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国灭 | Ai-China

“中山策”有一条记载，说魏文侯想灭中山国，赵襄子的家臣常庄谈给主君建议说：“如果魏家灭了中山，我们赵家也就完了。您最好去向魏家提亲，请公子倾做正室夫人，这就能把中山作为她的封国，中山国就能因此保存。”

这段话你肯定听得一头雾水。这不怪你，因为我也不懂。如果你看到有把这段意思理顺的解释，那其实都是连蒙带猜的结果，不能信。

原文有着很严重的语意不明的问题，除此之外，时间和人物大概也搞错了，这里不该有赵襄子什么事，当家人应该是赵烈侯才对。

但是，从这段很糊涂的记载里，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赵家很清楚如果听任魏家灭掉中山国，一定对自己不利，但又不好正面和魏家发生冲突，所以就想通过婚姻策略来保住中山国。

在婚姻策略上，常庄谈打主意的对象，那位公子倾，是魏家的一位公主。

前面（第 20 讲）讲过，“公子”的“子”可以男女通用。在先秦古文里，有时候为了强调性别，会把国君的女儿称为“女公子”。

常庄谈的计策显然没有被采纳，感觉也不像是能行得通的。我们再看“赵策一”，这里有一段很明确的记载。

魏文侯向赵家提出借道的要求，要派兵去打中山国，赵烈侯正要回绝，一个叫赵利的人帮他做了这样一番分析：“您可不该拒绝。魏家去打中山，只会有两个结果：要么打不下来，要么打得下来。

如果打不下来，魏家的实力就会减弱，那我们赵家就能挺胸抬头了。如果打得下来，魏家也不可能越过我们赵家的地盘来保有中山的土地，中山到头来还得落到我们赵家手里。

显然，您一定要答应魏家。但如果您答应得太痛快，他们就会有警觉，自己想通这层利害关系，不打中山了。所以呢，您必须装出不情不愿的样子来答应他们。”

站在赵家的角度来看，魏家到底能不能灭掉中山国，似乎充满着偶然性。

如果赵利没能做出那番分析，或者虽然有过分析，却没能被赵烈侯接受——这是很有可能的，毕竟以这个时代的历史经验，唇亡齿寒的道理谁都懂得，借道却反过头来灭掉东道主的事情也早就不新鲜了。

所以赵烈侯借道有借道的道理，不借道也有不借道的道理。如何取舍，很难预测。

而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无论赵烈侯这回借不借道，中山国反正就快亡国了。

这位旁观者，是晋国的一位史官，名叫屠黍。

《吕氏春秋》记载，屠黍看到晋国要乱，就带着一批图书档案出了国，投奔周威公。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周威公并不是周天子，他和周威烈王是同辈人，堂兄弟的关系。周威烈王的父亲周考王曾经把自己的弟弟分封在河南，这就是西周桓公，桓公去世之后，儿子接班，就是屠黍所投奔的这位周威公。周威公的封地很小，实力很弱，难免对未来感到惴惴不安。

所以周威公会问屠黍：“天下哪个国家会先灭亡？”屠黍答道：“晋国先亡。”周威公追问原因，屠黍讲出一大番道理。三年之后，晋国果然亡国了。周威公又来问屠黍：“下一个亡国的会是谁呢？”屠黍答道：“该轮到中山国了。”周威公追问原因，屠黍答道：“男女有别是最基本的伦理规范，人类因此才可以区别于禽兽，继而产生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

而中山国的风俗很糟糕，没有男女之防，随时随地男欢女爱，夜生活丰富，流行歌曲全都是靡靡之音，国君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所以要亡国。”两年之后，中山国果然灭亡了。

以上内容出自《吕氏春秋·先识》。

所谓“先识”，就是先兆或者先见之明。全篇从历史经验总结出一个道理：有道之人的离开就是亡国的先兆。屠黍作为晋国的一位有道之人，离开了晋国，晋国就果然亡国了。

如果根据这个道理，那么中山国似乎只是荒淫了一点，为什么会亡国呢？要往下看，“先识”一章的结尾讲到魏国人白圭先后到了中山国和齐国，两国的国君都很想留下他，但他还是走了。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留下，他答出了著名的“五尽”，大意是，一个国家如果信用、声望、亲情、财富、功业这 5 项都没了，那就一定要亡国了。中山国和齐国都已经显露出“五尽”的征兆，聪明人不能留在这样的国家等死。

对于中山国的灭亡，我们很容易认为屠黍和白圭讲的是同一件事，而事实上，屠黍讲的是中山国的第一次亡国，亡在魏国手里；白圭讲的是中山国复国之后的第二次亡国，亡在赵国手里。中山一共经历过两次亡国，生命力也算强悍了。

屠黍对中山国的必亡做出了准确的预言，但在今天看来，他给中山国总结出来的亡国原因实在站不住脚。真正可能的原因，首先是中山国虽然不是软柿子，但国力毕竟和魏家有着数量级的差距。

这算不算“落后就要挨打”呢？并不算，因为落后并不一定就要挨打。弱小又落后的国家还有不少，有些甚至比中山国更好打。

所以还有第二个原因：中山国毕竟有着夷狄属性，不属于根正苗红的华夏诸侯，灭掉中山国不容易惹众怒。

让我们再来梳理一下时间线：三晋封侯是在公元前 403 年，魏文侯攻打中山是在公元前 408 年，再往前推 6 年，就是中山国君获得周天子正式册封的公元前 414 年。

那么，魏文侯出兵中山，战争性质就是以晋国大夫的身份，侵略一个刚刚接受了周天子册封的诸侯国。从封建制的规则来看，这属于令人发指的礼崩乐坏，太不把天子脸面和传统秩序放在眼里了。

要成就非常之事，必须待非常之人。魏文侯为远征军安排的主帅，就是著名的乐羊。

对于乐羊这个名字，你肯定不会陌生，因为初中语文课本有一篇文言文《乐羊子妻》，讲的就是乐羊的妻子如何督促丈夫努力求学的故事。

但是，此乐羊非彼乐羊。《乐羊子妻》出自《后汉书·列女传》，这位乐羊是东汉时代的人，而攻打中山的那位乐羊是战国初年的人，同名同姓而已。我们读历代诗文，遇到“乐羊”这个名字的时候，先要分清这是《乐羊子妻》的乐羊还是攻打中山的乐羊。

其实，攻打下中山乐羊功不可没，但《资治通鉴》对他的记载，只有这么一句“使乐羊伐中山”，轻描淡写就带过去了。

周威烈王十八年（前 408 年），魏文侯以乐羊为主帅，借道赵国，远征中山。就在前一年里，赵家和韩家的两位老族长纷纷过世，接班人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赵籍和韩虔，也就是赵烈侯和韩景侯，而魏文侯已经主政 37 年了。一个老江湖和两个新丁，这就是三晋当时的政治格局。

我们自然会想到，以魏文侯这样的老江湖，既然要灭中山，一定会和邻国搞好外交，全力以赴对付中山。

但出人意料的是，魏文侯竟然犯了兵家大忌，两线同时作战，北征中山的同时还在西征秦国。

早在北征中山的前一年，魏文侯就已经西征秦国了，打得还相当顺手，一路挺进到郑地，今天的陕西华县。转过年来接着打，主帅就是战国时代的兵法大师吴起。

有一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兵书，也叫《吴子》或者《吴子兵法》，和《孙子兵法》齐名，后世将这两部书合称“孙吴兵法”。

北宋年间编辑刊行了著名的《武经七书》，《吴子兵法》就是七书之一。

要论兵法的知名度，《吴子兵法》不如《孙子兵法》，但如果要论领兵打仗、独当一面的实战能力，吴起远在孙武之上，而且吴起的战功比孙武的战功来得真实可靠。

吴起带兵西进，两年之间连拔秦国 5 座城池，把秦国的势力彻底赶出了河西地带。

河西的河，指的是黄河。黄河河套东端的河道是南北走向的，河道西边就是河西，在今天就是陕西渭南、河南灵宝一带。

早在春秋时代，秦国和晋国就在不断争夺河西地带。秦国渴望向东扩张，晋国渴望向西扩张，河西因此成为秦晋必争之地。

站在秦国的角度，看着晋国不断发生内乱，终于走向分裂，一分为三，本该幸灾乐祸才对，但没想到分裂之后的晋国竟然更强大，更能打，只凭魏文侯一家就能把自己打得落花流水。秦军一路退到洛水，沿河布防，毫无还手之力。

更气人的是，魏文侯根本没用全力，打秦国的同时竟然还在北征中山。

秦简公痛定思痛，认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搞改革。改革先从经济领域开始，改革税收制度，开始按照田亩征税，称为“初租禾”，为的是刺激农业生产，增加税收，等国力强了还得把河西抢回来才行。

再看乐羊这条线，仗打得很艰难，比吴起难得多。

前边第 14 讲我讲过缩高和安陵君遇到的伦理难题，这个难题，乐羊也遇到了：自己的儿子就在中山国。中山国掌握到了这条情报，抓了乐羊的儿子，要乐羊退兵。

乐羊会不会做出和缩高一样的选择呢？显然不会，否则他一早就会推掉出征中山的任务。

这个时候，乐羊给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答复：“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意思是说，父子之情是私情，君臣之义是大义，在大义面前，一切私情都该让步。

中山国那边也有狠招，既然乐羊不受要挟，那就撕票好了。不但撕票，还把肉票炖成肉羹，派使者给乐羊送去。

这足以摧毁任何一位父亲的意志，但乐羊不介意，把肉羹吃光了，仗还接着打。

使者回去向国君报告，《淮南子·人间训》给出的原话是：“是伏约死节者也，不可忍也。”所谓“伏约”，就是遵守约定。乐羊既然答应了魏文侯要打下中山国，那就刀山敢上，火海敢下，儿子敢吃，但求完成任务，没有任何借口。

所谓“死节”，就是节操高于一切，宁死也要保住节操。乐羊作为臣子，节操就是为主君效力，不计任何代价。

通俗地翻译使者的话，就是：“这是个狠人，混不吝，咱拿他没辙。”就这样，中山国终于举国投降，结束了这一场长达 3 年的自卫反击战。

这件事在《韩非子》和《战国策》里也有记载，细节略有出入。

在《韩非子》的版本里，魏文侯听说了乐羊吃肉羹的壮举，对大臣堵师赞说：“乐羊竟然为了我，吃了自己的儿子。”

言下之意是：在乐羊心里，我这个领导最重要，比他的亲生儿子还重要，真是让我感动啊。

但堵师赞答话说：“这种人连亲生儿子都忍心吃，还能有谁是他不忍心吃的呢？”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魏文侯对乐羊“赏其功而疑其心”，也就是说，虽然重赏了他的战功，但从此不敢信任他了。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为领导做了脏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反而被领导猜忌。

魏文侯和堵师赞的这段对话，体现出管理学上的一个经典难题：

作为领导，天然就会希望下属能为自己心甘情愿地奉献一切，收买人心的能力因此变得十分重要。但是，人的天性总会对亲人最好，尤其是对亲生儿子，这是基因在我们身上写就的遗传密码，改不掉，所以才被称为天伦。

所谓天伦，顾名思义，就是自然的条理，政治学所谓的自然法。

即便历史给我们展现出很多例证，让我们知道一旦处在生死关头，儿子的性命并没有自己的性命来得重要，该吃还是要吃，但大家至少会“易子而食”，不忍心吃自己的儿子，所以拿自己的儿子换别人的儿子吃。

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在晋阳之战领教过了。但乐羊这种情况，不是牺牲儿子来保全自己，而是牺牲儿子来换取功劳，这就尤其让人厌恶了。

当一个人真的把领导的利益看得比亲生儿子的性命还重要的时候，领导反而会怀疑他的人品，认为他不但别有所图，而且所图者大。

同样有个反例故事：

鲁国大夫孟孙氏出门打猎，猎获了一只小鹿，叫秦西巴带回去，准备杀来吃。等孟孙氏想吃鹿肉的时候，却发现小鹿不见了。

秦西巴解释说：“小鹿的妈妈一直跟在我身后，不停地哀鸣，我实在不忍心，就把小鹿放了。”孟孙氏气坏了，赶走了秦西巴。但过了一年，他竟然把秦西巴请了回来，让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

有人说闲话了：“像秦西巴这种犯过错被开除的人，为什么还要请回来重用呢？”孟孙氏回答说：“这个人连一只小鹿都不忍心伤害，一定不会害我儿子。”可见祸福难料，乐羊有功却被怀疑，秦西巴有过却受信任。

话说打下中山国之后，乐羊有点骄傲。魏文侯于是要解决一个经典的管理学难题：下属立了大功，不安分了，在领导面前也敢大声说话了，怎么才能让他老实下来，重新做一个服服帖帖的小弟呢？

魏文侯早有准备，给了乐羊一只大箱子。

乐羊本以为箱子里会是赏给自己的金银财宝，等回去打开一看，里边竟然堆满了文件，内容全是说自己坏话的。

乐羊大概越想越后怕，赶紧向魏文侯表态：“能够打下中山国，不是我的功劳，是您的功劳。”这件事首先让我想到“兵贵神速”的重要性。所谓兵贵神速，不仅有军事意义，还有政治意义。

假如乐羊三下五除二就把中山国打下来了，那么别人根本就没机会在魏文侯面前进谗言。问题是，这一仗打了足足 3 年，时间拖得太久了，各种意见自然就会接二连三。

可想而知，要么有人怀疑乐羊故意拖延，图谋不轨，要么有人怀疑乐羊的能力，请魏文侯及时割肉止损。

当反对意见接二连三的时候，自然三人成虎，领导的心里总会动摇，就算不动摇，至少也容易向集体意见让步。

这就意味着，假如换一个人处在魏文侯的位置上，就会有极大的概率提前把乐羊召回来。

在《战国策》原文里，乐羊收到的这一箱文件都是“谤书”，“谤”是“诽谤”的“谤”，好像魏文侯身边都是奸佞小人，胡乱捏造罪名诬陷乐羊。但问题是，以魏文侯这样一位英明领袖，身边怎么尽是小人呢？

这是我们读书需要留意的细节：古汉语的“谤”和今天“诽谤”的涵义很不一样，“谤”就是指责别人的过错，可以光明正大地“谤”，这和造谣诬陷没有关系。所以那一箱谤书，并不意味着乐羊得罪了太多人，以至于人人都想找机会陷害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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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对新占领的中山国有一整套人事安排。

首先，把太子魏击封在中山，然后，派李克去“守”中山，又把乐羊封在灵寿。这套人事安排，很有制度上的创新性。创新性有多高呢？这样说吧，如果能讲给孔子听，孔子肯定听不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孔子会问：“哪有把太子分封出去的道理呢？从宗法制度上讲，太子一系应该是魏氏的大宗，如果把魏击分封出去，那么魏击的子孙世世代代继承封号和采邑，在魏家就变成了小宗。这叫什么事呢？当然叫礼崩乐坏了。”退一步说，就算可以把太子魏击分封出去，那么魏击就是中山的领主，对中山拥有主权，在中山既可以治军，也可以治民，既然如此，让李克去“守”中山又是怎么回事呢？中山人民到底归魏击管还是归李克管？

再看乐羊，既然被封在灵寿，照理说就变成了灵寿的领主，对灵寿拥有主权。但灵寿本来是中山的一部分，那么乐羊的上一级领主是谁呢？是魏文侯呢，还是魏击呢？

还有，李克既然去“守”中山，灵寿到底归李克管还是归乐羊管？

如果能请魏文侯来作解释的话，他应该会这样说：“首先，传统的力量很强大，该尊重传统的时候必须尊重，否则人心容易散，队伍不好带。但是，传统人事制度的弊端很大，我自己不就是吗，和韩、赵两家一起架空了我们的上级领主，如果我下面也有人把我架空了可怎么办？所以，制度改革势在必行。”魏文侯的折中方案，核心原则就是让封建制的名和实分离开。

魏击也好，乐羊也好，名义上是领主，有自己的采邑，但他们只能从采邑里获得经济收入，对采邑没有管理权。

真正对中山全境有管理权的，统管中山军政和民政的，既不是魏击，也不是乐羊，而是李克。李克的身份是“守”，因为管辖中山，所以称为中山守，也可以叫中山相。“守”和“相”都有“临时代理”的意思，所以从名义上看，李克只是暂时代管中山的军政和民政工作，代理性的职位当然不能世袭，甚至都不会是终身制，上级随时可以找人替换掉他。

那么采邑还能不能世袭呢？也能，但是采邑的世袭属性越来越弱了。

这就意味着，乐羊和李克无论立下多么大的功劳，也不可能获得魏氏家族的股份，而只能成为魏氏家族的高管，他们的地位和待遇仅仅取决于魏文侯的态度，背后没有股权做靠山。

前边讲过的吴起也一样，他做了西河守，和李克的职位相当。

注意，你熟悉的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在此时魏文侯通过“守”和“相”的设置，已经有了模糊的影子。

早在春秋时代，秦国和楚国、晋国就已经出现了“县”这种新生事物。

国君开疆拓土，打下一个国家，如果按照宗法封建的旧传统，会把这个国家的土地和人口分封出去，但秦、楚两国文化最低，传统包袱最轻，不愿意搞太多分封，而是会把新占领的领土设置成本国的一个县，由国君直辖，派遣专门的官员管理，民政、军政一手抓。

这样的县官，称为县令、县公，或者县尹，身份仅仅是地方官，随时可以被国君调任或者罢免，更没有世袭的资格。以旧传统的眼光来，这样的官员等于国君雇佣的临时工。

一个国家当中，县所占的比重越大，就说明国君的权力越大。

晋国也搞过县制，由国君委任县大夫，但晋国的难题是，几大家族的势力已经过于强大了，国君委任的县大夫往往只能在几大家族的人选里挑，结果名义上的县变成了实际上的采邑，国君依然控制不了，甚至连县大夫的任命权最后也落到几大家族的族长手里了。

这段历史，魏文侯一定再熟悉不过了。

李克把中山治理得井井有条；乐羊家族一直生活在灵寿，后代当中还出了一位名将乐毅，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经常自比管仲、乐毅的那个乐毅；魏击受封为中山君，闷闷不乐，终于想方设法回到了父亲身边，后来顺利接班，成为魏武侯；魏文侯把二儿子魏挚封到中山，还叫中山君；魏挚死后，儿子接班，但中山国的旧势力竟然成功复国了，把新一任的中山君赶回了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