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总理昭奚恤的事迹，流传下来很多，但《资治通鉴》只选择了一件事，那是昭奚恤平生遇到的最大难题：有一个名叫江乙的很有心机的小人一直在算计他。

我在前边已经讲过了一个例子，“狐假虎威”的寓言就是江乙编出来影射昭奚恤的。江乙很有修辞水平，这一回又编出来一个寓言。

楚昭奚恤为相。江乙言于楚王曰：“人有爱其狗者，狗尝溺井，其邻人见，欲入言之，狗当门而噬之。今昭奚恤常恶臣之见，亦犹是也。且人有好扬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扬人之恶者，王曰：‘此小人也，’远之。然则且有子弑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终己不知也。何者？以王好闻人之美而恶闻人之恶也。”王曰：“善！寡人愿两闻之。”

江乙对楚宣王说：“有一个人很喜欢自家的狗，有一次这只狗向井里小便，邻居看见了，想进去告诉狗主人，这只狗却守着大门，要咬这个邻居。现在昭奚恤很讨厌我来见您，也是这么个道理。再说了，如果有人喜欢夸赞别人的优点，大王您就会觉得他是君子，愿意亲近他，而如果有人喜欢揭露别人的缺点，大王您就会觉得他是小人，因此疏远他。这样一来，一旦发生儿子杀害父亲，臣子杀害君主的事情，大王您永远都不会知道啊。”

楚宣王被打动了，说道：“你说得很好，以后两方面的情况我都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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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叙述就结束在这里了。我们如果把这段对话孤立来看，会觉得江乙不但说得在理，而且话术很高明——先讲一个接地气的故事，然后引申，再反常识，让楚宣王明白，就算真的“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但那些是非也是值得一听的。

江乙作为历史上的小人典范，把挑拨的手段施展得炉火纯青。

到了江乙这样的段位，讲出来的道理非但不是歪理，反而是很高明的正理。“狐假虎威”是你已经见识过的，即便时过境迁，人们甚至不记得这个寓言的本意是要中伤昭奚恤的，但“狐假虎威”的道理可以超越具体的语境，经典永流传。狗尿井的寓言虽然不如“狐假虎威”那么经典，但江乙出手，必属精品。但是，司马光好像并没有把故事讲完，因为沿着江乙和楚宣王的对话逻辑来看，故事里的邻居对应着江乙自己，狗主人对应着楚宣王，狗对应着昭奚恤，昭奚恤之所以阻挠江乙去见楚宣王，显然是怕江乙揭发自己干的坏事。楚宣王总该问问江乙，到底要揭发昭奚恤的什么事，而《资治通鉴》的叙述到这里戛然而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江乙和昭奚恤的攻防

解答这个问题，当然还要追溯到《资治通鉴》的史料来源。江乙和楚宣王的这段对话出自《战国策》，司马光照单全收。但问题是，《战国策》的流传过程相当曲折，存在不同的版本。在另一个版本的《战国策》里，故事果然还有下文。江乙说道：“魏国围攻邯郸的时候，楚国如果进兵大梁，肯定能把大梁占领。但楚国之所以放弃了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就是因为昭奚恤受了魏国的贿赂。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别忘了，我原本就是魏国人，当时就在魏国呢。正因为我对这些事情知根知底，所以昭奚恤才不愿意让我见到大王您啊。”（《战国策·楚策一》）

在这个版本里，江乙讲完狗尿井的故事之后，直接就把话题引到昭奚恤受贿的事情上了，而关于好话和坏话都应该听的那段内容，出自江乙另外的一段议论。这段内容，尤其见出江乙的段位之高。

《战国策》这样记载：江乙想要中伤昭奚恤，就对楚宣王说：“臣子越团结，君主就越危险；臣子越不和，君主就越安全。大王您知道这个道理的吧？希望您不要忘记啊。对了，如果有人喜欢夸赞别人的优点，您认为他怎么样呢？”楚宣王说：“这是一位君子，我应该多亲近他。”江乙又问：“如果有人喜欢揭露别人的缺点，您认为他怎么样呢？”楚宣王说：“这是一个小人，我应该赶紧疏远他。”江乙说道：“话虽如此，但是，一旦发生儿子杀害父亲，臣子杀害君主的事情，您就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啊。”楚宣王恍然大悟：“你说得很好，以后两方面的情况我都要听。”故事到此结束，最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开头明明说了江乙想要中伤昭奚恤，但江乙的话从头到尾都没有和昭奚恤存在半点关系。江乙要害人，绝不会意气用事，而是像第一流的棋手一样，貌似在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落下一子闲棋，其实是在为几步之后的谋划做足了铺垫。

楚宣王现在已经明白，大臣们越是不和，对自己反而越好，等将来江乙对昭奚恤开火，楚宣王就不会拿出息事宁人的态度了。

楚宣王认同了的第二个道理是：有人来说别人的是非，自己不该摆出圣母姿态，而要好好听听来人说的这些是非到底成不成立。

江乙就这样不着痕迹地扭转了楚宣王的固有价值观，只有做好了这些安排，才能开始对昭奚恤下手，否则就很容易自讨没趣。

江乙到底和昭奚恤结了什么仇呢？翻遍《战国策》也找不到答案，刘向的《列女传》倒是给出了线索，只是难辨真假。《列女传》给历史上的模范女性树碑立传，其中就有江乙的母亲。那是在 200 多年前的楚恭王的时候——时间显然对不上，但《列女传》就是这么写的——江乙担任郢大夫，大约相当于楚国首都市长。当时有人溜进王宫行窃，总理大人向江乙问责，罢免了他。

不久之后，江乙的母亲因为丢了一块布料，就找楚恭王申诉，说是总理偷的。总理大人当时就在楚恭王身边，但江妈妈一点都没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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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楚国总理，怎么可能去偷女人的一块布料呢？楚恭王显然不信，但既然苦主指认了，自己总该表个态才好。楚恭王说：“如果查明真是咱们总理偷的，我不会偏袒他，但如果是你污蔑，咱们楚国可是有法律的。”江妈妈说：“总理大人当然不会亲自动手，他是指使别人来偷布的。”这话听上去好像也不太讲理，但江妈妈自有一番解释：“当初孙叔敖当总理的时候，咱们楚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盗贼都绝迹了。可是看看今天，在这位总理的治理之下，社会不安定，盗贼横行，这和总理大人派人偷东西有什么不同呢？”楚恭王说：“总理身份尊贵，盗贼身份卑贱，他们没有共同的朋友圈。盗贼做的事情，总理不知道，这有什么奇怪呢？为什么要说总理有罪呢？”江妈妈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就把儿子的遭遇讲了出来，还援引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错的话，不怪他们，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江妈妈接着又砸出了两句掷地有声的对偶句，原文是“上不明则下不治，相不贤则国不宁”，这是在说，社会之所以动荡，都是统治者的错，总理如果不贤明，国家就不会安宁。

这番话说得楚恭王无言以对，觉得不只总理，就连自己也该对江妈妈的财产损失负责。楚恭王于是派人拿出等值的布料给江妈妈，还拿出来 10 镒黄金。这里需要说明一下，长沙近郊出土过战国晚期楚国的一整套砝码，叫作“均镒”，一共 10 枚，第 1 号砝码就是黄金 1 镒的标准重量。经过复原和校正，1 镒相当于 257.28 克，如果按照今天大约每克 400 元的金价换算，楚恭王赏给江妈妈的 10 镒黄金可以折合成人民币 100 万元出头。楚恭王真能这样出手豪绰吗？其实赏赐 10 镒黄金在当时很合理，因为楚国是黄金出产大国，动不动就用黄金，以至于黄金在当时虽然也很值钱，但远不如今天这样值钱。（刘和惠《郢爰与战国黄金通货》，1986）

无论如何，楚恭王的这个态度已经足够恳切了，但江妈妈竟然分文不取，只是说道：“难道我是因为贪恋财货才来找大王您的吗？我是要向您控诉总理大人的失职。”江妈妈就这样空着手回去了。楚恭王一想：“有这样的母亲，儿子肯定错不了。”于是召回江乙，官复原职。（《列女传》卷 6）

江乙是怎样制造盟友的

很难确定《列女传》的这段记载可靠性到底有多高，又是不是把楚宣王错写成了楚恭王，那位被指控偷布的总理大人会不会就是昭奚恤。如果这个故事成立，江乙倒是真有怨恨昭奚恤的理由。余知古的《渚宫旧事》也讲过这件事，指名道姓说那位总理大人就是昭奚恤。（《渚宫旧事》卷 3）

那么，以江乙的小人心性，要想扳倒昭奚恤的话，还欠缺什么呢？

毕竟昭奚恤位高权重，血管里流着蓝血，江乙只是一个外来的干部，在楚国毫无根基。所以江乙必然要找盟友，如果没有盟友，那就制造盟友。

江乙看中了同样来自魏国的山阳君，就在楚宣王面前说山阳君的好话，建议楚宣王赐给山阳君封地。事情被昭奚恤制止了，理由非常光明正大：“山阳君对楚国没有功劳，没有受封的资格。”难道江乙不知道山阳君不可能受封吗？

他正因为知道，所以才要布这个局，自己卖了人情，坏人让昭奚恤去做。这样一来，山阳君不但感激江乙，还会和江乙一起仇恨昭奚恤。（《战国策·楚策一》）

江乙并没有付出什么实际的成本，就轻松赚到了一个有力的盟友。对比一下那些挥金如土，或者不断为对方付出，希望感动对方，最后结成同盟的例子，越发看得出得江乙的高明。

通过示好的手段来拉拢盟友，效果远不如设置一个共同的敌人。

恨是比爱强大得多的力量，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牢固同盟，都是被恨——而不是爱——凝聚起来的。历史上的很多高明领袖，都很懂得制造并且操纵恨意。

《黄氏日抄》谈狐假虎威

《战国策》有一段记载，说有魏国人在楚宣王那里说昭奚恤的坏话，楚宣王竟然告诉了昭奚恤，说有个魏国人讲了你什么什么。昭奚恤非常紧张，这样说道：“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您身边侍奉，想不到竟然有魏国人能找到空隙，插进我们君臣之间，这可吓坏我了。我倒不是怕魏国人，我怕的是，能够挑拨我们君臣关系，还能让天下人相信的人，照常理应该是您身边很亲近的人，可现在连一个外国人都能轻松做到，您身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岂不是更容易做到吗？看来我离死期不远了啊。”楚宣王说：“我心里有数，你不必担心。（《战国策·楚策一》）

对话里提到的魏国人，不知道是江乙还是山阳君，又或者是两个人一起。昭奚恤的反击，并不是针对具体的指控做出具体的辩解，而是抽离出来，一旦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原有的问题不必解决就自行消失了。

昭奚恤到底被检举了什么罪名呢？

这个罪名到底是真实成立的还是栽赃陷害的呢？

如果是真实成立的，昭奚恤该不该接受调查，直到认罪伏法呢？如果是栽赃陷害的，主谋的人该不该受到惩罚呢？

所有这些很实际的问题忽然变成了空中楼阁，没有着力点了。在我们复盘的时候，更容易相信魏国人的指控有凭有据，所以昭奚恤才会运用升级策略，把具体的指控消失于无形，同时还在楚宣王那里打好了预防针。

江乙和昭奚恤都是当时第一等的聪明人，他们之间的斗法自然也精彩纷呈。

江乙和昭奚恤的斗法确实充满权谋色彩，所以《资治通鉴》只能点到为止，而如果我们看看没有背上道德包袱的《韩非子》，画风马上就变。《韩非子》对昭奚恤有 4 个字的概括，说他“贵而主断”。“贵”说的是地位尊贵，“主断”说的是执掌国家大权，独断专行。楚宣王不禁对昭奚恤起了疑心，而在向身边的人征求意见的时候，众口一词，都说昭奚恤没问题。（《韩非子·内储说下》）

这种众口一词的情况，江乙也向楚宣王讲过。（《战国策·楚策一》）这个现象应该被怎样解读，那就大有玄机了。也许昭奚恤真的深得人心，人人爱戴，但从法家思路来看，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可能。

“利异”

《韩非子》有一个主题，叫“利异”，意思是说，人人各怀私利，君主的利益和臣子的利益非但并不一致，还属于零和博弈，所以臣子天然就不可能忠于君主。臣子会利用公权力来满足私欲，哪可能真的忧国忧民呢。不要说一个国家里的君臣关系了，就算是一个小家庭里的夫妻关系，也存在这种利益冲突。

卫国有一对夫妻向神灵祈福，妻子求的是发点小财，得到 100 捆布匹。丈夫不理解，问为什么要的这么少。妻子答道：“如果收入更高的话，你就该去买妾了。”

夫妻祈福的寓言说明，再亲密的人际关系也存在利益分歧。君臣关系显然要比夫妻关系来得疏远，所以，国君如果希望大臣们全心全意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维护国家利益，想法虽然美好，但太不现实。而在官僚体系里，大家的利益当然也不一致，多少人都盼着同僚倒台，好给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友空出位置，又会有多少人不喜欢某个领导的管理方式，巴不得他调任或者犯罪免职。所以，臣子之间有纷争，意见不一，这才是常态，一旦众口一词，肯定有问题。

韩非也像江乙一样，很会拿日常生活的情景来举例子，说燕国有一个人，名叫李季，神志明明很清醒，却拿粪便洗澡。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的妻子和人私通，有一天李季突然回家，偏巧奸夫还在卧室没走。李太太担心被丈夫捉奸，正在手足无措的当口，还好女仆急中生智，想出一计：让奸夫赤身裸体，披头散发，直接从大门跑出去。

奸夫依计而行，大摇大摆当着李季的面跑出去了。

李季进了屋，赶紧问妻子和女仆刚刚跑出去的是什么人。李太太和女仆都回答说：“哪有人跑出去啊！”这下问题严重了，光天化日之下明明有一个人跑出家门，所有人却视而不见。

李季慌了神：“难道我看见鬼了吗？”李太太和女仆回答说：“肯定的啊。”李季更慌了：“那该怎么办呢？”当然该驱邪，于是李季按照妻子的说法，调和“五牲之矢”，也就是 5 种牲畜的粪便，把全身上上下下洗了一遍。

韩非的意思是，如果臣子们众口一词的话，那么国君就会被置于李季的位置，被愚弄、损害而不自知。在李季的故事里，女仆的敏捷头脑特别让人钦佩，而在权力场上，越来越残酷的竞争会筛选出来第一流聪明敏捷的人。江乙就是典范，而江乙三番五次陷害昭奚恤，却从来没有得手，显然昭奚恤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在《战国策》的记载里，昭奚恤正是以聪明敏捷而著称的，没人骗得到他。

我们只看一个例子：郢都有人不幸陷进“法律的迁延”（借用哈姆莱特的台词），案子拖了 3 年也没有了断，心里自然忐忑不安。怎么办呢？这名犯罪嫌疑人心生一计，拜托了一个朋友，请他假装来买自己的房产。如果自己被判有罪的话，房产会被充公，政府就有售卖这套房产的权利。朋友依计而行，去见昭奚恤，说想买郢都某某人的房产。昭奚恤回答说：“那个人是不该被判罪的，所以您没法在我这里购买他的房产。”朋友心里有了数，正要告辞，昭奚恤马上就反应过来，质问对方为什么要来试探自己。这位朋友还想掩饰，但昭奚恤说：“如果不是拿这件事来试探我的心意，那么在请求没能获准之后，本该失望才对，您的脸上却为什么露出了喜悦的表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