在不断进步。韩国是冶炼能力很强的国家，我们虽然不知道市丘到底是不是一个青铜器冶炼重镇，至少可以从白圭的话里推断，这个市丘之鼎又大又漂亮，可以代表当时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

市丘之鼎显然属于礼器，搞祭祀的时候才会用到，不会有人真的拿它做饭，所以白圭的质疑从一开始就没有抓到要害。退一步说，仅仅从实用性出发，这么大的一个鼎，确实太不方便做饭了，但惠施说：“假如三军将士该吃饭了，正好旁边有市丘之鼎，那就太方便了，只要找一个大蒸笼放在鼎上，蒸出来的饭完全能够喂饱一支军队。这种情况下，再也找不到比市丘之鼎更合适的炊具了。”

《吕氏春秋》最后还有一段评论，说白圭太不把魏惠王放在眼里了——如果惠施说话真的都是假大空的话，魏惠王还能一直把他当仲父来尊重吗？

上面这场交锋特别有《庄子》风格，只不过惠施扮演了庄子的角色，讲述“无用之用”的哲学：凡夫俗子眼里没用的，正是高人眼里有大用的。

至于白圭，虽然既词穷又理屈，但只要我们还原到当时的环境，就会发现在白圭的错误里边其实充满了正确的因子，和公孙鞅对“循名责实”的强调如出一辙，只不过白圭吃了嘴笨的亏，还非要把一个管理学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而当时的天下四方，探讨哲学问题能和惠施有一拼的，大概也就只有庄子了。

我们如果可以把白圭的心里话翻译出来，应该可以这么说：“惠施这个人夸夸其谈确实有一套，很能让人着迷，但他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必须通过实际工作加以考察。听其言，观其行，只要他能做到他说的那些，还能做得像说的一样漂亮，那我才承认他有本事。可是像现在这样，这小子光说不练，这不就是天桥把式么。”

之所以刑名学家那套理论能够在战国时代独树一帜，正是因为在那个争夺人才的国际大环境里，诸侯们还是很容易凭着本能、直觉来辨别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而各国人才周游列国谋出路、求发展，不但要努力在国君面前迅速赢得好感，还要具备三言两语之间就能把竞争对手斩于马下的本领，这就使得那些形象气质出众，口才绝佳的人最有机会捕获大国诸侯的芳心。公孙鞅的上位也是凭着口才，只不过他的能力真能配得上他的口才。假如当初去见秦孝公的不是公孙鞅，而是惠施的话，惠施更有能力让秦孝公对自己一见倾心，委以重任，只是得到重任之后很可能无法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