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侯靠《诗经》上位

乐羊攻克中山国后，魏文侯把这块新地盘分封给了魏击，也就是后来的魏武侯。为此一个叫任座的大臣还当面批评过魏文侯，说仁君应该把地盘优先分封给兄弟，而不是分封给儿子。

但任座并没有抓到重点，因为根据传统，魏击作为魏文侯的嫡长子，是魏文侯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必须留在父亲身边等待接班，只有其他儿子才可以被分封到朝廷以外。

可见礼崩乐坏的时间已经太久，就连守旧派也搞不清到底该守哪个旧了。虽然魏文侯后来在翟璜的劝说下，认识到自己不该对任座发火，但毕竟还是把魏击分封到了中山。中山相当于魏国的一块飞地，中间隔着赵国。这样的分封，释放出了一个不算很隐晦的政治讯号，让大家知道，魏击的继承权马上就要被剥夺了。

所以魏击这一走，从此和父亲，和朝廷，山遥水远，眼见得自己越来越被疏远，失去了继位的希望。

魏击该怎样夺回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我会用两讲的篇幅，借这件事带你看看当时贵族世界的社交礼仪和文学应用，并且从司马光没讲的这些内容里，谈谈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候的一种隐含态度。

我们需要借助两部书：《说苑》和《韩诗外传》。

赵仓唐的出场

《说苑》和《韩诗外传》都是汉朝的书。

《说苑》，书名可以翻译成“有政治教育意义的，充满正能量的历史故事汇编”，编者刘向是汉朝的宗室子弟，把皇帝当成目标读者，但显然没起到作用，因为王莽很快就成功篡位了。

《韩诗外传》，书名可以翻译成“韩婴学派的《诗经》讲义番外篇”，和它配套的原本还有一部《韩诗内传》，到宋朝就失传了。韩婴是西汉中叶的人，在汉文帝时代做过博士官。汉朝传授《诗经》的有三大官方学派，韩婴学派就是其中之一。

《说苑》和《韩诗外传》都记载有魏击到了中山之后的经历，两个版本的内容基本一致，只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也许它们有同样的史料来源，也许刘向抄了韩婴。接下来我会忽略它们在细节上的分歧，结合这两个版本谈谈事情的经过。

话说魏击来到中山国，一连 3 年，朝廷就没有派来过一名使者。魏击身边有一位家臣，名叫赵仓唐，拿孝道来劝说魏击：“父亲可以忘记儿子，但儿子不该忘记父亲。就算您父亲不派人来，您也应该派人去啊。”这话说到了魏击的心坎上。魏击回答说：“我早就想派人去啊，只是一直没物色到合适的人选。”赵仓唐说：“我愿意去。您只要告诉我，您父亲都喜欢什么。”魏击说：“他老人家爱吃野鸭子，还喜欢北方血统的猎犬。”就这样，赵仓唐带着鸭子，牵着狗，给魏文侯送礼去了。在求见的时候，赵仓唐说话特别客气。

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

这段话直译过来就是：“我是您小老婆生的孩子魏击派来的使者，不配在朝廷上当着大臣们的面被您接见，请允许我在您休息的时候，把鸭子送到您的厨房，把狗送给您的保洁员。”这是上流社会标准的客气话，如果你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就会习以为常，不觉得这种自贬有什么过分的。就像今天还有少数社交场合会用到“犬子”、“贱内”这些谦称，谁也不会从字面理解成“狗儿子”、“家里那个贱货”。

赵仓唐的话很得体，送的礼物也算投魏文侯之所好。魏文侯很高兴，召见赵仓唐，问道：“击还好吧？”赵仓唐的回答，原文是“唯唯”。这话没法翻译，因为它不表达任何意思，仅仅表示“听到了”，大约相当于“嗯嗯”。

上流社会的语言规范，有所谓“必慎唯诺”，在应声的时候，“唯”和“诺”虽然都可以表示“听到了”，或者“OK”，但什么场合用“唯”，什么场合用“诺”，都有严格的规范。

当赵仓唐自告奋勇，要给魏击当使者去见魏文侯的时候，魏击的答复是“诺”。“诺”的音量高，“唯”的音量低，两个人如果身份相当，或者某甲的身份高于某乙，可以用“诺”，相反的情况下就只能用“唯”。如果一个人只会应声，从不发表意见，那就是“唯唯诺诺”。

以诗歌为武器

魏文侯的身份比赵仓唐高得多，所以赵仓唐的应声就是“唯唯”，但是，对于魏文侯的问题，赵仓唐只应声，并不正面回答。不论魏文侯把问题重复几遍，赵仓唐只是一个劲地“唯唯”。

魏文侯大概着急了，问道：“你怎么就不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呢？”赵仓唐当然有一番道理：“您已经把太子分封为中山国君了，如果还直呼他的名字，就不合礼数了。所以您那么问的时候，我才不敢回答。”魏文侯赶紧改口：“中山之君还好吗？”赵仓唐这才回答说：“我出发的时候，他行了很正式的送行礼仪。”言下之意是：他好好的，活蹦乱跳的。

魏文侯又指了指身边的人，继续问道：“中山之君又长高了没有？你看看和这里哪个人差不多高？”赵仓唐答道：“按照礼数，只有身份相当的人才能比量身高。”赵仓唐的原话是“拟人必于其伦”，这是很重要的社交礼仪。

《红楼梦》有一个桥段，史湘云心直口快地说出来一个唱戏的孩子长得像林黛玉，慌得贾宝玉连忙使眼色。这种礼仪规范的根源，就是人在心理上的认知一致性：凡是我爱的，一定方方面面都好；凡是我恨的，一定方方面面都坏。一分为二地看问题需要调动强悍的理性，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魏文侯没能“拟人必于其伦”，这倒很自然，毕竟在他心里，魏击只是自己的孩子。但赵仓唐处处严守礼数。魏文侯也只能检讨自己的失言，赶紧改口：“那就和我比吧。”如果赵仓唐真的拿魏击和魏文侯比身高，那就太直接了。贵族礼仪有一个普世法则，那就是避免直截了当，必须多绕弯子。所以赵仓唐答道：“您赐给他的衣服都很合身，您赐给他的腰带也不必调整尺寸。”这就把高矮和胖瘦一起讲清楚了。

魏文侯继续问道：“你的国君在学什么功课吗？”赵仓唐答道：“在学诗。”魏文侯问：“他喜欢哪些诗呢？”重点来了，赵仓唐答道：“他最喜欢《晨风》和《黍离》这两首诗。”魏文侯看来很有文化素养，听赵仓唐一讲，就吟诵起了《晨风》的内容：“鴥 (yù) 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这首诗是秦国的诗，题目里的“晨风”并不是早晨的风，而是一种鸟的名字。

诗人从晨风鸟起兴，感叹自己见不到想见的人，心里很难受，责怪对方竟然想不起自己。

好像不太对啊！魏文侯吟诵到这里，显然感到话里有话，问赵仓唐：“你家国君是不是埋怨我，嫌我把他忘在外面了？”赵仓唐提到这首诗，显然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但话还是不能明说，所以赵仓唐很合礼数地睁眼说瞎话：“怎么敢埋怨您呢，我家国君只是时常记挂您罢了。”好吧，这话就先当真的听，魏文侯放下《晨风》，开始吟诵那首《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几句诗已经用不着翻译了，你也肯定能体会得到魏文侯的感受。果然，魏文侯说：“你们国君这不明摆着就是在埋怨我嘛！”

魏文侯密码

按说赵仓唐这次没法再做托辞了，如果可以吐露心声的话，应该会说：“当然啊，他难道不应该埋怨你吗？有你这样当爹的吗？有你这样当国君的吗？”但是，赵仓唐还是客客气气地说：“怎么敢埋怨您呢，我家国君只是时常记挂您罢了。”如果说魏文侯吟诵《晨风》的时候，赵仓唐这样解释，勉强可以打消魏文侯的疑虑，但当魏文侯吟诵了《黍离》，魏击的怨念就已经板上钉钉了。

赵仓唐等于直言不讳地告诉魏文侯：“你儿子恨你，天天都恨。”意思不但传达到了，而且是以明白无误的形式传达到了，但说出来的话还是得含蓄、委婉、遮遮掩掩。这也算是一种指鹿为马：彼此心知肚明站在面前的是一匹马，也同样对对方的心知肚明心知肚明，但话还是要客客气气地说这是鹿，不撕破脸。

魏文侯心里有了数，什么话也没多说，只是准备了一些衣服赐给魏击，让赵仓唐带回去。蹊跷的是，魏文侯对赵仓唐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这些衣服必须在清早鸡叫的时候送到魏击的手里。

赵仓唐带着一肚子的莫名其妙回到中山国，准时准点地把衣服交给魏击。这毕竟是来自魏文侯的赏赐，魏击先要答拜，完成必要的礼仪，然后打开箱子一看，衣服全都乱套了。

如果是我们普通人站在魏击的位置上，八成要骂赵仓唐保管不善，竟然对魏文侯的赏赐一点都不恭敬。但魏击的反应很异常，立刻安排车马，说父亲在召见自己。

赵仓唐一头雾水，对魏击说：“我回来的时候，可没接到召见您的命令啊。”魏击说：“父亲叮嘱你必须在早晨鸡叫的时候把衣服送到，这是有深意的。不是有这样几句诗吗：‘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这些颠三倒四的衣服，就是要召见我的讯号。”魏击说的这首诗，是齐国的诗，题目叫作《东方未明》，内容说的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忙于公务，整天早出晚归，天还没亮就要起床准备上班，因为太匆忙，连衣服都搞得颠三倒四的。为什么会这么匆忙呢，因为“自公召之”，领导召见自己。

魏击准确解读出魏文侯密码，当即出发，赶赴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恢复了魏击的太子身份，转而把魏击的弟弟魏挚派去中山国，代替魏击。魏挚大概很不愉快，因为原先把魏击分封到中山国，自己是最有希望成为太子的。

魏击如愿以偿，又开始吟诗了：“凤皇于飞，翙翙 (huì) 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这首诗的题目叫作《卷阿》，主题是周天子出游，诗人写诗歌颂，不断变换角度吹牛拍马。

魏击吟咏的这几句，原始涵义是把被群臣簇拥的周天子比喻成被百鸟环绕的凤凰，所有的贤人都衷心爱戴周天子，甘心被周天子差遣。魏击应该是在宴会上吟咏这几句诗的，歌颂一下父亲魏文侯，也向朝廷里的群臣示好，诗句显得特别贴切、应景。

这件事前前后后涉及的所有诗歌，我们在《诗经》里边都能读到。

但今天我们读《诗经》，是把它当成文学作品来欣赏的，而先秦贵族运用这些诗歌，是把它们当成优雅、含蓄的社交语言。所以孔子才讲“不学诗，无以言”，如果不能把这些诗篇背得滚瓜烂熟，不能把这些诗篇活学活用的话，就很难融进上流社会的社交圈。

赵仓唐就是一个很会活学活用的典范。如果他没有这份诗学功力的话，在魏文侯面前用白话表达《晨风》和《黍离》的意思，一来就等于撕破了脸，直接埋怨魏文侯对魏击太无情，二来想用讲道理的方式说服一个成年人，一个地位远远高于自己的成年人，往往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反而容易激怒对方，把原本就已经很糟糕的局面搞得更糟。

而借助诗歌语言的话，一来够含蓄，给对方留足面子，二来，也是最重要的，这两首诗都是魏文侯熟悉的作品，换句话说，是魏文侯早年就学过、背过的作品，在魏文侯的心里，对这两首诗早已经形成了认同感。

所以，当赵仓唐搬出这两首诗的时候，就不再是“说服”魏文侯改变固有观点，而变成了“唤醒”魏文侯心里早就已经存在的认同意识。

魏文侯正因为心里早就对这两首诗存在认同，所以才会对魏击的怨念迅速产生了同情的理解，而不是下意识地进入心理防御状态，调动一切心理资源去和赵仓唐对抗。

就这样，赵仓唐在魏文侯面前的一切表达看上去仅仅是在陈述事实，没有半点想要说服魏文侯的意思，却在似乎不经意间产生了惊人的说服力，这足以当得起《老子》所谓的“大音希声”了。

司马光的取舍

魏击成功赢回太子地位的这段经过，既有资治意义，又有社会学研究价值，即便有虚构成分也无伤大雅，但《资治通鉴》竟然完全筛掉了这些史料，只字未提。

这当然不只我一个人觉得不应当——前边讲过，明朝学者严衍和弟子谈允厚花了 30 年时间为《资治通鉴》拾遗补缺，订正胡三省的注释，写成一部《资治通鉴补》。

就在这部书里，上述内容被完整地“补”了进去，放在周安王十五年（前 387 年），也就是《资治通鉴》编定为魏武侯继位的那一年，作为追叙。

假如司马光看得到这部《资治通鉴补》，应该不太高兴，声讨严衍和谈允厚的这种做派破坏自己原著的精炼性。《资治通鉴补》确实太不精炼，篇幅几乎是《资治通鉴》的 4 倍。

司马光的精炼，当然来自明确的取舍标准。在“舍”的方面，文学首当其冲。所以在《资治通鉴》里，和文学——甚至还可以把概念再放宽一点，文化——有关的内容很少。诗歌作为古代最主流的文学类型，不大被司马光看得上。

我们知道唐诗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唐朝诗赋取士的制度，诗写得好就更容易金榜题名，从此走上仕途。

宋朝虽然延续了这个传统，但时不时就会有人提意见，意见当然也很在理：国家明明是要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政府官员，文学才华和政务能力又能有多大关系呢？而且诗歌这种东西，文学性越强，花架子的感觉就越重。

科举标准是指引天下读书人的风向标，如果注重诗歌艺术，就会牵引天下读书人都把时间、精力耗费在毫无实用价值的诗歌技巧上去，这岂不是很荒唐吗？

在反对诗赋取士的阵营里，司马光也是其中一员。

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司马光虽然是保守派里的中坚力量，却在反对诗赋取士这件事上和王安石看法一致，这算是很难得了。

司马光的意见是：选拔人才，对思想品德的考察才应该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对儒家经义的掌握，再其次是实际政务能力，最末才是文学技巧之类的东西。至于科举应该怎么改革，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但无论如何，司马光对文学都表达了足够的轻蔑。司马光本人的诗写得就不太好，不过这种不好有时候更像是故意的，明明可以写得有点文采，偏要写得朴实无华。当这种态度表现在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魏击那一段很有文学色彩的上位经历就被彻底无视了。

最后讲一点题外话：赵仓唐虽然有这样闪光的表现，却没能在中国古典文学里边成为一个文学语码，反而墙里开花墙外香，古代高丽对他特别推崇。高丽王朝末期出过一位用汉语写诗的大诗人李齐贤，被誉为“东国杜子美”，朝鲜半岛上把他当成杜甫来推崇。

李齐贤在中国元朝的时候经常来中国走动，一次途经中山国故地，写诗怀古，赞美赵仓唐，把他和春秋年间以孝道闻名的颍考叔和唐朝的狄仁杰一道称为“三仁”，认为他们三个是历史上最能代表仁爱精神的楷模，所以“愿令四海民，共祠此三仁”（《过中山府感仓唐事》），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建祠堂来祭拜他们。

因为李齐贤的诗，赵仓唐在朝鲜半岛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