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恤秉承父亲的遗志，一举夺取了代国，那么按照封建制度，应该安排一个亲近人选，把他分封到代国，做代国的国君。

赵无恤定下来的人选，是哥哥伯鲁的儿子，就封之后，称为代成君，但没多久就过世了。

赵无恤更加需要考虑的是自己的继承人问题。虽然他一共有 5 个儿子，却一直不肯确定继承人的人选。

似乎赵无恤始终记挂着英年早逝的哥哥伯鲁——毕竟依照嫡长子继承制，是伯鲁而不是自己，才是赵家族长位置的合法继承人。

赵无恤对哥哥大概一直有些愧疚，所以到了最后，他选定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代成君的儿子赵浣。

赵无恤过世之后，谥号为襄，称为赵襄子。赵家人提到他的时候，称为襄主，意思是谥号为襄的那位主君。

古人的称谓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如果在史料里边看到赵襄子、赵无恤，无恤、赵襄主、襄主，要知道它们指的是同一个人。

赵无恤有个弟弟，谥号为桓，称为赵桓子。赵桓子赶跑了赵浣，自己当了赵家族长。但坏人竟然也不长命，赵桓子接班仅仅一年就过世了。

赵家人非常尊重赵无恤的权威，于是杀了赵桓子的儿子，把流亡在外的赵浣接了回来，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死后，儿子赵籍接班，这就是赵烈侯。

再看一下和赵烈侯同时代的魏、韩两家：魏家的族长名叫魏斯，称为魏文侯，是魏桓子的孙子，韩家的族长名叫韩虔，称为韩景侯，是韩康子的孙子。

《资治通鉴》讲到这里，这才呼应上本卷开篇的第一句话：“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这就是说，魏斯、赵籍、韩虔三个人原本的身份是“晋大夫”，晋国的高级贵族，而周威烈王跨过了晋国国君，直接把他们三个人封为诸侯，从此在名义上就可以和晋国国君平起平坐了。

“三家分晋”到此正式完成，又因为韩、赵、魏三大强国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所以合称“三晋”。

那么，晋国国君这时候在做什么呢？《资治通鉴》没有交代，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一代的晋国国君晋烈公和他的父亲、祖父一样，形同傀儡，晋国早已经名存实亡了。但晋烈公倒还有一点可以简单控制的土地，还要再等两代人的时间，晋国的末代国君晋静公才被废为庶民，韩、赵、魏才瓜分完晋国的最后一点土地。

微子是商纣的哥哥，是个很贤明的人，还曾经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选。纣王无道，微子曾经多次劝谏，却毫无效果。后来商朝亡国，周朝对微子不错，封他为诸侯，建立了宋国。

司马光认为，如果微子当初取商纣王而代之的话，完全可以拨乱反正，商朝可以国运长久。微子既有资格，也有能力取代纣王，取代之后也必然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微子就是谨守为臣之道，不做非分之想。

再看季札，他是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最贤能的一个儿子。寿梦想让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辞让到底，绝不接受，结果长子诸樊顺利接班。

诸樊很想完成父亲的心愿，于是安排了一个兄终弟及的继承次序，相信最后总能传到季札。

好容易真的可以传到季札了，没想到季札还是不干，逃到国外去了，结果四兄弟的下一代人为了王位争得你死我活，没过两代吴国就亡国了。

司马光认为，如果季札一开始就爽爽快快地答应父亲，后来的吴国一定顺风顺水，但季札也和微子一样，宁肯亡国，也要服从礼的约束，绝不破坏礼制所规定的尊卑秩序。

在舍生取义的问题上，司马光比孟子还要激进。为了坚持自己心中正确的价值观，孟子最多能做到的就是拼上自己一条老命，而司马光可以拼上整个国家。

礼高于一切，非礼的国家不值得存在，非礼的人生不值得活。

司马光并没有说空话，在他当政的时候，真的秉持这个原则处理国际事务，以至于后世骂他的人往往给他扣上卖国贼的帽子。

那是改革领袖宋神宗刚刚去世，反改革的新皇帝宋哲宗刚刚登基的时候，司马光提议把军人浴血奋战打下来的 6 处土地，所谓六寨，主动归还给西夏。理由是：

当初宋朝和西夏建交，西夏内乱，国主遭到软禁，宋神宗打着救援西夏国主的旗号发动战争，占领了若干土地，兴建营寨，合称六寨，等西夏内乱平定，要求宋朝归还六寨土地的时候，宋神宗却不愿意了，说占领六寨，是对西夏的小小惩罚。

司马光说，就算要惩罚，也应该是惩罚那些软禁西夏国主的人，怎能反过来惩罚西夏国主，在救了他之后又抢他的地盘呢？这样胡搅蛮缠，出尔反尔，还有没有一点大国风范了？

更何况那些武将夺地建寨，只是为了自己立功，完全不是为了国家考虑。当然，司马光也不会完全只讲儒家的正当性原则，所以接下来他又论证这六寨对于宋朝来说其实弊多利少，还给西夏才最合算。

第二年，宋朝真的开始实施司马光的还地政策，用土地交换战俘。

卫灵公的太子蒯聩（kuǎi kuì）流亡国外，继承人该选谁呢？卫灵公很想立自己庶出的儿子子南，但子南说什么都不肯接受。

等卫灵公一死，卫国人把蒯聩的嫡长子，也就是卫灵公的嫡长孙，一个名叫辄的孩子，捧上了君位，这就是卫出公。

万没想到的是，等卫出公即位之后，他的父亲，也就是常年流亡在外的那位蒯聩，带着外国军队杀了回来，想要和亲生儿子夺权。这种状况，正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有没有一个符合伦理正当性的解决方案呢？

如果蒯聩和卫出公能够有缩高的觉悟，以保全父子之义为第一的话，事情当然容易收场，但问题是，这两父子互不相让，不惜兵戎相见。

护送蒯聩回国夺权的外国军队统帅，就是赵无恤的父亲赵简子。夺权没能成功，蒯聩留在了卫国边境的一座城邑，时刻对国都虎视眈眈。

在子路和孔子发生上述对话的时候，卫出公即位大约已经 9 年了，历史遗留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孔子看来，这是卫国政治的头等大事。

应该怎样正这个名呢？《论语》没讲，后人有过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测，那就是让卫出公悔过自新，哭着去请父亲回国做国君，自己退位当太子。（《论语集释》引《四书翼注》）

当然，说来容易做来难。卫出公但凡有这点觉悟，当初也不至于和父亲翻脸了。所以，卫国终于也没能重用孔子。

我再简单交代一下后话：蒯聩的姐姐暗中发动政变，蒯聩终于成功夺权，卫出公跑到鲁国避难，子路在政变中被杀。

第二年，孔子去世。

第三年，赵简子和蒯聩从盟友变成了敌人，赵简子带兵赶跑了蒯聩，卫国人立公子般师为君，但没多久齐国伐卫，抓走了公子般师，改立公子起。公子起还没把位子坐热就被卫国同胞赶跑了，卫出公又回来掌权了。卫出公死后，变乱依旧：出公的叔父赶走了出公的儿子，自立为君。

卫国的这段历史，真是一笔乱账。在儒家看来，卫出公和蒯聩一开始的“名不正”就是后来一切灾难的根源。

所以司马光说：繁缨只是小物件，但孔子高度重视；正名只是小事情，但孔子一定把它排在政治的首位。

显然在孔子那里，名和器都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东西，一旦名器错乱，尊卑秩序就没了，管理结构就散了。

圣人就是这样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普通人见识短浅，只看得到眼前的，明显的事物，乱子搞大了才知道收拾，这当然事倍功半。

所以《易经》告诫我们“履霜坚冰至”，当你发现地面上结了薄薄的霜，就该预测到将来会是冰天雪地。

《尚书》告诫我们“一日二日万几”，每一天都要怀着谨小慎微的心，洞悉万事的先机。

司马光对《尚书》这句“一日二日万几”可能做了过度的解读，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应该只是说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事，千头万绪。“一日二日万几”后来被缩写成“日理万机”，成为我们熟悉的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