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崛起与姓氏起源

魏文侯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礼贤下士，但礼遇的对象不是普通的“士”，而是儒家学者。

有两件事最能体现他的风格，一是尊卜子夏和田子方为师，二是每次经过段干木的住处都要在车上行礼。所以，各地的贤人纷纷归附在他的周围。

《资治通鉴》原文说的是“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注意，这里如果按照字面，解释成卜子夏、田子方是魏文侯的老师，辈分就有点乱了。

因为田子方要么是卜子夏的弟子，要么是卜子夏的师侄，是个晚辈，魏文侯不大可能既拜卜子夏为师，又拜田子方为师。最有可能的是，魏文侯在拜会这两位学者的时候，都以弟子的姿态行礼，表达充分的敬意。

卜子夏我要岔开多说两句。

卜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是孔子的高徒。“卜”是一个象形字，表示龟甲被烧灼之后呈现出来的裂纹。因为会有专业人士根据裂纹的形状预测吉凶，所以“卜”就有了“占卜”的意思。负责占卜的专业人士称为“卜人”，职业世代相传，“卜”渐渐演变为姓氏。

古人的名字里，名和字的涵义会有呼应。卜商，字子夏，商和夏不但都是朝代名，还都有“大”的意思，所以能搭配。子夏的“子”是对男子的美称，所以成为男性最常见的取名用字。

《论语》里边有不少子夏的戏份，最著名的一段就是孔子拿子夏和子张做比较，说子张过了头，子夏没到位。

那么，子张就比子夏更出色吗？并不是，孔子的结论是“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个成语里边，那个“不及”原本形容的就是子夏。

《论语》还有一个著名段落，给孔子最优秀的十名弟子分门别类，分成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每一科都有代表人物。文学科有两位代表，子夏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文学，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指典籍和礼乐方面的学问。

这四科和十大弟子后来被合称为“四科十哲”。唐朝祭祀孔子，这十大弟子获得了配享资格，陪着孔子一起接受祭拜。

今天我们去孔庙，还能看到孔子像两边排列着一些人物雕像，其中就会有这位子夏。

子夏比孔子小 44 岁，晚年在魏国境内的西河一带讲学，声望很高。在子夏独立讲学的时代，儒家的声势已经比孔子时代强太多了。

所以曹魏年间，李康有一篇很著名的《运命论》，探讨人生命运，说以孔子那样的大圣人，有生之年到处碰壁，境遇很凄凉，而子夏仅仅学到了孔子的皮毛，却被捧成了一代宗师，说什么都对，可见人生的贫富贵贱主要是由命运和时势塑造出来的，和个人能力没有必然联系。

回到问题的核心，魏文侯礼遇卜子夏，意义在哪里呢？

李康至少说对了一点：越是滑向礼崩乐坏，竞争就越残酷，而竞争越残酷，人才就越受重视。当时代逼近战国，富国强兵迅速成为每个大国或大家族的核心诉求，人才因此变得格外抢手。

你也许会疑惑：以子夏这样的老人家，只会搞文学，能对富国强兵有多大帮助呢？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子夏是天下知名的学术权威，有名气就有价值，只要厚待子夏，哪怕什么事都不让他做，都能向天下释放出一个招贤纳士的信号，无数人都会因此而涌到魏文侯的身边；

第二，子夏本人虽然做不了什么事，但他的门人弟子很多，这些人可不都是只会皓首穷经的学究，其中总会出现厉害的人物——事实上，魏文侯富国强兵之路上最为倚重的改革家李克和名将吴起都是子夏的学生；

第三，人总是活在圈子里的，任何一个圈子都会存在攀比现象，在当时国君的圈子里，人才是一个很突出的攀比指标，谁身边的人才更多，谁就更有面子，而在面子的问题上，人才的名望比人才的才干更重要。

春秋战国之际，血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依照传统的血统原则，那么智瑶也好，赵无恤也好，根本没资格成为族长继承人的人选。到了魏文侯这一代，用人已经彻底不受血统的束缚了。

这一点，从前面提到过的田子方和段干木身上，都能看得很明白。田子方，从姓氏来看，出身于齐国的田氏家族，却出国给魏家效力。

段干木，复姓段干，很可能是老子的后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的儿子名叫李宗，在魏家做官，获得了段干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采邑。

在当时的风俗里，采邑的名称经常转化为姓氏，比如魏文侯，名叫魏斯，但他家原本姓姬，和周天子同姓，是一家人。

武王伐纣之后，魏斯的先祖被分封在毕这个地方，从此以毕为氏——当时姓和氏还没有被混淆。毕氏有一位后人，名叫毕万，给晋献公立过功，得到魏地作为自己的采邑，他的后人以魏为氏，所以魏文侯才叫魏斯，而不是毕斯、姬斯。

姓是永远不变的，氏可以不断分化。

还用魏氏举例：魏氏有个后人，立了功，获得了一处采邑，采邑的名字叫令（líng）狐，他的后人就以令狐为氏，世代住在太原。金庸笔下的令狐冲如果追溯血统的话，应该就是太原令狐氏的后人，可以和周天子论本家。

随着时代的发展，姓的重要性逐步走低，氏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渐渐姓和氏发生了混淆，今天我们所谓的姓，如果按照严格标准，绝大多数其实都属于氏。

同样道理，三晋当中的韩家原本姓姬，和周天子也是一家人，有一位后人在晋国做事，得到晋国的分封，采邑在一个叫韩原的地方，他的后人以韩为氏，一直传到我们已经熟悉的韩虔。

再看赵家，原本姓嬴，和秦国公族是一家人，有一位后人为天子立了大功，受封赵城，从此才有了赵氏。

所以从战国历史上，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很扎心的经验，那就是所谓同胞并不会天然就比异族更友善。

魏文侯的所有重要臣子当中，只有一个魏成是他的兄弟，其他人都来自五湖四海，再没有魏家的人了。相应地，亲亲尚恩、论资排辈这种曾经的天经地义已经彻底变得不合时宜了。

可想而知的是，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在重视血统的时代不可能会受到在魏文侯那里所能受到的尊崇。

在这三位学者当中，最有意思的是段干木。因为卜子夏和田子方好歹还能给魏文侯讲一点大道理，而段干木是个隐士，只要魏文侯来访，他就远远躲起来，如果魏文侯来得很急，段干木就算跳墙都要躲开他。

所以魏文侯虽然可以在卜子夏和田子方面前执弟子礼，但对段干木，通常只能在车上向着他的住处行礼。难得见到一面的时候，魏文侯就会特别的毕恭毕敬。

魏文侯当然也不吃亏，因为这是一种千金买马骨的姿态，向天下人发出的信号是：看嘛，我对一个完全不能为我所用的人都这么尊敬，何况对那些真正能帮到我的人呢。

当然，要想做一名成功的领袖，仅仅有礼贤下士的姿态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的一些禀赋。

这一天，魏文侯和群臣饮酒，气氛很愉快。外面虽然下起了雨，但室内举办的酒会当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忽然魏文侯要人准备车马，送自己到野外去。身边的人都来劝阻他说：“大家喝酒喝得正开心，外面又在下雨，您何必非要赶在这个时候出门呢？”魏文侯给出的理由是：“我已经和管理山泽的官员约好了，这个时间要去打猎，我怎么能让人家白等一场呢？”当然，下雨天没法打猎，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魏文侯如约赶到约定地点，亲自告诉那位管理山泽的官员，取消当天的打猎安排。

提醒你注意，《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载采自《战国策》，只在文字上做了很小的改动。

在《战国策》的版本里，最后还有一句议论，说魏国从此就走上了强国之路。这个议论很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把见微知著的感觉搞得相当过分。

《资治通鉴》对这类材料通常都会保留事实部分，删掉议论内容，议论要等到“臣光曰”的段落统一去发。

但是，这样一件小事，为什么值得《资治通鉴》记录在案？又为什么会被《战国策》当成魏国走向强盛的起点呢？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魏文侯首先就不够聪明。当初做约定的时候，如果说好了遇到下雨就自动改期，也不会有后面的麻烦。其次，就算没能预先约好，魏文侯也犯不着亲自跑去通知，一切都可以按照管理流程来走。

要知道管理山泽的官员称为虞人，级别很低，魏文侯亲自跑去通知虞人，大约相当于集团公司董事长亲自去通知某个分公司里的某个科长，这不是很荒唐吗？魏文侯是一个高明的管理者，不可能这么荒唐。

那么，唯一合情合理的解释就是：魏文侯在演戏给大家看，他就是要在所有的臣僚面前演这样一场戏，让所有人都能亲眼目睹自己对信用有多么看重。虞人是小官，打猎是小事，领导对小官和小事尚且如此守信，何况对高官和大事呢？

魏文侯与虞人期猎（致敬先贤）

这层道理，精通谋略的《韩非子》早就揭穿过了。

对于魏文侯和虞人的故事，《韩非子》最可恨的就是用它当成论据，来证明“小信成则大信立”的道理。这个道理貌似很正确，也很磊落。讲信用嘛，直到今天也是美德。

今天我们拿征信记录去银行贷款，征信记录越干净，贷款审批就越容易。只要平时信用卡还款及时，交话费、还房贷从不逾期，就更有可能从银行借到大钱，这不就是“小信成则大信立”吗？如果连“小信”都不成，“大信”就绝对立不起来。

儒家当然不会反对这种道理。事实上，孔子亲口强调过信用的重要性，比韩非子说得更过火。

当时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讲了三大注意事项：第一，粮食储备要充足；第二，武器储备要充足；第三，要获取人民的信任。这三件事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信任最重要，粮食在其次，武器排在最后。

为什么有这个次序，孔子的名言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意思是说，虽然没有武器会被杀，没有粮食会饿死，但死人的事情自古以来屡见不鲜，不是多大个事，只要大家对君主的信任度还在，政权就不会垮。《论语·颜渊》）

司马光很相信这套道理，在他看来，朝廷凡是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

当时开封出过一件事：朝廷悬赏捉拿大盗，谁能捉到大盗就给谁官做，结果真等捉到了，官没给，只给了赏金。司马光很不满，搬出无信不立的道理，要朝廷履行承诺。（《温国文正公文集·三省咨目》）

这就好比父母管教小孩子，儒家的办法是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传，在这个基础上，不对小孩子失信。

而法家的办法是设立明确的赏罚标准，不管小孩子能不能明白道理，反正做对了就赏，做错了就罚，一旦该赏不赏，该罚不罚，约束力就消失了。重点是，赏罚的标准只要清晰明确就好，至于在不在情，合不合理，小孩子能不能想得通，都不重要。

李克是魏文侯手下的一位干将，他做地方官的时候，很想提高当地人的射箭水平，就下了一道命令，说凡是有打不清的官司，一律让当事人射箭定输赢，谁能射中靶子，谁就能赢官司。

这道命令一下，当地人就开始没日没夜地苦练箭术。后来和秦国打仗，李克这边赢得很轻松，因为个个都是神箭手。

李克确实做到了赏罚分明，显然也很讲诚信，以箭术决定官司的输赢，标准清晰明确，唯一的缺点就是太不讲理了。

诚信竟然可以和讲理完全割裂，这在现代人看来难以置信，但从法家的视角来看，诚不诚信本来就和讲不讲理毫无瓜葛。

司马光显然不能认同这个道理，更不能认同法家的初心，但他对法家的诚信也能有适度的接受。

在《资治通鉴》第 2 卷里，讲到商鞅变法，有一段“臣光曰”就拿魏文侯和虞人的故事举过例子，说魏文侯虽然不属于儒家意义上的标准贤君，商鞅更是一个以刻薄寡恩著称的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更是一个拼武力、比诈术的时代，但他们依然会用诚信来统治国民，所以当今天子更应该明白诚信治国的重要性。

韩国派来使者，邀请魏国一起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不打，我和赵国是兄弟。”韩国使者气哼哼地走了。

赵国派来使者，邀请魏国一起去打韩国。魏文侯说：“我不打，我和韩国是兄弟。”赵国使者气哼哼地走了。

消息总会不胫而走。不久之后，韩、赵两国都知道了魏文侯对自己的态度，服气了，把魏国当大哥。从此魏国在三晋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天下第一强国。这一段史料，来源还是《战国策》，《韩非子》也有相同的记载，但上文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从此魏国在三晋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天下第一强国”，是司马光自己加上去的。

注意了，这句话加得相当可疑，因为找不到任何根据。看上去它只是概述一个历史事实，不做任何评论，但这个历史事实到底是怎么推断出来的呢？要做出这个推断，必须满足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三晋这一起外交事件的大致时间。

但问题就在于，这个前提根本就不存在。无论是当年的司马光还是今天的我们，手里都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给这件事准确编年。

所以，大胆推测一下，司马光有可能在这段内容里边暗藏了一点私心，把魏文侯的做法标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范本，简言之就是三个字：和为贵。在司马光的时代，北宋的国际关系和三晋有几分相似，北边有辽国，西边有西夏，谁也吃不掉谁。和辽国的关系倒还好些，因为先前有过一个澶渊之盟，宋朝以金钱换和平，两国多年来相安无事，各过各的安生日子。

西夏一直不太安分，甚至有几次把宋朝打得很惨。宋朝的新党，也就是改革派，基本都是主战派，积极备军备战，想方设法要把西夏打服，而旧党，也就是保守派，既有主战的，也有主和的。

司马光作为旧党大佬，是一个坚定的主和派，对主战派意见很大。

我们在脸谱化的历史里，很容易把主战派都当成忠君爱国的忠义之士，而司马光眼里的主战派，尽是一些投机分子，只想通过打仗给自己捞军功，不打仗就没有立功的机会。

所以在改革派所主导的进取型的基本国策下，太多投机分子没事也想找事，这就导致明明可以和平解决的问题非要通过武力解决，明明可以简单化解的矛盾非要大张旗鼓。

结果呢？西夏还是按不住。

再看宋朝这边，不但损耗越来越让朝廷和百姓吃不消，而且军队将帅的权柄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受朝廷的监督，宋朝开国以来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国家分裂的基本国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司马光的思路是，处理国际关系首先要讲理，先前我们宋朝有对不起西夏的，要道歉，抢来的地盘，要退还回去。我们是文明古国，不是流氓团伙。然后，对西夏实行适度的经济封锁。仗要在经济层面打，不要在军事层面打，要打得有分寸，不要劈头盖脸。

最后要达到的目标，也不是把西夏荡平，收归大宋版图，而是让宋朝在国际关系上确立起优势的战略地位，保持经济、文化的优越性，让国际关系变成厚道的大哥和安分的小弟之间的关系。

司马光心里的“兄弟之国”，不是没大没小的兄弟关系，而是长幼有序的兄弟关系，就像魏文侯领导的魏国和韩国、赵国的关系那样。

你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刚才说到司马光加的那句话背后，是有自己对北宋边疆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的。

韩国和赵国真的被魏文侯的脉脉温情打动了吗？

当然不可能。都是从血雨腥风里杀出生天的狠角色，谁都不是善男信女，何况在战国乱世，兄弟之情半点都不值钱，亲兄弟也可以反目成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