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东周，朝代还是诸侯国？
西周和东周
事实上，在崔述以前，已经陆续有人怀疑过了，只是没能像崔述这样论述得这么清楚。多数人不怀疑也不奇怪，因为这段历史实在太乱了，史料缺失的环节也实在太多。先看西周和东周这一组概念，本身就很容易让人混淆。
我们在初中历史课都背过朝代歌诀，一开头就是“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
古人把夏、商、周 3 个朝代合称为三代，周朝分成前后两段，前半段从武王伐纣开始，周武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把首都从父亲周文王时代的丰邑迁到了旁边的镐京，今天陕西西安沣水东岸。
《诗经·大雅》有一首诗，题目是《文王有声》，通篇都在歌颂周文王、周武王先后在丰邑和镐京建都的丰功伟绩。
无论丰邑还是镐京，站在当时的天下视角来看，都太偏了。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很落后的时代，把政治中心定在这种边边角角的地方，并不容易搞管理。所以，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也是孔子偶像的周公旦着手在雒邑，今天的洛阳一带，营建第二个政治中心。雒邑的地理位置，在当时来看属于天下正中，便利性很强。
雒邑的得名来自旁边的雒水，今天称为洛河。古代河流的名字，通常都是三点水旁，但雒水特殊，偏旁是表示鸟类的“隹” (zhuī)，很可能当地沿河两岸常见一种被称为雒的鸟类，所以这条河就被称为雒，后来才改成了三点水旁的“洛”。
洛水在这一段是东西走向，雒邑位于洛水北岸。山南水北为阳，所以雒邑后来被称为洛阳。
洛水有一段支流，叫作澶水，南北走向。周公旦营建的雒邑，是由王城和成周两座城构成的一个建筑群，王城在澶水西岸，成周在澶水东岸。
雒邑有时候也被称为成周，用来和宗周镐京相对。我们从字面上简单理解，宗周的意思是老首都，成周的意思是大首都。
搞清楚成周、王城和雒邑的关系，主要依靠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考古发现。但考古给出的线索并不很明确，所以争议依然很大。古人没看过这些考古发掘报告，被各种文献里扑朔迷离的记载折磨得更惨，搞不清或者搞错其实很可以理解。
从宗周和成周的相对位置来看，宗周在西边，所以也叫西都；成周在东边，所以也叫东都。
周朝从周武王建国开始，大本营都在宗周，成周相当于陪都，传到周幽王的时候，发生动乱，宗周被毁，周幽王的太子，也就是后来接班的周平王只好东迁雒邑，住进王城。这件事，史称“平王东迁”，是周朝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平王东迁之前，政治中心一直都在宗周，这段时期称为西周；平王东迁之后，政治中心转移到了雒邑，这段时期称为东周。
东周又可以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间段。换句话说，西周和东周是时间段的概念，西周指的是周朝的上半场，东周指的是周朝的下半场。
但是，麻烦来了：西周和东周不但可以是时间段的概念，同时也可以是政权概念：从周显王二年（前 367 年）开始，周天子的直辖区发生了一场分裂，分成了西周和东周两个诸侯国，在史料里边，它们也叫西周和东周。
那段时间的史料本来就又少又乱，再加上这种同名异实的情况，很容易让人混淆。
雪上加霜的是：明明说的是周天子的直辖区，为什么还有诸侯存在呢？为了把脉络理清楚，我们还需要掌握两个概念：王畿和畿内诸侯。
王畿
王畿，简单讲就是天子的自留地。这片自留地以首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相当的范围。
范围有多大呢，理论上讲，称为“邦畿方千里”（《周礼·大行人》）。所谓“方千里”，按照古代注释家的说法，并不是说方圆一千里，而是指边长一千里，算面积就是一百万平方里。
当然，这种规整的安排纯粹出于想像。不过，在周朝建国之初，王畿虽然不是一个规整的正方形，当时的里也比现在的里略短一些，但王畿的面积有可能还要超过一百万平方里。
周朝，西边以镐京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东边以雒邑为中心，向四周辐射。镐京王畿的东部和雒邑王畿的西部接壤，从镐京到雒邑连成了一片广袤的领土。
对应今天的地理，大约相当于从陕西到河南，东西向的距离很长，南北向的距离偏短，这样一个近似于长方形的疆域，就是全部的王畿。
很显然，这片地方有点大，周天子本人就算想管也管不过来。管不过来该怎么办呢？传统的办法当然只有分封。关于分封制，你应该已经不陌生了，那么新问题是：一旦把土地分封出去，那片土地不就变成诸侯的自留地，而不再是天子的自留地了吗？
天子必须保有大片的自留地，否则就不会有足够的收入，也就过不上体面的生活。
在分封制度下，诸侯虽然要向天子进贡，但贡品的礼仪意义远远大于实用意义，周天子是没法依靠诸侯的供养活下去的。更要命的是，诸侯来进贡的时候，天子必须给出体面的接待，每一次接待都意味着不菲的开销。
所以孟子说过：“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大意是说，天子的自留地如果达不到百万平方里的规模，单是接待诸侯就能把天子的财政拖垮。（《孟子·告子下》）
所以，王畿作为天子的自留地，虽然受限于当时落后的管理水平，以至于只能分封出去，但这种分封必须和通常意义上的分封有所不同，换言之，这样的诸侯必须和通常意义上的诸侯不同。
王畿之内，天子作为最高统治者，手下自然要有各级干部，怎么养活这些干部呢，天子不会开薪水，只会根据级别分封王畿以内的土地。这些干部在朝廷里受天子的直接指挥，下班时间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边作威作福，享受劳动人民贡献出来的劳动成果。
但是，天子只要对谁不满意，就有权收回他的领地另行分配。而对王畿之外的诸侯，比如你已经很熟悉的晋国、齐国、秦国，虽然可以兴师问罪，甚至可以处死诸侯，但即便把诸侯处决了，也还是要从这个诸侯的近亲里边指定死者的继承人，而不能就这么把封国收回来。
所以根据上面的标准，诸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叫作畿外诸侯或者寰外诸侯，封国地处王畿之外，基本不参与王室内政，享有高度自治权；另一类叫作畿内诸侯或者寰内诸侯，封国地处王畿之内，为王室的内政服务，被天子控制得很死。
孔子的偶像周公旦就是一位很典型的畿内诸侯。当初周武王建立周朝，分封诸侯，把周公旦封在鲁国，但周公没去，留在周武王身边帮忙，让长子伯禽到鲁国安顿，所以鲁国实际上的第一任国君不是周公旦，而是伯禽。
周公旦自始至终都在中央政府为天子效力，从没去过鲁国。那么问题来了：周公的开销怎么解决呢？如果把他当成鲁国的国君，那么他的开销就该由鲁国人负责。但他只是名义上受封鲁国而已，鲁国就算想供养周公旦，也架不住山长水远。
所以周公旦在王畿之内还有自己的采邑，后来也还有子孙继续在天子身边任职，继承周公名下的采邑、封号和职责。
时光荏苒，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周公一系从王畿之内彻底消失了。
三晋联手杀掉智瑶的时候，在位的周天子是周定王。等到周定王驾崩，马上开始了一连串的政变：周定王的 4 个儿子，先是老大继位，然后老二杀掉老大，篡了位，然后老三杀掉老二，篡了位，老三大概担心老四照方抓药，就把老四分封到河南，接续周公的官职。
老四受封的这个河南，就是王城。这位老四，就是周桓公，顾名思义，他是周国的国君，谥号为桓。为了和后来出现的另一个周国相区别，周桓公的周国史称西周国，周桓公因此被称为西周桓公，他是西周国的第一代国君。这次分封，手笔实在大得不可思议。王畿早已经一减再减，周天子自留地所剩无几，而分封王城，几乎等于把自己的家宅让了出来，以后周天子就只能到成周安家了。
成周的规模明显不如王城，这样一来，天子的居所反而不如畿内诸侯。篡权上位的周考王为了坐稳王位，不惜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把王城分封给了兄弟西周桓公，从此东周时代里就出现了一个西周国。
篡权上位的周考王为了坐稳王位，不惜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把王城分封给了兄弟西周桓公，从此东周时代里就出现了一个西周国。
当然，顾名思义，称它为西周国，一定是为了和东周国区分。也就是说，要等到另一个周国出现，人们为了区别它们，才会分别称它们西周国和东周国。这一讲，我们就来谈谈西周国的发展以及东周国从何而来。
重温屠黍的预言
话说西周桓公坐镇王城，日子应该过得比他的哥哥周考王还好，既然如此，也就没有必要继承自己二哥和三哥的传统去弑君篡位了。
从此以后，西周桓公就在史料当中彻底隐身，大约是风平浪静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直到第二代西周国君周威公出场，西周国的历史才开始丰富起来。
不知道你对周威公这个名号还有没有印象。当时讲到晋国有一位史官，名叫屠黍，预见到晋国将要发生动乱，就带着一批图书档案出了国，投奔周威公。周威公和屠黍于是有了一番意义深远的对话。
屠黍以敏锐的观察力准确预言出晋国、中山国和周威公的封国西周国将要先后灭亡。周威公被吓得不轻，从此努力多做好事，不做坏事，礼敬贤人君子，用心治理自己的采邑，总算在有生之年没看到西周亡国。（《吕氏春秋·先识》）
但是，随着周威公的过世，屠黍的预言开始见出效应了：一连 9 个月过去，周威公的遗体一直都没能得到正式安葬。这不奇怪，因为周威公两个儿子正在忙着内讧，谁也顾不上父亲的丧事。
大儿子公子朝虽然是周威公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但小儿子公子根就是不服气。这件事就发生在被《资治通鉴》空缺掉的周显王二年（前 367 年）。
韩国和赵国趁机拉偏架。拉偏架有一贯的逻辑：要捡实力弱的，名不正、言不顺的那一方去帮，这才能给自己捞到最大的好处。
韩国去悍然干涉西周国的内政，既方便，又在理。
说方便，是因为王畿，也就是周天子的自留地，完全被韩国领土包围着，西周国自然也在其内。
说在理，一来是因为诸侯之间本来就有互爱互助的义务，扶危解困属于人间正道，二来从私心上说，韩国很可能怀疑周威公生前参与过一场针对韩国的阴谋。
《战国策》有记载说，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姓严，在韩国策划政治暗杀，他们途经周国的时候，周国国君留了他们 14 天，然后用豪华马车把他们送走了。韩国听到了风声，派人发出严正的外交谴责。
周国国君很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人出主意说：“您就这样去跟韩国使臣讲，说您知道那两个坏人做了什么坏事，所以才故意绊住他们 14 天，为的就是等候韩国的指示。可韩国是指示迟迟不来，周国又毕竟只是一个小国，没有能力长时间扣住那两个坏蛋，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把他们送走了。”
《战国策》的这段记载，在编排上归入“东周策”。按说东周策的内容都是东周国的事情，但韩国发生的那场暗杀事件，应该就是前边讲过的聂政刺侠累，要么发生在周安王五年（前 397 年），要么发生在周烈王五年（前 371 年）。那个姓严的人，就是事件的主谋严遂。
问题是，韩国这场暗杀事件，无论到底发生在周安王五年还是周烈王五年，东周国都还不存在呢，所以《战国策》这一段里提到的周国国君只能是西周国的国君周威公。刘向在编订《战国策》的时候，对“东周策”和“西周策”的编排完全没搞清楚，错误还不只这一处呢。
两个周国和两位周惠公
至于周威公是不是用到了上述那番话去打发韩国的使臣，韩国到底有没有继续怀疑周威公，完全缺乏史料记载。但如果这件事悬而未决，就相当于在韩国心里埋下一根刺。那么短短几年之后，韩国想要整治一下西周国，倒也在情在理。
更有战略意义的是，周王室虽然沉沦了这么多年，每况愈下，看上去也不存在什么翻身的希望，但好像就是不肯认命，周烈王二年不是还派太史儋出访过秦国嘛。
前边讲过，太史儋仗着自己有官方学术权威的身份，拿一大套历史和预言去忽悠文化落后的秦国，看上去很有一点拉拢秦国给自己撑腰的意思。
君子见微知著、曲突徙薪，再小的隐患也应该找机会尽早消除。所以，扶植公子根，既能瓦解西周国，也能削弱周王室，搂草打兔子，一举两得。
具体的做法就简单了：韩国的对外政策很有连贯性，先前想要趁着魏国内乱，把魏国一分为二，只因为和赵国谈不拢才没能得手，这一回西周国的情形和魏国那场内乱如出一辙，西周国的国力又远不能和魏国相提并论，所以韩国故技重施，悍然分裂西周国，和赵国一起帮助公子根自立门户。
赵国这一回没有再给韩国掣肘，公子朝也没能力和韩国抗衡，周显王说话更不管用。
按照《韩非子》的说法，西周国内还有一个名叫滑之的大奸臣兴风作浪，大约和公子根是一伙的。（《韩非子·说疑》）所以公子根要想在韩国的扶持下自立门户，看起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但事情竟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王畿一年年被蚕食，到这个时期已经所剩无几了。按说诸侯之间虽然你争我夺，大鱼吃小鱼，但谁也不好意思直接去抢周天子的地盘。
不过，贪婪永远都能激发人的创新意识。我只举一个例子，带你看一下当年晋国霸占王畿的高明手段。
那是春秋时代的上半叶，晋国忽悠陆浑之戎——一支被称为陆浑的夷狄部落——说要带他们去一个好地段落脚。然后晋国就帮着陆浑之戎搬家，搬到伊川。伊川就在洛阳旁边，当然在王畿的疆域以内。
陆浑之戎来到这个流淌着奶与蜜的地方，开始繁衍生息，这让周王室很吃不消。
晋国这个伏笔埋得很深，多年之后，当陆浑之戎在王畿之内已经发展得很成规模的时候，晋国派兵奇袭，一举把这支威胁华夏文明的蛮族消灭掉了，当然，连带着就把这支蛮族的地盘给占领了。
占领蛮族的地盘，这不但顺理成章，而且值得歌颂。至于这块地方原本是不是属于周天子的王畿，反正时间太久了，不记得了。（《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昭公二十九年》）
早在平王东迁的时候，镐京那边的王畿就已经全部失去了，雒邑这边的王畿又在时光的冲刷下不断萎缩。到了公子根叛乱的当口，公子朝占据着王城，周显王住在成周，眼看着拿不出多余的地方给公子根了。
但最后公子根还是拿到了一片采邑，地名叫巩，紧邻成周，在今天的河南巩义市附近。
这个小地方当然不足以和公子朝合法占有的王城相提并论，不过，公子根在名义上是以巩为采邑侍奉周天子，所以最有可能的是，周显王所住的成周事实上已经归了公子根，周显王虽然原地没动，但居住性质变了，现在等于寄宿在公子根的领地上，大约相当于从业主变成了租客。
崔述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推断周朝到了这一年虽然还有名义上的天子在，但实际上已经亡国了。周朝的“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就到这一年截止。
公子根自立门户以后，以父亲周威公的合法继承人自居，所以身份也叫周公，采邑也叫周国。西边的公子朝本来就是名正言顺的周公，拥有着名正言顺的周国。
他们彼此之间大概会称呼对方为伪周公，伪周国吧。但旁人为了区别，就依照地理方位，把公子朝的地盘称为西周国，把公子根的地盘称为东周国。既然周天子变成了租客，所谓王畿也就失去了意义，东周国和西周国虽然名义上还是畿内诸侯，但实际上已经等同于畿外诸侯，和秦国、齐国等等传统的畿外诸侯没有什么区别了，除了实力远不能和这些大国诸侯相抗衡之外。
东周国和西周国很容易混淆，不但因为两者的自称和简称都是周，而且公子朝和公子根还是在同一年上任的，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有一模一样的谥号，都叫周惠公。这就导致了这段史料如同一团乱麻，总是让人看得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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