赘婿淳于髡

赘婿淳于髡

话说齐威王继位之后，整天饮酒作乐，朝政完全交给臣僚处理，就这样一连 9 年，邻国不断攻城略地，再这样下去的话，齐国就要亡国了。所有人都看得出危机，但没一个人敢去劝谏齐威王。幸好齐国有一位很特殊的人才，名叫淳于髡，非但其貌不扬，是个矮子，出身更让人看不起，原文叫“赘婿”，也就是俗话说的上门女婿。

今天大城市里已经没有上门女婿的概念了，如果是异地婚姻，小两口不管把家安在丈夫的城市还是妻子的城市都无所谓，只看工作和生活是否便利。但古代的婚姻和爱情无关，属于家族使命，妻子只能成为丈夫家族的一员，从婚姻关系成立的时间开始，妻子的五服关系都会跟着一起变。最直观的规矩就是：妻子必须住进丈夫家里，但丈夫绝对不能反过来住进妻子家里。如果男人条件太差，无论怎么降低要求都讨不到老婆的话，结婚的出路就是去做赘婿，住进妻子家里，给岳父、岳母干活儿，生的孩子随妻子的姓。今天大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不会觉得这有什么所谓，而在传统观念里，这是男人的奇耻大辱，做倒插门的女婿相当于丢掉了男人最后的一点尊严，只有像猪八戒那样没脸没皮的人才真心愿意入赘高老庄。

赘婿既然在社会上没地位，在家里当然也没地位，基本相当于家奴。

淳于髡作为赘婿，如果生活在秦国或者魏国，人生不会再有翻盘的机会。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之后，把赘婿当成贱民，凡是国家级的脏活累活和危险工作，总会优先征发赘婿。魏国对赘婿也狠——睡虎地秦简里边，《为吏之道》的末尾抄录了两条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 252 年）的法令，称为《魏户律》和《魏奔命律》。虽然时间晚于淳于髡的生活时代大约一个世纪，但或多或少可以作为旁证来参照。

《魏户律》说，有些人离开自己的宗族，到寡妇家里和寡妇一起过日子，给寡妇的孩子当后爹，对这种人，就不能给他们户籍，也不能分给他们田亩。这样的人家，三代之内都不准做官，三代之后就算有人做官，档案上都要注明自己是某某赘婿的曾孙。

《魏奔命律》以国君的口吻发话，说自己特别讨厌赘婿，想杀光这些人，但不忍伤了他们亲人的心，所以征发他们参军，军官不必顾惜他们的健康和生命，攻城的时候就拿他们填壕沟去。

这样看来，赘婿好像都是一些自甘下流的家伙，理应受到全社会的歧视。但至少在淳于髡身上，做赘婿很可能情有可原。

从名字来看，淳于髡显然不是真名，因为“髡”是刑罚的一种，意思是剃掉罪人的头发。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里，剃掉头发已经算是严重的羞辱了，具有象刑的功效。至于淳于，原本是一个姜姓小国的名字，国家灭亡之后，子孙后代用国名作为自己的氏名，于是就有了淳于氏。淳于髡应该就是淳于氏的后人，不知道触犯了什么刑罚，受了髡刑，所以才被称为淳于髡。这就像同在齐国的兵法大师孙膑，因为受过膑刑，所以才被称为孙膑，并不是真名叫作孙膑。

淳于髡大约因为犯过罪，受过刑，不好求发展，这才做了赘婿。

幸而齐国从开国之初就很有宽容精神，风气特别开放，后来管仲帮着齐桓公搞活了经济，经济一搞活，社会风气就更开放了。到了战国时代，如果赘婿可以自由选择安身立命之所的话，那么齐国一定会高票当选。

一鸣惊人

淳于髡虽然有赘婿的不良出身，形象也不伟岸，还犯过罪，受过髡刑，但口才特别出众，曾经多次代表齐国出使诸侯，凭着口才，一次亏都没吃过。淳于髡决定劝谏齐威王，但必须讲方法，投其所好。齐威王喜欢隐语，所谓隐语，就像猜谜一样，话不能明说。所以淳于髡对齐威王是这么说的：“咱们齐国的首都有一只大鸟，落在国王的宫殿里，一连 3 年，既不飞，也不鸣叫，大王您知道这是什么鸟吗？”齐威王的回答后来成为一句名言，原话是：“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成语“一鸣惊人”就是这么来的。

齐威王果然一鸣惊人，召见各地的地方官，一共 72 人，赏了一个人（即墨大夫），杀了一个人（阿大夫），然后整顿军队出去打仗，兵锋所向，无坚不摧。邻国诸侯都吓到了，纷纷把这些年侵占的齐国疆土返还给齐威王。齐国大治，此后 20 多年间都没有谁胆敢入侵齐国。

齐威王的变化确实令人意外。如果说真是淳于髡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齐威王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荒废了 9 年的国政整顿清楚，军队更不可能一下子就有了超强的战斗力。会不会是齐威王一直都在装傻呢？也许沉湎酒色只是他的伪装，他在伪装之下暗中谋篇布局，不管淳于髡来不来进谏，该一鸣惊人的时候自然会一鸣惊人，淳于髡只不过恰好踩中了时间节点？

这倒是很经典的一种权谋手段，今天我们早已经见怪不怪了。我印象中关于这种手段的最精彩的解读，来自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王子。

亨利王子是亨利四世的儿子，做王子的时候整天和狐朋狗友们，尤其是和西方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老流氓福斯塔夫一起鬼混，但心里明镜一样。亨利王子有一段经典独白：“你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我全知道。你们这些闲得无聊的胡闹我暂时也表示支持。在这件事上我要学学太阳。它听凭带着瘴疠的乌云迷雾遮蔽了它的美丽，不让世人看见，正是为了在需要露出真面时好去冲破那仿佛缠死了它的阴云，让人瞠目结舌，大出意外。若是一年四季都是假日，都可以玩，玩也就跟工作一样沉闷；可是如果假期很少，人们就会盼望它。罕见的东西才最令人高兴。因此，在我抛开种种放荡行为，偿还我从未允诺过的债务时，我就会大大高出人们的期望。我用这些过分的行为让人们产生错误的估计，那样，我的改过自新就会像深色背景衬托下寒光飕飕的刀剑，经过我的缺点衬托显得分外美丽耀眼，比没有陪衬更能抓住人们的注意。我要把放荡不羁当作一种手段，好在人们最意外时改恶从善。”（《亨利四世上篇》第 1 幕第 3 场，朱生豪译）

后来亨利王子继承王位，成为亨利五世，马上就和福斯塔夫绝交，从浪荡公子转眼间就变成了英明君主，后来打赢了著名的阿金库尔战役，威震欧洲，简直就是齐威王的翻版。

但是，权谋方向的解释并不是造成齐威王华丽变身的唯一一种可能，也许齐国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一直都不差，只是有人绊住了齐威王的手脚，只要除掉这个人，一切都可以迅速回归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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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姬和周破胡

明朝中叶以后，兴起过一阵历史考据的风气。这倒不奇怪，因为明朝人看着自己的当代史，越看越可疑。官方编修每一代皇帝的实录，也就是今天我们统称为《明实录》的，各种不靠谱，很有必要小心翼翼地把史料考订一下。这种风气一起，不仅对明朝的当代史，对古代史也开始了梳理和考据，焦竑的《焦氏笔乘》就是这类作品当中的一部，内容相当丰富。

焦竑从汉朝学者刘向的《列女传》里找到了线索，《列女传》说齐威王执政初期，奸臣周破胡只手遮天，就是他在颠倒黑白，诋毁即墨大夫，夸赞阿大夫，幸亏虞姬揭发了周破胡的奸佞。（《焦氏笔乘》卷 2）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不妨循着焦竑给出来的线索，找到刘向的《列女传》。

《列女传》的“列”是“行列”的“列”，不是“三贞九烈”的“烈”，所以这里的“列女”只是“列位女人”的意思。刘向精选了历史上 104 位女性的事例，分门别类，给女人们在方方面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刘向是汉朝第一流的学者，由他编订的《战国策》、《说苑》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他之所以要编一部《列女传》，原因相当现实：当时的皇帝汉成帝虽然性情宽厚，看上去是个很好相处的皇帝，但他对政治缺乏兴趣，只喜欢扎在女人堆里饮酒作乐，这一点和一鸣惊人之前的齐威王完全一样。汉成帝专宠赵飞燕姐妹，朝廷大事都交给舅舅们处理，这就开启了汉朝外戚专权的局面。刘向出身皇族，是正经的刘氏宗亲，比普通人更看不得外戚专权，写《列女传》一是针对汉成帝的后宫问题，二是针对愈演愈烈的外戚问题。刘向一定要告诉大家，尤其要告诉汉成帝：女人的本分是什么，外戚的本分又是什么。

在《列女传》里，齐国女性特别闪光，历史上最著名的大龄丑女钟离春，又叫无盐女，就是齐国人，在 40 多岁的时候嫁给了齐宣王，成为齐国王后。还有一位孤逐女，即墨本地人，论相貌绝不在钟离春之上，但嫁得也不差，成为齐国的总理夫人。还有一位虞姬，那应该是个美女，不是霸王别姬的那位虞姬，而是齐威王的嫔妃。虞姬很为齐国的政治忧心，所以劝说齐威王亲贤臣，远小人，小人就是最受齐威王宠信的周破胡，贤臣叫作北郭先生。周破胡当然因此记恨虞姬，污蔑她和北郭先生有奸情。经过一番周折之后，齐威王终于在虞姬的劝说之下幡然醒悟，采纳了虞姬的意见，杀掉了周破胡和阿大夫，重赏了即墨大夫，还亲自率领大军收复失地。（《列女传》卷 6·齐威虞姬）

故事虽然很精彩，一波三折，但怎么看怎么都不像真的，就连周破胡这个名字也特别不像战国年间的正常人名。原始出处当然更查不到，这就很容易让人怀疑这些事情全是刘向虚构出来的。刘向应该很期待那位沉湎酒色的汉成帝也能像齐威王一样，忽然有一天一鸣惊人，但他只能失望了。

可是，如果说刘向的故事纯属虚构，难道司马光和司马迁对于齐威王的记载就是实录吗？就算齐国的症结真的只在所谓周破胡的身上，就算齐威王本人可以说改就改，但那么大的一个齐国，社会运转的巨大惯性，怎么可能说变就变呢？

错误的历史经验导致错误的政策

今天我们知道，司马迁和司马光都严重搞错了齐威王时代的齐国编年，而编年一乱，有可能长时段的变化错被当成短时段的变化，前一代的事情也有可能错被当成后一代的事情，但古人还没有这个见识，一旦真诚地相信历史书，就很容易找错论据，做出错误的决策。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就出现过这个问题，宋神宗认为军队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有战斗力，王安石反驳，说国家领袖只要能分清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再加上果断的决策力，这就够了。拿这种素质来指挥军队的话，军队在一天之内就能变强，齐威王不就是好榜样吗？（陈瓘《四明尊尧集》卷 6·边机门第五）

齐威王的一鸣惊人确实可以佐证王安石的观点，而且不只是王安石一个人这么看，因为在儒家观念里，内政的好坏才是决定战斗力强弱的关键因素。两宋之际有一位程俱，字致道，号北山，他的诗文集叫作《北山小集》。在《北山小集》里边，程俱把齐威王的一鸣惊人和鲁庄公的长勺之战拿到一起讨论。

长勺之战的关键，就是今天我们初中语文课都学过的古文《曹刿论战》的内容。那是春秋初期，齐国来打鲁国，曹刿去见鲁庄公，问鲁庄公凭什么去和齐国一战。鲁庄公先后给出 3 个凭据：一是好吃好穿自己从不独享，都会和大家分享；二是祭祀用的祭品从不弄虚作假；三是对于各种诉讼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审理原则。

程俱提醒我们注意：当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去和齐国一战的时候，鲁庄公给出的答案里边，虽然前两项都不能让曹刿满意，但关键是，鲁庄公完全没提兵多粮足、武备充分这类纯军事的原因。齐威王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并没有厉兵秣马，而是仅仅赏了一个即墨大夫，杀了一个阿大夫，就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心悦诚服，士气因此大振，所以马上就能威服诸侯。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所谓安内，不是说镇压了内部叛乱就算完，而是要做到内政修明，赢得人心。只要赢得了人心，自然就有了战斗力。（《北山小集》卷 28) 程俱没想清楚的是，“曹刿论战”和“一鸣惊人”这两件事不适合放在一起说，因为前者的时代是春秋初期，礼崩乐坏远没有战国时代那么彻底，国际战争的打法还相当有贵族范儿，两军对阵，一战定胜负，很像擂台比武。曹刿后来给鲁庄公支招，之所以打赢了长勺之战，就是因为齐国军队还在守规矩，曹刿这边率先耍流氓，这才有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趁着齐国“三而竭”的时候发动进攻。这虽然够聪明，够机智，但以当时的贵族礼仪来看，也够不要脸。所以，鲁国的胜利并不真的因为鲁庄公断案公正，赢得人心，至少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真正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曹刿出阴招，耍流氓，率先突破道德底线。

退一步说，即便曹刿赢得光明正大，但春秋时代的战争和战国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的经验很难照搬到后者身上。

再退一步说，就算还在春秋时代，军队要养成战斗力也必须经过多年不懈的军事训练。前边讲过，春秋时代的主流兵种是战车，操作战车和战车之间的集团协作是技术活儿，不是单凭士气就管用的。

到了战国时代，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作战技术和训练要求不断提高，就算只拼士气，各个强国都有激励士气的手段，内政修明、人心归附并不足以使本国的士气对敌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程俱这样想，倒也只是从书本到书本，见识虽然可以论高低，但并不影响实际生活，而主导变法的王安石这样讲，那就真是学以致用，让整个国家为他的见识去付出代价了。

但我们也不好苛责王安石，因为齐威王一鸣惊人的事情太有迷惑性，连司马光都认认真真地把它写进了《资治通鉴》，还有前边讲过的那个陈瓘，在《四明尊尧集》里逐句批判王安石的谬论，批到这里的时候，也只是从其他角度入手，完全没有质疑齐威王事迹的真伪。

无论是程俱、陈瓘，还是司马光、王安石，在这件事上的判断力同样不好，但王安石手里有权，而且执行力惊人。这就引出了一个管理学的难题：作为管理者，判断力和执行力必须匹配。王安石这样固然不对，但相反的情况，比如司马懿评价诸葛亮，说他“多谋而少决”——主意多，但总是当断不断——这同样不行，有选择困难症的人没法当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