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深莫测的重要性

“挟智”

这个对策，叫作“挟智”，意思是明知故问，揣着明白装糊涂。之所以要这样搞，是为了在自己无法掌控的信息海洋里，抓住极少数自己知道的信息作为杠杆，去撬动大多数自己不知道的信息。今天我们对这种策略再熟悉不过，从小到大经历过的各种考试，本质上都属于“挟智”。

话说韩昭侯派人到县境秘密视察，使者回来以后，说没看到什么值得汇报的情况。韩昭侯说：“你多少总该看到一点什么吧？”使者搜肠刮肚，终于讲出了一个实在不值一提的见闻：县城南门外，有一只黄色的小牛犊在吃道路左边的禾苗。

韩昭侯马上叮嘱使者，刚才这番对话必须严格保密，对谁都不能讲，然后下令：“现在正是禾苗成长的时间，我们韩国早有禁令，严禁牛马进入农田偷吃，但官吏执法不严，导致牛马毁坏了很多庄稼。有关部门赶紧把牛马毁坏庄稼的事情统计上报，谁查不清楚就重罚谁。”政令一出，统计报告很快就递交上来，韩昭侯发现哪一份报告都没提南门牛犊的事情，于是下达第二道命令：“你们的统计有遗漏，再查。”官员们又去复查，果然发现漏报。这样一来，大家都相信韩昭侯明察秋毫，从此人人惴惴不安，不敢胡作非为。（《韩非子·内储说上》）

在《韩非子》给“挟智”列举的事例当中，有一则西门豹的故事是前边已经讲过的，你也许还有印象：西门豹谎称自己丢了一个车轴上的小插销，派下属去找。东西本来就没丢，下属当然找不到。西门豹又派了一批人去找，这回还真的在一家人的房间里找到了。通过这个方法，西门豹摸清了手下哪些人老实，哪些人不老实。

后人给管理风格归纳出所谓“三不欺”，西门豹这种属于“不敢欺”，韩昭侯显然也在走这条路，但这好像就和申不害的“无为”理论矛盾了。申不害不是说过吗：君主如果显得太明察，人们就会防备他。

申不害的术，分寸很难拿捏，但大体来说，法和术有一个核心区别：法是公开的，术是隐秘的。法需要的是深入普及，搞得尽人皆知，成为全国人民不言而喻的常识，术需要的是君主一个人秘密掌握，用来驾驭群臣。

可以说法是阳谋，术是阴谋。

阳谋不但要标准公开，还要程序公开，一切赏罚都摆在阳光下，赏罚的结果任谁都挑不出毛病；阴谋不能让别人看出标准，更不存在公开的程序，君主的意图、偏好等等绝对要向臣下保密，所以臣下既不知道该怎么蒙骗君主，也不知道该怎么徇私舞弊、偷奸耍滑而不被君主发现，于是只能老老实实地尽职尽责，而君主根据臣下的能力和业绩来决定赏罚，如何决定必须由君主自行判断，这就是申不害理论里的“独断”。

今天我们把“独断专行”当成贬义词来用，其实非但“独断”是申不害的重要命题之一，“独断”之后自然要“专行”，而且就算“独断”和“专行”连缀起来，变成“独断专行”，这个词曾经也是褒义。晚清光绪年间的练兵规范里边就有一条要求考核士兵“尊奉官长命令能否各具独断专行之妙”。（《大清光绪新法令·校阅时实施事宜·第十一条》）

那么新问题来了：韩昭侯如果学会了独断，申不害岂不是没有存在感了？事实上，作为国家总理的申不害确实很缺乏存在感，但这应该是他自愿做出的牺牲。对比一下公孙鞅，公孙鞅在秦国的各种努力都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因为秦孝公想要完成这个目标，所以公孙鞅帮他来完成这个目标，至于秦孝公本人的权力、地位、安危，都不是公孙鞅主要操心的事情，而申不害在韩国，富国强兵也好，国泰民安也好，就算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至少也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大事是韩昭侯本人的权力、地位、安危。这样看来，即便申不害都做到国家总理这种高级职位了，依然保持着“贱臣”思维。

《申子》与《群书治要》

申不害专门论述过：在一个一夫多妻的家庭里边，如果一个女人得到专宠，这个家就要破败，国家也是一样，如果一名大臣得到专宠，这个国家也会破败。所以国君操纵臣子，应该像车轴操纵辐条一样，所有辐条都同等地围着车轴转。试想一下，国君之所以经常修筑城池，深沟高垒，不就是为了防范盗贼和外国入侵么，而如今这么多弑君篡位的事情，难道都是敌军攻克防御工事冲进来造成的吗，还不尽是身边的人干的。这完全不难理解，即便是天下第一的武士全副武装，带着金银财宝走夜路，盗贼都免不了觊觎，更何况国君论体格无非就是普通人，掌握的宝物更比金银财宝珍贵无数倍，要想守得住，必须下大功夫才行。

申不害的这些意见，一定最容易打动君主的心。但是，申不害的著作《申子》二篇在宋朝很可能就已经看不到了，元明以后彻底失传。幸好唐朝初年，魏征主持编修《群书治要》，这可以算是一部文摘体的《资治通鉴》，从 68 种古籍当中摘录了不少具有“资治”意义的内容，编为 50 卷。这部书在南宋以后就消失了，到了清朝嘉庆年间，意外地从日本传了回来。这一类书，在日本被称为“佚存书”。“佚”指的是在中国找不到了，“存”指的是在日本还保存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群书治要》摘录的 68 部古籍当中，有 15 部今天只有辑佚本，《申子》就是其中之一。《群书治要》摘录了《申子》的一篇“大体”，虽然是节录，但已经算是保存得相当完整了，不是辑佚本能比的。刚刚那一段申不害的观点，就是从《群书治要》来的。

《群书治要》摘录的《申子》，最后有一个经典命题，原话是：“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用镜子和天平作比喻，镜子只要打磨得足够光洁，那么只要静止不动，“无为”，美和丑都会在它面前自行显现。

天平只要配重均衡，那么同样只需要“无为”，什么都不用做，物体的轻重在它那里同样自行显现。君主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当成镜子和天平。

这两个比喻，尤其是镜子的比喻，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不论道家、佛家、儒家，又不论每一家当中的某一宗派，都喜欢用镜子来形容某种修养。大体上说，人的主观偏好越少，欲望越弱，心就越像明镜，不但可以准确地感知外部世界，而且当外来的事物离开之后，这个事物留在心中的影像也会随之离开，就像照镜子的人走了，镜子里的影像也就随之消失了一样。用《韩非子》的话说，这叫“去好去恶，群臣见素”，君主只要不暴露出自己的爱憎，群臣就会显露出本来面目，谁是什么样都被君主看得一清二楚，这样一来，君主当然就不会受到蒙蔽了。《三国演义》里边，刘备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禀赋就会是申不害和韩非特别推崇的。

这样讲可能还是有点让人费解，我来举一个相反的例子：秦孝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