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之中只有滥竽充数吗？

稷下学宫

所谓稷下，意思是稷门之下。稷门是齐国首都临淄的一座城门，稷门外有一条河，名叫系水，系水两岸建有很多教室，古人称为讲室或者讲堂，这就是稷下学宫。在东晋十六国南北大分裂的时期，北方有一位名叫伏琛的学者考察齐地的地理和历史，写出一部《齐记》，也叫《齐地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山东地区的地方志。伏琛当时还能看到系水两岸稷下学宫的讲堂遗址，于是把遗址的状况写进《齐记》。

进入新中国，从 1964 年开始大规模勘察临淄故城，多年工作积累下来，已经能够展现当年临淄城的轮廓了。今天如果你去山东淄博，在临淄区还能找到稷下学宫遗址，但基本上就只能看到临淄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 2002 年立起来的一座石碑了。石碑的所在地，曾经是“天下”范围里的文化中心，大大小小的知识精英和投机分子纷纷从五湖四海被吸引过来。

开创稷下学宫的是齐国的第二位桓公。齐国有两位桓公，第一位是春秋年间的姜小白，“春秋五霸”的第一人，第二位是战国年间的田午，因为他是田家人，所以史书上为了和姜小白区别，有时候会叫他田桓公。

战国时代竞争压力巨大，国君们纷纷认识到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于是为了延揽天下人才往往不计成本。稷下学宫的开创就是延揽人才的一个手段。高等学府建起来，优厚条件摆出来，人才赶紧涌进来，到了齐国就可以吃香喝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齐国有工商业的传统，经济发达，家底厚，养得起闲人，这恰好是秦国不容易做到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人才也不例外。当然，顶级人才更看重的是稷下学宫的良好平台，希望可以借着这个平台施展抱负，让自己的学术理论成为国策，从此治国安天下，一旦发现施展不开，就算待遇再高，终归还是要走。

稷下学宫的核心特质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自由，不但来者不拒，而且讲什么都行；二是专业，所谓“不治而议论”，搞学术就是搞学术，即便是管理学专家也不需要亲自去搞管理。

各大学派的顶尖高手面对面地辩论，针锋相对，纵横捭阖，理越辩越明；因为专业，把讲学当专业，不必学以致用，所以发言可以天马行空，云山雾罩，反正是对是错都没法检验，逐渐培养出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现在你应该想到了：稷下学宫吸引来的人才，正是公孙鞅最讨厌的那拨人。齐桓公搞稷下学宫，当然不是为了满足纯粹的求知欲，只是因为延揽人才很有难度，所谓“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又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太多的格言警句和俗话、谚语都在强调认清一个人有多难，齐桓公这才拿出简单粗暴的办法：广撒网。

这个策略也算因地制宜，因为齐国有一个很强的优势：有钱。

只要肯花钱，自然养得起闲人。这些人管他是人才还是庸才，养错了也没关系。宁错过，不放过。人才就算一时没被自己识别出来，没能给齐国派上用场，那也没关系，只要他们安心在齐国好吃好喝，就不会去给其他诸侯效力。

你看，这种策略在今天互联网大厂的投资中也看得到——宁可投错，不能错过，什么类型的项目都投一点。

滥竽充数

我们都熟悉滥竽充数的寓言，它的出处是《韩非子》，说齐宣王爱听吹竽，300 人一起吹，南郭先生只是滥竽充数，就能好吃好喝被齐宣王养着。故事的背景之所以设在齐国，主人公之所以设置为齐宣王，未必就是随便编的。齐国的稷下学宫经过几代国君的建设，到了齐宣王时代特别的红红火火。孟子就活跃在这个时期，前边讲过齐宣王向孟子请教“齐桓晋文之事”，这就是稷下学宫的现实意义——被国君当成智囊团，有事没事就去咨询。稷下学宫红红火火的代价，一定是良莠不齐，好多人靠着耍耍嘴皮子混吃混喝。“滥竽充数”影射的社会现实，很有可能正是稷下学宫的真实景象。

那么，齐国国君，不管是齐宣王也好，还是创立稷下学宫的齐桓公也好，难道真不知道自己的学术政策必然会导致滥竽充数的现象吗？

我相信只要他们智力正常，就算一开始没想到，迟早也都会察觉。

但重点是，即便察觉了，应该也无所谓，因为这就是广撒网的方式必然会有的代价。无论是秦国那种穷国还是宋国那种小国，都承受不起这种代价，如果他们有样学样的话，一定会被巨额成本拖垮。所以，齐国容许滥竽充数的存在，正是在充分考虑到自己的优势和对手的劣势之后，做出来的正确选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稷下学宫的缘故，反正齐国后来也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把其他诸侯甩在身后，和秦国成为一东一西的两个超级大国。这就是历史的有趣之处，秦国以高度的学术专制、反智主义和绝不养闲人的政策所达到的高度，齐国以高度的学术自由、文化繁荣和拼命养闲人的政策，竟然也达到了。